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宁波港的发展

试论近代宁波港的发展

五口通商以后，宁波港再次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圈中，当然这次开放是在被动中进行的。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宁波港再也未能恢复到开埠通商之前江南大港的地位。宁波港在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的比重也日益式微，在全国各开放口岸中排名一路下滑，最后沦为三等小港。在此过程中，宁波港逐步演变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及转运港。宁波港的这种发展态势使得当时的一些宁波人以及建国初期的文史工作者们将近代宁波港的发展历程定性为：不断走向衰落。事实上，近代宁波港还是在发展的，只是这种发展较全国多数港口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可以说，近代宁波港的发展是在曲折中进行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在曲折中发展的近代宁波港

近代宁波港在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发展曾多次呈现波动，但从总体上看，宁波港是在发展的。从纵向上看，宁波港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些可以从开埠初期与开埠后一段时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货物进出口贸易值以及出口产品的构成上看出。

1843年宁波港正式开埠后的几年里，其进出口贸易变化波动较大。宁波开埠后的第一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对外贸易额尚为银元50万元，但5年后的1849年只有5万元，仅为开埠第一年贸易额的1/10。在开埠后到1849年的几年里，除了1844年的贸易额尚值得认可，其余几年的贸易状况均不景气，并且还呈现忽高忽低的局面。[1]

从1875-1896年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情况看：1875年贸易总额为1284.63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净值为618.03万海关两，土货进口净值为168.21万海关两，土货出口总值为498.39万海关两；到1896年这四个数据分别为1712.34、901.66、199.14、611.54

万海关两。由此可见，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总体上还是在缓慢发展的。从1875-1896这22年的时间里，尽管洋货进口及土货进出口的贸易值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就1875年进出口贸易情况与1896年相比较，增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896年进口的洋货货值比1875年要多出283.63万海关两，土货的进出口货值也比1875年要多，并且1896年的贸易总额是1875年的1.3倍。[2]

在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中，直接进出口贸易额所占的比重是很低的。1875到1879年宁波港直接自外洋进口的货值占宁波港进口总值的百分比都在两位数，但在其余的时间里，宁波港直接从外洋进口的货值在本埠进口总值中的比重大部分都要低于5%。宁波港直接向外洋出口的情况就更不乐观，直接出口占本埠出口的比重始终很低，都是小于1%，并且在1887-1889年以及1895年这几年里不存在直接出口的情况。[3]

在宁波港的进口货物中，鸦片始终占据着重要的比重。在1887年之前，鸦片在本埠洋货进口额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4]鸦片的进口状况影响到宁波进口贸易货值的变化与波动。1887年以后，鸦片进口的数量下降了，但仍在进口货物中占着主导的地位。这一时期棉匹头货、煤油的进口增长比较快。当然，宁波港的进口洋货中，留在本地消费的很少，大部分是需要转运到内地的。因此，内地腹地空间的大小也对宁波港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不同历史时期，宁波港是发展与倒退交替进行的。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宁波港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由于陆上交通受到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在上海遭到太平军的进攻与包围时，内地以及国外的货物选择宁波港作为进出口港。因此宁波港在这一时期的贸易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对此，民国《鄞县通志》也作了记载：“甬埠通商要以清代咸同间为最盛，是时国际因初开商埠，交通频繁；国内则太平军起，各省梗塞，惟甬埠岿然独存，与沪渎交通不绝。故邑之废著鬻财者，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

粤，而迤西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亦由甬埠集散，且仿元人成法重兴海运。故南北号盛极一时，其所建之天后宫及会馆煊赫为一邑建筑冠。”[5]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上海被占领后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畸形的繁荣现象。抗日战争之前的几年里，由于自然灾害频繁以及受到上海港的影响，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很不景气。

[6]然而从

1937年起，随着淞沪会战等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逐渐走

向好转。“及8月间沪战爆发后，群恐商务或受阻挠……非常事变之来，反足以相当鼓励，各主要出口土货如茶、棉等，本埠商家均竞相脱售求现，俾免损失，而日用品如煤油、糖品等，进口商家莫不从事囤积。是以全年贸易情形，初未因下半年时局扰攘之影响而见减色”。[7]由于受战局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一些商家纷纷购买重要物资并囤货居奇。随着上海的沦陷，宁波港独特的、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更加凸显出来。从1937年上海沦陷到1941年4月宁波沦陷的这段时间里，宁波成为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战略物资及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大量内地的商人云集宁波，采购他们所需的物资。这些都刺激了宁波港的繁荣和畸形发展。对此，我们可以从1937-1939年宁波港进出口贸易的变化中观察到这一点。从1937年起，宁波港的进口土货、直接出口土货以及转口土货都出现了增长的趋势，到1938年，宁波港的直接出口土货和转口土货的贸易货值飞速增长。1938年的直接出口土货货值是1937年的184.6倍，转口土货货值也在193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92.8%。[8]这种增长速度是很惊人的，但这种发展是不合常规的，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对于这期间宁波港的繁荣，浙海关贸易报告中也作了记载。1938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宁波口）》关于宁波港贸易有这样的记载：“至言贸易，则以长江下游各埠正常贸易无法经营，本埠（指宁波口岸，笔者注）商业乃见昌盛，总计进出货物共值国币6200万元之多。”[9]1940年的海关报告中也提到宁波港的繁荣：“自1月以迄7月中旬，进出船只畅通无阻，而当时临近之温州与福州两埠则倶被封锁，以是非战区出入客户咸以本埠为转运枢纽，趋之若鹜，运输倍于畴昔。往来沪埠之货物其繁盛情形，尤为前此所未有，商家莫不利市三倍。”[10]到1941年4月之前，宁波港的商业贸易是非常繁盛的，这从浙海关的税收中也可以看出。浙海关在1941年宁波沦陷前的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征收的全部税款计国币290万元，而

所得税款也超过其同期数。[11]

宁波港的兴盛及沪甬线上货运的繁忙也吸引了很多船运公司加入宁波及周边货物的运输。英商惠民轮船公司为了更便利客户，在宁波的扬善路成立分公司，并且派新祥泰轮航行于沪甬一线。[12]这一时期，沪甬线很繁忙，因此航运竞争也是很激烈的，甚至连帆船也投入到沪甬线的营运中。通宁公司经营的金源祥、周源祥帆船为揽生意，在《时事公报》第一张第一版的显眼位置刊登广告，并在广告中声称：“本船为谋沪甬两地客货畅流起见，转运各货常川往来。负责输送到达迅速，水脚低廉。”[13]但这种繁忙的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到1941年4月20日以后，鄞县及周边的镇海、余姚等地被日军完全占领，所有正常贸易都停顿了，而进出宁波港的商船也走向绝迹。

纵观近代宁波港的发展，其发展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波动。尽管太平天国战争及抗日战争等战时局势也曾给宁波港带来过繁荣，但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就大多数时间而言，宁波港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开放口岸中是滞后的。宁波港的直接对外进出口在开埠以后不断减少，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邻近上海港的强大和崛起将宁波港的进出口业务都吸引过去，甚者连准备到宁波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也转移到上海。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宁波港逐步演变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和辅助港。借助于上海港的繁荣，宁波港的商贸虽有所发展，但幅度不大。1876年、1896年，温州、芜湖、杭州的先后开埠使得宁波港的腹地空间进一步压缩，逐渐被限制在宁波地区范围内。原先从宁波港出口的大宗商品徽茶也改道从杭州出口，同时原先作为宁波腹地的浙江大部分地区被温州和杭州分流。这些对宁波港的发展非常不利，并直接导致宁波港出口商品的构成发生变化，宁波港逐渐演变成为以出口本土棉花、海味品等土特产以及草帽等手工制品为主的港口。

二、近代宁波港的历史地位

尽管近代以来宁波港已沦为一个三等小港，但就本区域而言，宁波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宁波港的转运功能，宁波港是上海港重要的支线港和外港；二是宁波港是浙江第一大港，是浙江物资进出口的重要通道。

宁波港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自唐朝以来就是南北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南宋至开埠初期，宁波港都是江南第一大港，并在对外贸易，尤其是在对日本、朝鲜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开埠以后，随着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逐步转移到上海，就连准备到宁波经商的外国人也改变主意。正如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一书中说的那样，上海将宁波的一切资源都吸收到它那边。由于宁波港的远洋贸易转移到上海，加上国内的转运贸易港也改为上海港，宁波港必然走下坡路，宁波港逐渐演变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和重要的转运港。宁波港成为上海港的转运港的最终确立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这之前，尽管宁波港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和波动，但太平天国后期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宁波港的发展。太平天国进攻江浙尤其进攻上海时，内地通向上海的交通线路受到战火的影响而一再中段，内地很多重要物资改从宁波港出口。比如当时的徽州茶叶就因为战争的阻隔而改为从宁波港出口。太平军占领宁波后，把江东的“海关监督署”改为“天宁关”，并征收较轻的商税，这些政策有利于宁波港的发展。但太平天国战争同时又使得大量的人口、资本迅速转移和集中到上海，资本、劳动力的进入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而上海经济的发展又为上海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结束使得上海港的贸易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上海港进出口贸易额也飞速上升。随着上海港的不断崛起，其对宁波港的辐射也日益增强，宁波港对上海港的依赖性也随之增强，宁波港的主要进出口贸易大都通过上海港来进行，宁波港成为上海港的一个重要转运港。这一时期，沪甬线上的轮船运输业务也是很繁忙的，并且出现了沪甬两地的定期航班。这使得沪甬线上的航运业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经营这条航线业务的既有法国东方轮船公司等外资轮船公司，也有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等民族轮船公司。

宁波港的转运功能在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杭州沦陷。原先通过沪杭线转运进出口物资的渠道被阻。上海港虽然受到日军的封锁，但由于当时公共租界还存在，因此还有一些打着日本盟国旗帜的轮船依然往来沪甬航线。这样上海港转运内地的进出口物资也改从宁波港转运。在转运贸易的刺激下，宁波港的进出口物资吞吐量以惊人的速度猛涨，当然转口物资占了很大比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41年4月20日宁波被日军占领之前。

宁波港的转口贸易为上海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宁波港的转口功能扩大了上海港的兼容性，同时减轻了上海港的压力与负担。宁波港作为上海港的一个附属港和支线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港走向繁荣。抗战以后，设在宁波的浙海关被撤销并入江海关，成为江海关的分关，其名称改为江海关宁波分关。从中可以看出宁波港的衰落，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宁波港对上海港的重要性或者说依附性，而这些都是由宁波港的转运功能所决定的。

从区域来看，近代宁波港依然是一个大港。近代以来浙江地区先后出现宁波、温州、杭州等三个开埠口岸，其中宁波港更具有优势。首先从历史上看，宁波港的地位比较显赫。从唐朝起宁波港就已是江南大港，宋室南渡后宁波港的大港地位更加突出。即便是到了屡次施行海禁政策的明清之际，宁波港依然是被指定为与日本、朝鲜等东洋国家和地区贸易的唯一港口。此外，宁波港还与南洋的泰国等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宁波港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成为南北货物中转站。而宁波内河航运发达，通过浙东运河，宁波内河与苏杭大运河连成一片。这些都有利于宁波港口腹地空间的延伸。杭州虽作为省城，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由于没有港口，加上地处内地，其进出口贸易主要还是通过上海来进行。温州由于周边受山地阻隔影响比较明显，腹地空间相对有限。再次从开埠时间上来看，宁波1843年开埠、温州1877年开埠、杭州1896年开埠。显然宁波开埠时间比温州要早34年，比杭州早56年。虽然这三个口岸先后都设立了海关，但浙海关

的所在地设在宁波，由此可见宁波港在浙江这个区域里的重要性。

从近代口岸的吞吐量及进出口贸易值来看，宁波港在这三个港口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尽管温州、杭州的先后开埠使宁波港的腹地空间被压缩在宁波区域中，特别是杭州的开埠直接切断了宁波港与内地货物的联系，一些物资也改以杭州作为其进出口口岸。但即便如此，有些重要的物资依然从宁波港进口，比如洋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宁波实行包税制。尽管温州开埠也有一段历史，但温州在开埠过程中也受到宁波港的影响。由于温州与上海之间的货物量少，因此往来上海与温州之间的轮船也很少。为此温州到上海去的轮船在宁波也作停留。宁波、温州、杭州这三个港口进出口总值的具体情况如图1：

图1：1861-1931年宁波、温州、杭州进出口总值

资料来源：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07页。

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除了1909年宁波港的进出口总值略低于杭州，在其他时间里宁波港的进出口总值要远远大于温州、杭州两港的进出口总值。就这点来说，尽管宁波港因上海港的崛起而失去了江南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在浙江作为中心港口的地位并没有

动摇。就区域来说，宁波港的存在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杭州开埠后，1899-1910年都呈现增长的趋势，尤其在1899-1907年这段时间里，洋货经由杭州关进入内地的数量猛增，每三年增长近1倍。而宁波港在这几年洋货进口则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即便在宁波港最低落的1917-1919年这3年里，宁波港进口的洋货值依然在整个浙江占据了主要部分，这可以从杭州与宁波关进口洋货值的对比上看出。而在1899-1919年这20年里，平均每年从宁波港输入内地的洋货值远远超过杭州关。[14]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杭州从开埠起的长时间里几乎“无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也无直接出口至国外货物”。[15]“本口（指杭州口岸）洋货直径从外洋装运来杭者，有东洋杂货，如毛巾、钟之类……及新加坡、香港等处运来之锡……”[16]因此，杭州的进出口贸易实际上是通过上海来进行的。而与杭州不同的是，宁波港还存在着与与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直接进出口贸易，从日本运入煤，从香港运入糖，并将花生油等杂货出口到香港等地。从这点上来说，宁波港还是比杭州港具有优势。

三、影响近代宁波港发展的因素

一个港口的发展程度受到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近代宁波港的发展除了受到自身内河航运条件、地理位置以及本地悠久的商业传统和钱业资本对洋货的抵制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上海崛起、太平天国战争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清政府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宁波港自身的主客观因素对港口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地理位置方面来看，宁波尽管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也是中国南北货物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但相对于近邻的上海港战略位置来说，还是要逊色些。这主要是因为宁波内地的腹地空间受到山脉的阻隔与限制，

西部绵延的四明山脉对宁波与内地的交通及联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南部又受到天台山脉的阻隔。这些都使得宁波港的直接腹地只是狭小的一块，直接腹地空间的大小影响了宁波港的对外贸易及港口的发展。王家范先生认为：“（宁波）亏就亏在会稽山、四明山等地形阻隔，腹地局促窄小，犹如封口的喇叭不响，虽有经济人才优势，却不得不拱手‘送’于上海。”[17]

宁波与内地的交通只有通过狭窄的杭甬运河（又称浙东运河）相连。由于运河很久未被梳理，淤泥沉积，航道航行条件受到影响。“宁波通往内地的运输十分困难，水坝以及运河中各种其他阻塞物，造成运河不畅通，严重影响着宁波的贸易”。[18]

从商业传统来看，宁波地区悠久的商业传统和雄厚的钱业资本对外国商品进入宁波起到很大的抵制作用。开埠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宁波还是我国东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宁波的钱庄业非常发达，并且宁波的钱庄首创了一种过账制度，即通过过账薄实行账款汇划的制度。[19]这种制度繁荣了宁波市场，当时宁波的商业活动也都是通过钱庄来进行的，可以说钱庄是当时宁波经济的大动脉，支持了宁波经济的发展。开埠初期，外国商品进入宁波受到很大的阻碍，而这与宁波钱庄实力的雄厚以及首创的过账制度有很大的关联。宁波开埠之初，英国的商人就对宁波的商业贸易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开埠后，宁波港的贸易状况令一些外国人感到失望。1848年7月31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索里汪在致英国公使文翰的信中遗憾地说道：“这港口截至本年6月30日为止这半年中的贸易，实在微不足道，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向阁下提供一份正式统计报告。这期间进口货只有17疋本色布，出口货只有3担人参和300担檀香木。”[20]除了自然经济的某些限制与抵制外，宁波的商业传统对入侵外资在商务上有较强的抵御力，这些都导致了进出口贸易口岸的转移。[21]

港口的发展不仅受制于自身主客观因素，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外部环境以及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的制定及其产生的影响。就近代宁

波港的发展环境而言，其外部环境因素主要为：

首先，近代上海港的崛起对宁波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外贸进出口额超过广州，跃居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港的位置。上海港贸易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交通、航运、近代工业等相关行业的联动发展，而这些又在很大程度了推动了上海港口规模的扩大和吞吐能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对宁波的辐射也随之增强，宁波逐步演变成上海的郊区，宁波港也逐步转变为服务于上海的小港。由于宁波的远洋贸易转移到上海，宁波直接对外贸易很少，主要的进出口贸易需要通过上海港这个中介来进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宁波港对上海的这种依赖性明显增强。在当时西方人看来，宁波港扮演的角色只是上海的一个外港，对上海港的发展起到辅助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宁波港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宁波港不可能再恢复到开埠前或开埠初期的江南大港地位。宁波港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宁波港的发展也只是借助于上海港贸易的繁荣以及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延续着，在服务上海的前提下得以发展。

其次，太平天国等战争也对宁波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战争状态下，由于上海属于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因此其贸易受战火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太平天国进攻、包围上海的过程中，内地与上海的交通中断，宁波港作为转运港的优势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太平天国进攻江浙之时也正是宁波港的转运贸易最繁盛时期。关于这时贸易的兴盛状况，民国《鄞县通志》曾有过记载。此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上海、杭州相继被占领后，沪杭线这条联系上海与内地的重要纽带被切断。上海进口的很多物质要转移到内地只有通过宁波港。事实上，宁波港的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的，只是上海港的位置比宁波更优越，它是江海联动，因此在上海港受到外部战争因素影响时，宁波港也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但这只是一时的。

第三，政策影响。不仅是过去，即便是现在，政策对港口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好的政策对港口的发展有利，但有些政策则阻碍了港口的发展。我们以晚清政府推进的厘金制度为例来说明。具体到近代宁波港的发展来说，太平天国期间初期实行的厘金制度对宁波港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直接导致徽茶出口由杭州改为宁波港。1853年，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开始推进厘金制度。厘金也叫厘金税，是在国内水陆要道设立机构征收的一种商品通过税。最初是在扬州仙女镇设厘金所，对该地米市课以1%的捐税。1%为1厘，故称“厘捐”或“厘金”。后来各省仿效推行。[22]江苏率先推行厘金制度，而浙江厘金的实行则比较晚，正式推行是在1862年，而这则对宁波港的发展很有利。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徽州绿茶是顺钱塘江运到杭州再由运河经嘉兴、松江运抵上海出口。1866年以后，由于经过杭州的各种茶叶都必须缴纳每担1两关平银的海塘捐，但当时宁波没有海塘捐，且关税和仓租也比较低，这些都对徽州茶商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从1866年开始大批徽州绿茶改从宁波港转口。[23]

1866年宁波口岸的贸易很不景气，所有洋商均无获利。但从税收总收入来看，则超过1865年的1190641银两。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徽州茶叶的大量出口。1866年宁波口岸出口的平水茶和徽州茶的总量已超过10万担，计总值为400万关平银，折英镑130万镑。徽州茶叶在宁波出口物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高峰时曾达到出口茶叶总量的2/3，而茶叶则占宁波港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24]徽州制茶从1861年的4.40万担增加到1867年的11.53万担。[25]徽州茶叶的出口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宁波港货物出口的价值及宁波港的发展。

杭州开埠以后，徽茶又逐步转从杭州运抵上海。到1899年，徽茶已放弃老路宁波，改从杭州出口。[26]对此，杭州关的税务司李士理在1896年的海关报告中用感慨的语调写道：“要不是有了海关（指杭州关），以前茶商要在杭州出口，就被厘金局阻挡，按其规章

行事外，还要缴纳一笔美其名曰‘塘捐’的很重的苛捐杂税。杭州开埠后，浙江巡抚才宣告此‘塘捐’豁免。”[27]海关的设立和“塘捐”豁免政策出台导致了徽茶又从杭州转运，宁波港出口物资锐减。

从近代宁波港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港口的发展不是港口所在地的主客观因素所能决定的，港口的发展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政策在港口的发展中影响很大。为此，我们在充分发挥主客观因素和港口资源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为港口的发展制定有利的政策、法规，同时积极地为港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