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的发展

中国古代“赋比兴”的发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 者进行研究和论述， 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 向来存在着各种分歧 意见，众说不一。

赋比兴汉代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 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 “比者, 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 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 “兴”是“起也”，即 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 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 他认为：

《毛诗正义》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 见今之失， 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 比较符合实际 外， 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 现手法看成为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勉强傅会。《毛传》、《郑 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往往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 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 ，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 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允许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 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 (《毛诗正义》无非，郑玄把 “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 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赋比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 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 “赋者，敷陈之称也；比 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 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 、极尽闳奢巨丽之能 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 一方面，也造成为了相当一部份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 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故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 评是切中其弊的。 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 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 和“兴”似乎无关， 所以刘勰在谈到汉 赋时，称其“日用乎比， 月忘乎兴， 习小而弃大” ，结果是“比体云构”， “兴义销亡” (《文心雕龙· 比兴》 ) 。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 。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 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 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赋比兴南北朝时期刘勰论述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经受到《毛传》和《郑笺》勉强傅会说诗 的影响，如他说过“ 《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 „尸鸠‟ (指《召南 · 鹊 巢》贞一，故夫人象义”( 《文心雕龙 · 比兴》 )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 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 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 故比例以生。 ”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 □言以切事”。这就 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 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 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 都是很可取的。

赋比兴南北朝时期钟嵘论述

刘勰之后， 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 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因物喻志，比也； 直书其事， 寓言写 物， 赋也。 ”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者“滋味” (《诗品序》) ，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 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 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 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 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 “说得不明不白” (黎锦熙《修辞学· 比兴篇》) 等。特殊值得注意的是， 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 各有所长，不能割 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 患在乎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乎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 之累矣。 ”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 “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 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 (《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 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惟独兼采三者之长，酌情 运用， 才干感动人， “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晰，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 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 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 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 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 响。

赋比兴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做 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 继承关系的。无非，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勉强傅会地解释“比兴”的本 义和 《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 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勉强傅会的问题。 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 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 丧，故兴义销亡” ( 《文心雕龙· 比兴》 ) ，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 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 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修竹篇序》， 元

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 (《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 的诗“稍存兴寄” (《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 昂又说： “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 (《喜(嘉)马参军相遇醉 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 “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 但贵轻艳。 ” (《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 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 “导 扬讽谕， 本乎比兴者也。 ” ( 《杨评事文集后序》 ) 白居易甚至还把“美 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 “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 者， ……谓之讽谕诗。 ” (《与元九书》) 他们标举“兴寄”或者“比兴”, 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 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赋比兴宋代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 《诗本 义》中、郑樵在 《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傅会之风提出了 批评。 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 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 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 物动 情者也。 ” (胡寅《斐然集· 与李叔易书》 引) 他分别从“叙物”、“索物”、 “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 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 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 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

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 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 也存在着这种范例。 例如长达 1745 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 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 沈德潜所说： “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 声音面目， 岂非化工之笔！ ” ( 《古诗源》 ) 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 杜甫的《石壕吏》， 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 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 ，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 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 情。这样的“比”法， 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 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辞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 ，即接触外物而引起 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 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 赠述诗》)， 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 物象中。

显然，李仲蒙对“赋、 比、兴”的阐述， 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经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 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杨慎的《升庵诗话》等展转引载， 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伸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 对“赋、 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集传》) 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 发” (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 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 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 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 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但是， 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 雎》一诗说：“兴也。 ”“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 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 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 乎？ 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 其文意皆放 (□)此云” 。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 了《诗序》、《毛传》、《郑笺》勉强傅会说诗的影响。 而且他也没 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者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 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者“兴也” ，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 以分解， 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 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 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 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 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 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

黄庭坚就曾经对宋代穿凿傅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彼 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 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暗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 (《大雅堂 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 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经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 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为了 极其恶劣的后果。

赋比兴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 和清代的周济。 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经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 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 词多也。 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 乃其讴也， □也， 呻也， 吟也， 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 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 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 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 意见是正确的。

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 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 “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 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 又不能

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 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 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故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 (《□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 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 (《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 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 “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 (《论词随笔》)，则把“比 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 缺乏特殊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 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赋比兴意义

总之， 关于“赋、 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 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 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 响； 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 于它们的重要性， 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 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 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 论上的认识日益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益丰富和完 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