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伯莎·梅森的“疯癫”形象

【摘要】 ..................................................................................................................................................................................................... - 2 - 一、“疯女人”形象呈现 ......................................................................................................................................................................... - 3 -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 ......................................................................................................................................................................... - 4 -

（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 ................................................................................................................................................... - 4 -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 ............................................................................................................................................... - 5 - 三、“疯女人”形象与女性写作的关联 ................................................................................................................................................. - 7 - 四、结语 ..................................................................................................................................................................................................... - 9 - 参考文献 ...................................................................................................................................................................................................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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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伯莎·梅森的“疯癫”形象

【摘要】

伯莎.梅森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性人物，是潜藏在桑菲尔德庄园的一座阁楼上的带有精神病史的一朵罂粟花。她困守在无爱的婚姻牢笼中,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幸福，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她努力过、抗争过,但在强大的男权大厦的压迫下,其微弱渺小的反抗，最后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然而，在无声的抗争中，她打破了权威,颠仆了伦理,成为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疯女人”。那么，在本文中，主要展现了伯莎的形象特点与作用，分析出导致她疯狂的原因，以及对我们的深刻启示，并通过对“疯女人”形象的深入了解，揭示女性应当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生活。

【关键词】： 疯女人 女性意识 男权压迫 话语权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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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伯莎·梅森的“疯癫”形象

一、“疯女人”形象呈现

“疯女人”是《简爱》作品里的一个边缘化的角色，相对于罗切斯特的故事存在而存在。这个在西班牙以美貌著称的美人，生于富商之家，本来该是锦衣玉食、富丽堂皇的一生，然而，她的父亲和罗切斯特那爱财如命的父亲暗中交易，用三万英镑的陪嫁把她许配给了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后来竟被和自己生活了四年的丈夫禁闭在没有窗户的冰冷的桑菲尔德庄园长达十年。她的人生由此陷入沼泽。

在作品中，夏洛蒂勃朗特重点描写了她的四次暴力行为：第一次是深夜闯入罗切斯特的房间放了一把火；第二次是刺伤了前来看望她的哥哥梅森；第三次是阻碍罗切斯特与简的婚礼，罗切斯特带着众人闯入“疯女人”的囚禁室，伯莎与罗切斯特搏斗，最后被捆绑。第四次是纵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使罗切斯特成了残废，自己也葬身火海。 从《简爱》中很容易发现：伯莎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坏女人的形象，而是一个挣扎的女人形象。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婚前，伯莎是美丽、热情、生机勃勃的富家小姐,婚后的她却变成了不可理喻的冷酷的复仇女人,最终以自我毁灭而告终。倘若，伯莎如果能得到丈夫的爱和体贴是不至于疯的，即使疯也不会这么严重。可以发现，是罗切斯特毁了她的一切，她怎能不奋起报复那个薄情寡义的男人。伯莎为什么要嫁给他呢？通过罗切斯特向简爱谈论自己当年的婚姻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伯莎在西班牙城以美貌著称，有众多的追求者，罗切斯特也极愿参与到男人们对伯莎追逐的队伍中，并且承认“我以为我爱她”。其实“我并不爱她。我强烈地需要她，可那并不是爱。”罗切斯特内心无意识的独白暴露了他人面兽心的本质。可见，罗切斯特决定娶伯莎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伯莎有魅力和才华，重要的，她有钱。当他知道她有家族疯病史后，不但不同情和保护妻子，反而更加藐视和讨厌她，以致后来毫不犹豫的抛弃了她。

最终，这个曾在西班牙以美貌著称的美人变成了“四肢发达、腰圆膀大、没有光泽”，一脸“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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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幽禁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彻底成了一个酗酒、纵欲、残暴、狡猾、世代遗传的疯子形象。“魔鬼”、“怪物”、“妖妇”，对一个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容貌殆尽、受丈夫无情诋毁和侮辱更可悲了。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

（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

伯莎被称作是第一个女性主义的“疯女人”原型形象，这个带有荒诞色彩的疯女人为什么会引进象《简·爱》这样现实气息浓厚的小说中来，我想，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造成了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酱料。

不过，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还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豪华的大宅院烧为灰烬。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就指出：“女作家通过把她们的愤怒和疾病投射在可怕的人物身上，为她们和自己的女主角创造出一个黑暗的替身（dark double），她们便与父权制文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等同起来，同时又加以修正。”② 这样，疯女人不再单纯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女作家们与父权制社会斗争的利器。

我们知道，自古水火不形容。“火”象征着刚强粗烈;“水”代表着温润纯洁。在这里“火”这一意象相对以往“水”的意象就是一个突破与转折。但，同时也投射了男性对女性的幻想:在男性眼中，女性应柔情似“水”，而伯莎却放了两把火，彻底颠覆了男性的期待。这两场火是被镇压的女性企图烧毁男权牢笼的愤怒之火，是女性企图摈弃父权制社会诱惑的净化与重生之火。当疯女人被男性代言，温顺听话的“疯女人”则被捧上天堂奉为天使，而叛逆不羁的则被打下地狱贬为魔鬼。然而，伯莎.梅森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打开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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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紧闭多年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

再深一层次，疯女人还表现了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自身的焦虑和疯狂。女作家既要实现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又难以摆脱其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一位浪漫的女强人而是一个巫婆或恶魔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

同时，“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糕的是这身体曾经被供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成了她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③通过这种“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有主见的简·爱，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所以“疯女人”形象成了作家们在文化和社会中被压制的东西得到恢复时那一种爆炸性，彻底破坏性的力量的恢复与释放的突破口。

除此之外，这把火还让《简爱》这部作品中显现出了几许基督教的色彩。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解释“火”，即上帝之子耶稣用圣灵与火为世人的灵魂施洗以涤除她们的罪孽，或者说是上帝以此作为对人类的进行的最后审判和惩罚。 因此，“火”包含的双重含义是既可毁灭一切，又可带来新生。这把火成为了传统婚姻的突破口，摧毁了男权社会的中心地位，罗切斯特不再为贵族，简也不再是他的附属品，从而实现真正实现了人格上的平等。因此，在《简爱》这部著作里，伯莎展现的不仅仅是毁灭、破坏性的力量，也是建设性的力量。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

作为一个配角，伯莎在文学批评史中长期被藐视，被误读，对她的论述和研究也一次次地被搁浅被埋没。桑菲尔德阁楼上是一个疯女人吗？伯莎真的是精神错乱吗？仔细分析疯女人的四次行动，她的矛头所指的都是小说中的几个男人，而对小说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未直接伤害过。“火烧罗切斯特”，刺杀哥哥梅森，撕毁婚纱，如果她真的疯了，又如何能够干净利落，从容不迫地完成行动?“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安静”④ 。虽然她的行为怪异极端，但似乎她的头脑是清醒的。而究竟是真疯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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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疯，她无法展示、无法证明，更无法辩解，她有的只是几声低语或呢喃。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 、《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使人耳目一新：

“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伯莎清楚地知道是谁造成了她今天的悲惨生活，她要斗争的对象是男权大厦的统治者们——父兄和丈夫。要知道，伯莎还未出场就被罗切斯特宣告她是个疯子。伯莎的缺席与不在场恰巧给罗切斯特一个随意建构她的机会，因而，伯莎成了一个永恒沉默的“他者”，被挤入边缘地带。在事实上,伯莎是扭曲的、被压迫的、令人同情的,是被误解的，但她并没有疯。在男权世界里，“疯”只是她保护自己的一个面具。这些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疯”是追求独立的女性自身潜在或显在的因素,是为了突显女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而运用的夸张、变形的方式。

在此，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⑤当“疯女人”形象逐渐洗去了恶魔的污垢后,就露出了遭受父权制家庭严酷摧残的不幸女性的本来面目。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勾勒了两极化的女性形象：一类是天使型，集美丽高贵、温柔可爱为一身，且生活的无忧无虑，幸福快乐；另一类恰恰相反，属于魔鬼型，阴险狡猾、狠毒淫荡且经常被仇恨与抱复缠住。显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伯莎被罗切斯特妖魔化了，而实际她与“疯癫”有显著地不同。每一个觉醒的女性身上都有一种因叛逆而来的疯狂，在她的身上残存着些许魔鬼的影子，但她的内心更多的有着天使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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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女人往往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疯女人”是被侮辱、被戕害的孤独女性形象，是生活在男性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她们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压迫，是男性文化剥夺的对象。第二，“疯女人”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彻悟女性。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她采取行动，表达压抑她们的男性群体与文化的愤怒，反抗男性文化。第三，“疯女人”又是反抗的叛逆女性。

“疯女人”形象是男性文化对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压抑策略与方式。男性借助文化具有的命名权力对女性进行“妖魔化”，贴上“疯狂”的标签，从而取消女性主体意识存在的合法性。 这一形象剥去传统文学文本中对女性形象的矫饰和伪崇高化，还原女性真实的内心状态，发出女性的声音；另外这一“疯女人”形象，使觉醒的女性得以摆脱父权/男性文化强行加诸女性的“外衣”，抗拒父权与男性文化用以束缚女性的“ 天使”形象，实现女性的“解放”。

诚然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⑥也就是说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可以把一切不符合夫权社会对妇女定义的异己分子贴上疯癫的标签，这部作品中罗切斯特无疑是唯一有话语权的人，于是，伯莎·梅森成了可怕的、“被放逐”的疯女人形象。

由此得出：“疯女人”不是自然产生，而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和证明,是男权话语压抑女性的结果。伯莎的“歇斯底里症、疯狂是对父权专断思想的控诉，是难以用语言对限定说出的抗议”。⑦疯癫也不是个人的精神病变,而是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它隐喻着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戕害,也是对女性创造力和颠覆性的曲折表现。这或许才是导致伯莎及众多女性形象“疯癫”的真正原因。

三、“疯女人”形象与女性写作的关联

纵观外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特征：无论是《简爱》中阁楼上的伯莎，或是歌德《浮士德》里纯洁无暇，天真烂漫的玛嘉莉特，还是美国作家霍桑《红字》里的森林巫婆，她们都是“疯女人”形象的典型。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多“疯女人”的例子。比如说男性作家群体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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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笔下被封建的儒家思想逼疯的祥林嫂一生都认定，她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来“捐门槛”(赎罪)的；曹禺话剧里像雷雨似宣泄的繁漪，以及铁凝《玫瑰门》中司怡雯一生为了挤进男性主宰的历史而不断失去自我，乃至疯狂，而姑爸有意逃离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历史却将其还原为一个“疯女人”，这些疯癫的背后，都隐含着对其所属阶级和父权制统治秩序的反抗与嘲讽。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思想的牢笼，解除社会男性视觉的偏狭呢？毫无疑问，女性本身具有这种解除咒语的魔力，尤其是敢于拿起战斗旗帜的女性作家。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写作一直被视作是男性的特权。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第一页中提到：“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⑧钱和房子都是财产的象征，只有保证经济上的独立，才有可能保持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独立。伍尔夫要强调的是女性要勇敢地为自己而活，有独立自主的意识，自己的心灵空间。屋子（心灵）里若只装有丈夫、孩子、公婆或别的什么人或事，而当这些东西一当抽走，剩下的只是荒芜和寂寞。恩格斯也说过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妇女运动便无从谈起。而封建时代的女性作为一个无产者，一件附属品，毫无情面的被父家抛向夫家，又毫不留情地从夫家逼回娘家。倘若都回不去了，就容易走向堕落。试问一句，“疯女人”们出走以后会怎样？鲁迅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就告诉了我们会是怎样的结局，没有墓碑的子君是一个例子，出卖皮肉的陈白露是一个教训。如果我们忘记这么一个事实，付出的代价永远无法用金钱衡量——人格、尊严，甚至于生命。

19世纪，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她们逐渐意识到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悲剧命运。于是，妇女与男性社会的对立也逐渐凸显出来。觉醒的女性跳出了男性文学的偏执，对统治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的“疯女人”形象群体进行反驳和颠覆。而这反驳和颠覆的代言人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原型—伯莎.梅森。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曾说：“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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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一项无边无际的工作,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⑨在埃莱娜·西苏的眼中，女性写作就成了肉身和性灵的双重铭刻活动，去除藻饰的本真叙述，穿透被蒙蔽的事实，将个体的本体体验嵌入行将弥合的历史裂隙之中，女性写作将原本淡出历史场景的女性角色安放在明亮的聚光灯下，洞烛幽微难测的女性世界，把她们从虚无的边缘挽救回来，使历史的缺席变成生存的在场。

疯女人的形象吸纳了女性作家的愤怒与不平，并在这恐惧不安的形象中为她们自己以及笔下的女性角色创造出“阴暗复本”。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相信疯女人(包括巫婆、恶魔)隐含着作者自我的化身。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女性作家得以展露自身独特的力量和声音。伯莎在这个过程中就充当了简爱的影子，正是简渴望的一种倔强独立的影子。她在那一种深受限制，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舞蹈，用心灵凸显出女性生命独特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 这不是简爱想要的自己吗？不是女作家们渴望创造的一种新的女性形象吗？

夏洛蒂勃朗特书写自己的故事，意味着表达独立的自我意识，意味着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发掘被遮蔽的女性历史。女性不再是等待男权社会赋予意义的空洞的能指符号，但女性的重新定位又是如此的艰难。于是，写作成了女权主义作家们治疗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伤痛的一剂良药，“疯女人形象”也就成为女性创作主体的一种复杂微妙的女性文学书写策略。

四、结语

十九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欧美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开展，斗争的矛头由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革命，攻击父系霸权和男权文化及其等级秩序。伯莎·梅森经历了父权与夫权的压迫,个人意志被剥夺,生命被封锁并走向死亡，尔后，通过死亡重新获得新生。她是令人同情的,但她的悲剧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们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⑩《简爱》展现的不仅仅只是罗切斯特与伯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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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两性争夺话语权的体现。伯莎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她代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妇女心酸悲苦命运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表现出女性不是软弱的，易屈服的，而是倔强的、自主的、独立的。她历史，走过了一条由顺从到苦闷到觉醒再到发现自己的漫长心路。因此，轰塌男权大厦的压迫与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律制度，构建自己的坚固堡垒，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解放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迫切任务与需要。

所以，只有当女性拿到了自己的笔，找到自己的心灵意识，自己的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或许是“疯女人”形象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敢于亮出自己的利剑，无论是那个远去的封建时代还是这个残留着封建顽疾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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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鲁迅《再论雷峰塔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

③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④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年 第227页

⑤朱虹《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详见《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⑥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 杨远婴译 三联书店1999年版 第167页

⑦陶东风 ：《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七章 第419页

⑧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1页

⑨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⑩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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