11. 译者的自由和限度(上海翻译090128修订)

徐莉娜

摘要:“直译”和“意译”之争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问题争论的核心是译者的和自由、忠实与叛逆的关系。译者有多大的自由度？离忠实有多远？本文分析了原文和译文的距离并借助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作者和译者的关系、两个文本间的距离以及和自由的关系，指出任何一种文本都是译者价值取向的结果，译文间的差异是由译者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的。

关键词： 和自由；叙事学；隐含作者；隐含读者

Reflection on Restrictions and Freedom

Lina Xu

Abstract： Scholars’ preoccupations of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have stretched throughout centuries, which focus on restrictions and freedom, loyalty and treachery in translation. To what extent is the translator given freedom in his performance? And how much does he stray away from the original?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se issues by analyz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SLT and TLT, and look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It points out that any vers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translator’s choices, which usually generates a different version by translators with a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 restriction and freedom; narratology; the implied author; the implied reader

一、翻译的悖论

《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提出自由派这个概念令人感到突兀，但也耐人寻味。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带有悖论性质的概念非凭空杜撰，也非故弄玄虚。作者以史为据，旁征博引，论证了自由派翻译传统的存在。书中提供的大量史料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翻译史画卷。从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佛经翻译到现当代文学翻译，从自然科学翻译到社会科学翻译，从古罗马到20世纪中期的西方翻译，从对原创的翻译到改编和转译，从翻译目的到翻译结果，读者看到了各重要阶段的翻译活动、价值取向、译作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局限性和灵活性。

“自由派翻译”揭示的是一个翻译悖论：与自由。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无不面对这种二律背反关系去做二元对立的选择：直译和意译、形似与神似、忠实与背叛、科学性与艺术性、异化与归化。所有译者都身处两难境地，面临选择和自由的尴尬局面。选择“”，译者不得不屈尊俯就，受镣铐舞者之苦；选择“自由”，译者又有

越位和叛逆之嫌，面临越位、出界的风险。译者身处忠实与背叛的两极，力求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在对立中求统一，但此事终究古难全。

二、—翻译的基本属性 翻开《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不难发现译事之难在于。是翻译的本质，自由只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不同的译者有选择不同表达形式的自由，但所有选择都不能脱离原文的。译者无论有多大自由，他的目标依然是源语取向，让两个文本在内容上得到完美的统一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也是翻译的理想境界。严复为立一名而“旬月踟躇”，感言“信、达、雅”为译事三难，这都是因为原文了译者自由发挥的缘故，这种置译者于两难处境，但也正是由于，译者成了作者的“代言人”、“传声筒”。脱离了原文，行为主体的身份就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主客体关系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翻译的来自原文文本（语言文化的）。杨自检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翻译必须有文本参照。翻译和

写作的区别主要就是这一条，翻译没了这一条就是写作，而不再是翻译。”刘重德(19:05)也说：“信于内容, 达如其分, 切合风格”。既是被该书划归为自由派译者之一的傅雷也认为翻译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使最优秀的译文, 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 过则求其勿太过, 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金梅，1999：43) “神似”、“化境”的倡导者钱钟书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但“化”也有个限度, 只能化成原文内容所有而形式所无的译文, 不能化成原文内容所无的东西。”这些阐述谈的都是翻译作为创作活动的局限性。译者固然有选择译文形式的自由，但没有超越临界线的自由，也就是说，译者在极限之内可以按个人的意愿或者目的语文化的需求选择译文的形式，但超越了极限，就丧失了译者的身份。“从心所欲不逾矩”应视为译者控制自由度的基本原则。

《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提供的史料让人们看到了翻译的局限性、社会性和时代性，其局限性因表现译者与作者间的距离而得到彰显。译者，作为作者的转述者，原则上应与作者保持零距离接触，但就整体翻译而言，零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翻译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语言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异时间、异空间和异文化的因素。社会和时代往往会影响译者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不同的文本形式，不同的文本反过来又会影响特定的时代，因此，译者的选择不单纯是的语言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译者虽然是作者的转述人，但其叙述-聚焦关系却经常偏离作者的叙述-聚焦关系。偏离一旦产生，译者的“忠实”也因此而打了折扣。造成偏离的原因一般是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语言文化差异了译者的价值取向。为追求目的语规范或迎合目的语文化，译者容易做出疏离原作的选择。

和自由这组二律背反关系始终贯穿于与翻译相关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还是翻译实践，都必须面对这组关系。书中所论及的自由是相对原文而言的。离原文的越远，译者行为的自由度就越大，但实际上译者的行为同时受到来自两种价值体系的：一种是源语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体系，另一种是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体系。在这两种价值体系面前，译者不断做出有一定倾向性的选择。源语取向，离原文越近，译者的自由度就越小，反之，自由度就越大，译文离原文也就越远，超越了临界线，翻译的属性则丧失殆尽，这种文字创作行为就成了写作。从书中史料可以看出，多数译者在摆脱原作的同时转而接受另一种，即迎合目的语文化的需求，为此，有人把译者比作两个主人的仆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永远处于中，自由是相对的，是相对源语价值体系的存在而存在的。疏离原作就被视作自由，迎合目的语语言文化的需求成了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自由的限度

杨自检（2008:7）在该书序言中对译者的“度”做了精辟的阐释：“追求忠实原文的译者会竭尽全力使译文靠近这作品的特定目的与追求。但译文靠近原作靠到什么程度，很难用百分比（99.99%、99.95%、99%、98%等）来描述。不过可以建立包括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评价指标来评定不同译文和原文的靠近度，从而可按靠近度的大小排出顺序来。”正如译者于原文的忠实度不能用百分比计算一样，译者的自由度也没有一个精确的量化指标。如果以原文的形式、内容、语篇特征、交际意图和交际背景为参照指标来评价译者选择的自由和忠实的对

比度，就比较容易认识译者的权限和职能，便于译者在什么层面及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创作自由以及译者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原文做出一个较为客观的判断。

参照指标以原文为标准，主要包括语音、字形、词汇-语法特征、语义要素、语篇特征、交际功能、文化因素和读者。如果译文在一些指标上靠近原文，即原文价值取向，那么该译文就属于翻译创作，意义和功能指标与原文的一致，一般就属于传神之作。如果译文只满足形式指标的要求，与原文貌合神离，那么译文就是死译。如果该文在各方面都与原文无关，那么这种创作行为则不是翻译而是写作。

根据上述参照指标，可以进一步把翻译方法分为以下几类：

1、音译：参照原文语音，采用拟音的翻译方法。

2、直译：“直译”简单地说是一种保留原文形式、转述原文内容的翻译方法，但实际上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直译可以分为以源语为取向的异化型直译和以目的语为取向的归化型直译。异化型直译采用的是源语表达式，表现为逐词翻译和语法特征的翻译，译文僵化生硬，这种翻译有助于外语学习者了解掌握源语的语言特征，但通常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归化型直译有两种情况：第一，源语和目的语的表达式一致或几乎一致，译文形式符合目的语自然的表达形式，无晦涩牵强之感；第二，译文的指称义与原文一致；译文采用的是目的语自然的词汇结构和语法结构；译文语言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接受。

3、死译：按照比克曼和卡洛（1974：20）的说法，“死译”就是“高度直译”，即过度模仿原文形式，译文因此出现所指不明、逻辑混乱、文句不通的现象。 4、意译：“意译”主要是目的语取向。采用意译的原因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在语言形式及文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评价指标上来看，由意译产出的文本是能传递原文指称义、文化信息、体现原文交际效果的译文。

5、胡译：按照比克曼和卡洛（1974：20）的说法，“胡译”就是一种“过度直译”。从评价指标来看就是在形式、内容、功能及效果几个方面都疏离原文的写作行为，这种文本显然不能算作翻译。

译著评价应该在特定层面上比较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联性，根据一定的参照指标来审视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这样才可能对翻译和自由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也可以对译者的自由限度做出大致的评价：哪些是有效的，不可解除的；哪些解除后不会影响翻译的属性；哪些解除后，翻译的属性会发生变化。根据译文和原文之间的远近关系，可以把翻译分为以下几种：

1、零距离翻译

零距离翻译根据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音译，一种是形义兼顾的翻译。借助音译可以引进新的表达形式和新的概念。形义兼顾的译文，其形式特征和内容都贴近原文（韵律除外）。这种译文离原文最近，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原文保持了最大限度的一致性。这种绝对服从原文的情况一般出现在简单文本翻译、句子或对话的翻译中。就篇章翻译而言，零距离翻译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2、近距离翻译

近距离翻译在形式上（如词性、顺序等语法特征和衔接手段）与原文不同，但语义、交际功能及语篇类型等指标都贴近原文。这就是傅雷说的“在其内而忘其外”的译文，也是钱钟书说的“化境”译文，“只能化成原文内容所有而形式所无的译文”。大部分的优秀译作都属于这一类。

3、形合神离翻译

翻译如果形合神离，组词造句难免亦步亦趋，形式上与原文无距离，但语义指向不明，逻辑不清，译文晦涩难解，诘屈拗牙。这种译文形式受制于原文，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内部的指称义、逻辑关系以及语篇效果，因此只能算作一个死译文本。死译的产品自然会削弱翻译的属性。

4、功能型近距离翻译

这类翻译主要以交际意图和目的为取向。必要时，可改变原文的表现形式、叙事视点，甚至可以忽略原文的指称义，让译文实现特定功能的等值效果。这也是Nida所强调的信息对等而不是形式对等的翻译等效原则。按Vermeer(19ａ:20)对目的论（Skopos）的解释即“按照文本所处的语境和它本身的功能来翻译、解释、会话、写作”。这里面的关键词是“文本所处的语境”及“功能”，也就是说译文只要在交际目的上与原文取向一致，就可以解构原文的话语形式，根据语境转达原文的交际目的和效果，或者说让译文服务于这个特定语境所限定的目的。能够体现作者的交际目的或意图的译文，无论它在形式或指称义上是否与原文一致，都是源语价值取向的近距离翻译。根据目的语需要对原文进行节译、编译、阐释的翻译就属于这一类翻译。

5、远距离翻译

在形式特征、语篇类型、语义指向和交际功能等方面偏离原文价值取向的翻译为远距离翻译。对原文文本任意改动、操控，对原作进行随意增、删、改写及借题发挥的行为是一种远距离翻译。

尽管解构主义等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翻译研究对传统“忠实”观提出质疑，主张对原文和原作者的“解构”，但并未否定原文和原作者的存在，原作仍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核心。虽然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但他谈的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及译文对原文的疏离，并非完全抛弃原文。就原文问题，勒菲弗尔(1992)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操控，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翻译创造了原文”这本身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没有译文就没有原文，原文和译文两个概念相互制约，互为依存。所以说，超出原文的控制范畴，就没有了译文。再自由的译者也不可能摆脱原文的。如果以叙事理论的眼光来观察译者的行为，就可以发现《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中提到的自由派译者是如何操纵源语文本的。

四、翻译的叙述和受叙关系 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研究经常讨论的问题，涉及这方面的话题有主体性问题、对话关系、主仆关系等，但如果以叙事理论来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译者操纵文本价值取向的动因。

韦恩·布斯1961年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他认为“隐含作者”是“第二自我”，是文本中创造出的真实作者的“替身”，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他代表着特定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Prince：42）。“真实作者”通常被界定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借助隐含作者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投射到作品中去。隐含作者“以文本为依托（申丹，2006：26）”，是真实作者的传声筒，所有文本都有隐含作者。与隐含作者相呼应的是隐含读者。“隐含读者”这个概念由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提出，指作家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与之相对的是真实读者。“隐含读者是真实读者的“第二

自我”，是按照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的关系过于简单，难以说明为什么译社会规范设定的读者。（Prince: 42）”者的价值取向游移不定，时而忠实作作家在创作时其潜意识中都有“隐含者，现身于译作，时而疏离作者，隐读者”的存在。作品就是隐含作者和隐身于译作。这种简单的关系也很难让含读者对话的产物。 人搞清楚：谁在说？谁在听？图2显

传统翻译研究认为译者具备双重示了叙述者和受叙者的关系，从中可身份。他首先是原作的读者，而后是看出译者-读者关系的实质。译作的建构者。这样解读译者与作者 作者-译者的关系 原文叙述—受叙关系 真实受众 真实作者 受众 隐含作者 隐含受众 译文叙述—受叙关系 作为阐释者的译者真实受众 显形 作为转述者的译者受众 隐含受众

布斯认为隐含作者“有意无意地多，一方面，他必须依循原作叙事文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他是他自本转述原文的内容，反映原文的话语，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隐含作者虽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自己的隐含读者的然没有声音、没有直接的交流手段，，不得不去迎合读者的需求及其不体现为语言表达符号，不具备人格文化价值取向。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化的形象，但他通过选择、安排、组需求发生冲突时，译者只能择其一而织各种叙事要素建构了一个文本。按从之。源语文本取向，译者的选择就布斯的说法，文本就是隐含作者选择接近了他的隐含作者，译文贴近原文；的结果。隐含作者折射出的是真实作反之，就疏离原文，译者接近的是自者在创作状态中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己的隐含读者。译者自由度的大小就他与隐含读者依循同一叙事文本，构体现在他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距离成了一个交流渠道。“隐含读者”不的选择中。译者对文本的操纵程度也同于现实中的群体读者或无特定价值是由这种选择决定的，这一点在严复取向的读者，他是作者心目中的预定的翻译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读者，是与作者价值理念相契的读者。严复在翻译上所做的选择充分如图所示，文本中真正交流的双方是体现出其意识形态和目的性。他翻译隐含的叙事者和受叙者。译者作为隐倾向性明显，读者对象明确，对信息含受众，他会按隐含作者组织文本的的处理目的性强。严复的翻译倾向性叙事要素（语言规范、文化规范及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观）去解读文本，这是他接近原1、选材的倾向性 文的第一步。作为文本建构者，他的严复翻译目的性明确，所选择的选择比原创隐含作者的选择复杂得每个文本都是“当译之本”，是近代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在严复看来中国之落后，西方之先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价值理念的差异。严复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进西方新的理念和治国之道。

2、价值观的倾向性

在翻译策略上，严复对译作内容的处理貌似自由取舍，随意改动。实际上，他对内容和话语的选择完全受到其意识形态、社会环境和读者对象的影响。就删减问题而言，严复采用了“节译”策略，有选择地翻译了赫胥黎作品中有关生物界“进化”的原理，忽略该书对社会伦理学的阐释。同时，有意“误读”，以“误读”掩盖赫胥黎的伦理观。赫氏认为自然界没有道德标准，自然界弱肉强食，竞争进化，而人类则不同。人类是可以互敬互助的，伦理学不能等同于进化论，否则，在自然进化的生存竞争作用遍及大地时人类社会就会消失在人兽不分的洪流之中。对此，严复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界的竞争、优胜劣败、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实际上，在严氏的译文里受众听到的并不是作者的声音，而是译者的声音。严复在建构译本的时候有意让自己的价值观取代作者的价值观。如果说作家在创作的潜意识中有自己的预定读者，而隐含读者与作者的价值理念应有相契关系，那么作为读者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彻底背离了源语文本的叙述者和受叙者的价值契约。严氏呈现给其隐含读者的是一个内含两种声音的文本，一个能实施译者说教、能与译者本人心目中的读者交流的文本。

3、选择话语形式的倾向性

根据查特曼(1978)的叙事理论，话语是传达内容的方式，叙事是通过“话语”来交流的。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后人奉为翻译原则，但其译书却因“雅”字为人诟病。责其因“雅”失于“信”的人不在少数。实际上，严复之所以选择能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形式进行翻译正是因为他胸有读者。他心目中的读者皆为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只有以其所习见的语言译书，才能诱其读所译之作。借“雅”破启锢闭，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在赏文中接受一些西方思想是严复采用典雅话语形式的目的。以通俗的话语形式来翻译，严复的隐含读者可能就不会是这些士大夫们。严复以古文译书，抬高译文身价，以吸引“多读古书”的士大夫，向他们灌输新的新思想，以期达到唤起变革意识、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严复的翻译充分说明了译者作为叙事者的职能。热奈特(1990:181-182)在其《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提到叙述者有5种职能：

（1）狭义的叙述职能，即讲故事； （2）管理职能，即组织文本； （3）交际职能，即与受述者组成

交流语境；

（4）情感职能，即其主观介入故

事的程度和方式； （5）思想职能，即说教。

严复作为一名译者有过于自由、 疏离原作之嫌，作为一名叙述者他恰如其分地发挥了叙述者的职能。他根据心目中的读者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目的地选择了“当译之本”，选择了隐含读者所习见的话语形式，为自己建构了最适合与听者交流的语境，在文本中融入了启蒙思想，唤起国人自强自立，复兴中国的意识。

对严复翻译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见于稻叶君山（1915：30）的评价。他在论及清朝和革新一章中写到：“此时(指清革新时代)重要之著作，如康有为之孔教论，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出而思想界

一变。《天演论》发挥适种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16年中日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5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由此可见，严复的翻译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就思想职能而言，严译之成功可见一斑。

严氏文本和赫氏文本的差异表现在内容、话语、意识形态等方面。译者对原文内容和话语形式的取舍，甚至改动，都体现出他所处文化和社会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反过来，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对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结语

从《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一书中可以看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显身和隐身都是价值取向的结果。为了迎合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异域文化的规范、异时空的环境要素等，译者会不遗余力地去选择隐含作者所选择的故事内容和表达手段,用查特曼的话来说就是选择“故事和话语”（Chatman，1978:19），将隐含作者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异国风情介绍给自己的隐含读者（目的语读者）。这种情况下，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是由译者转述源语隐含作者为源语隐含读者选择的隐含文本，翻译痕迹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彰显，译者因此而显身。译者显身让自己的隐含读者听到了作者的声音，而译者隐身让自己的隐含读者听到的是他们所熟悉的声音，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话语形式。就翻译策略而言，译者显身采用的是异化策略，隐身采用的则是归化策略。前者拉近了译者和作者的距离，后者拉近了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距离。译者显身更能体现翻译的属性，而隐身则让译者站在临界线上，面临解构和重构的选择，后者无疑会在旧文本上催生一个包含两个

隐含文本的新文本，一个经过改写的雑合文本。书中提到的自由派翻译者更多的是让目的语读者听到两种声音——作者和译者的声音。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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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修辞学 电子信箱：nayijing@yahoo.ca

通讯地址：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6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