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角度浅议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ECONOMICRESEARCHGUIDE

No．31，2009SerialNo．69

从政治学角度浅议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对策于

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逐步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运用政治学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利益补偿、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和调节的不均衡。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和完善表达诉求、弱势群体保障、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四大利益调处机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政治学分析方法；利益调处机制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1-0205-02

一、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群体性事件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频繁发生、广泛分布及其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形式，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成为各级

政府和公安机关治理社会治安、保证安定团结局面的党委、

一项重要工作。群体性事件从总体上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既包括轻微违法的群体治安行为，也包括触犯刑律的群体犯罪行为，是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其他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群体治安性事件。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群体性事件是关乎国家稳定和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大事情，是执政党和政府在调整阶级斗争、利益群体矛盾、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等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等原因所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解释是对群体性事件认识的必然现象。

的最高层次。第一，从政治学角度表述和解决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矛盾。第二，政治学角度的解释揭示了群体性事件运动、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第三，从国家稳定和执政的角度认识群体性事件，能够确保国家在社会管理及法制建设中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由于群体性事件危害极大，所以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步到位，在旧的体制基础。

还没有完全被彻底打破的情况下，新的体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因而产生了双重体制的存在。新旧体制的并存在运行中发生摩擦，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混乱和失控。其次，改革是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加之受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再次，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旧的平衡被打破，利益被重新调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由于缺乏提升自身素质的内在需求，生活在精神生与此同时，活极度困乏的世界中，为富不仁的情绪滋生蔓延。市场和竞争机制使原本的弱势群体和新生的弱势群体处于贫困的边缘，仇富心理成为其流行思维，穷富之间的矛盾成利益为潜在冲突的基本诱因。运用政治学分析方法来分析，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源于利益差异。当前，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利益群体矛盾引发的，这种利益群体矛盾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果这些利从根本上讲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是，

益群体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蔓延，那么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只局限在矛盾本身，其演化的必然后果是社会压力更多的指向执政党和执政阶层，同时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多发和频发的最主要影响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群众将利益对立的目标指向政府，这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后果导致群众的特殊心理、特殊情绪，从而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二、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部分利益群体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却通过各种途径把社

会发展的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和社会弱势群体，使得中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分配秩序产生重大阶段性偏差，成为导致现阶段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改革本质上是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归根结底是利益的调整。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诸多新的矛盾，这些矛盾正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

收稿日期：2009-06-26

三、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运行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表明整个社会机体中存在某些环节的错位，而要修补这些环节，就必须考虑到社会运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问题的出现绝不可能是单一环节的疏漏。因此，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利益

作者简介：于梁（1985-），男，吉林农安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治安管理研究。

—205—

调处机制需要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社会主体，多管齐下，方能收到显著成效：

1.利益表达机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利益呈现多元化特征，普通民众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在关乎自身利益政策的决策上享有话语权。当现有政治体系不能提供这一渠道时，他们无法真正维护其经济利益，而只有采取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要

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被置于十分重要求。在此情形下，

的地位。一方面，它能为利益受损者提供一个表达和发泄的渠道，让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得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宣泄出去，另一方面，它能通过搜集民意，从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向政府部门发送信号，督促政府倾听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声音，收集公众的不满，从利益表达中发现社会矛盾，从而将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控制在萌芽阶段。

2.利益补偿机制。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都是一定程度上

他们之所以选择参的利益受损者。出于经济理性人的考虑，

与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利益受损的程度远大于承担的成本，而利益受损者预期通过群体性事件能够获取利益补偿。因此，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一方面对已发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与安抚，另一方面对利益诉求表现出来的需求也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补偿，以防止群体性事首要的是要确定利件的发生。要建立适当的利益补偿机制，

益受损方和利益获取方。如果存在明确的利益受损方和明确的利益获取方，则只需要对双方补偿的水平进行合理的界定就可以实现利益补偿。如果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是模糊的，则无法实现双方间的利益补偿，此时第三方主体的介入是必要的，其承担的责任是，对利益获取方和利益受损方的界定，

以及对获取和损失的利益进行测量评估。

3.弱势群体保障机制。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社会权利匾乏性、生活文化排斥性、承受能力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总而言之，弱势群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所承担的成本较其他社会群体低，参与群体性事件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从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角度，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保障，只有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弱势群体可能给社会秩序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由全体公民共享，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的安全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经济问题。参考文献：

4.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机制。利益调处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个社会主体在政府主导和适当干预下，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相互之间提出利益诉求，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矛盾，使利益关系更加合理化。激发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建立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机制，给通过个体和组织的力量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留下了空间。个体力量的发挥主要在于信息的传递。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网络社会，信息的传递借助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延伸。社会共识和社会责任机制的形成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通过个体意识的传播能激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在群体无意识和个体浮躁导致群体焦虑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责任分散心理和从众心理，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多呈现出旁观者倾向，因而从客观上推动了群体社会风气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也是无目的的群性事件的爆发。

体性事件的形成过程，众人一致认为某种行为是正确的，是值得提倡的，就会在群体中形成特殊的信息流，一旦信息流形成就确立了社会共识和社会责任的方向，也就是形成了所一个谓社会价值观。组织的力量并非个体力量的简单集合，有效的组织可以形成大于其组织成员力量之和的强大影响力。反之，一个无效的组织也可能削弱这些力量之和。影响组织力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共识的形成和责任体制的群体性事件处理完善。活跃于劳动领域的典型组织如工会、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织—媒体、基于共同利益而组成的团体如行业协会等等，通过其对社会共识的影响和自身完善的责任体制，对利益协调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改革和发展而

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群体性事件正是这些矛盾和问题

通过运用政治学分析方法对群体性事件进的具体外在表现。

行分析，利益差异显然成为群体性事件滋生的源头。因此，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急需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利益调处机制。

表达诉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弱势群体保障机制和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机制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利益调处机制，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社会主体，提出了覆盖个体和组织的全面的治理措施，有利于公安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解决，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创造出一个更加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1]马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分析:第5卷[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林龙.权利失衡与利益协调———城市贫困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J].青年研究，2005，（2）:3-23.[2]陈剩勇，

[3]赵守东.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J].理论探讨，2007，（2）.[4]沈惠章.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思考:第23卷[J].政法学刊，2006，（4）.[5]黄凌娟.群体性事件概念之简析[J].公安教育，2007，（3）.

[6]姜平平.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学分析[J].蚌埠党校学报，2006，（4）.[7]L.A.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郑永年.中国越来越多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什么?[EB/OL].http://www.tecn.cn/data/4671.html.

[责任编辑王晓艳]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