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分类内容中国生态文学现状文学. - 生态文学知识大全

分类 目前,在我国,生态文学没有明确分类，单有些较模糊的界定。比如水文学，森林文学等等都属于生态文学。

内容 “生态文学”的关键是“生态”。这个限定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指这类文学是“生态的”——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在对数千年生态思想和数十年生态文学进行全面考察之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生态文学最基本的特质——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河蟹、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

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大都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花和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可以用作工具表达诗人的情感。这种写法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文学里的一种典型表现。生态文学家非常反对人类纯功利地、

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生态文学的核心特征决定了它必须将所有以工具化的态度和工具化的方法对待自然的文学排除在外。这一核心特征使我们能够在生态文学作品与非生态的描写自然的作品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环境文学”一术语的最大问题在于隐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逻辑起点不是生态整体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格罗特费尔蒂教授说得好，“‘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在中心，周围由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那就是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透露出人的自大和骄妄的术语。同理，也应当以“生态保护”取代“环境保护”。生态思想要求人类对一系列旧有概念、话语进行调整。

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生态文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考察和表现主要包括：自然对人的影响（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体以及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人对自然的赞美和审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的河蟹等。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

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生态文学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落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上。生态文学家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大错，才导致如此之严重、危及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人

类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自然？人类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才能有效地缓解直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才能保证生态的持续存在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持续生存？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说得好：“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得生态文学具有了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许多作家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改造、竭泽而渔地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严重污染自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正因为这一特征，在判断具体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文学时，可以不把直接描写自然作为必要条件。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堪称生态文学作品。

许多生态文学作品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河蟹相处的理想，预测了人类的未来。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生态文学家或向往神话时代初民们的生存状态，或羡慕印第安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或身体力行地隐居于自然山水之中。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生态文学家清楚地知道，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返回与中世纪甚至原始时代同样的生存状态中，但他们还是要执著地写出他们的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激发人们不懈地探索在当今的发展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与自然河蟹相处。生态文学家还创作出大量预测和想象未来生态灾难和人类毁灭的反乌托邦作品。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类发出警告：人类正在向他的大限步步逼近，如果继续现今的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生态系统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在艺术上它与其他种类文学一样，并无特别之处。它仅仅是文学的一部分，也并不奢望取代以人为本的文学。但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它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说得好，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表现。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推动着生态文学兴起、发展并走向繁荣。

中国生态文学现状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一般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我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但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甚至,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视下,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 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的缺失 中国感悟自然类作家多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对大自然十分敏感,用心地聆听和观察自然万物。几年前英年早逝的苇岸是这类作家的代表。在《大地上的事情》里,蚂蚁、麻雀、胡蜂、蜘蛛、啄木鸟、甲虫,江河湖海,白桦、栗树、麦子,还有季节轮换、气候变化、日出日落,是真正的主角；作者自己则只是“观察者”,主角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吸引着他的眼,牵动着他的心。感悟者既“感”且“悟”,在用心灵与自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他对自然与人的关系产生了顿悟:“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很像人与他的生命的关系。”“那个一把火烧掉蜂巢的人,你为什么要捣毁一个无辜的家庭?”难道就为了显示“你是男人”?在《动物园》里,周晓风悟出:人类的审美是

畸形的甚至是残酷的;人类没有理由自高自大,因为“我们猜测不出鸟的确切身份,也难以了解它见识广博的心胸;无论多么渴望,我们不能和它们一同比翼——鸟提醒着人类的不自由,正如伊甸园的蛇提醒着先祖的无知。”这些作家的自然描写优美而细腻,风格与浪漫主义的自然书写十分相近。同样类似于浪漫主义作品的还有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以怀旧和感伤质疑工业化、城市化甚至整个现代文明。 在充分评价这些作品之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其中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对田园生活不再的怀旧性感伤,主要根源于作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他们并非真正为自然界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仅仅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如果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加谈不上生态文学了。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对人的影响(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人对自然的适度利用与超越生态承载力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之区分,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的河蟹等。 展现危机与文化批判的不足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可视为代表。 这些作家把不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写出来,告诉我们正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绝对令人敬佩。然而对千疮百孔的自然、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披露,还远远不够。生态

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说得好:“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探讨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思想文化因素,历史地揭示文化如何影响地球生态,进而在文化重审的过程中进行文化重构和文化变革,应当成为生态文学的主要目的。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得生态文学具有了显著的文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点。事实上,一部作品如果在这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即使没有描写任何具体的自然景物,也堪称生态文学的优秀之作。

反思根源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哲学角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中国生态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1999年10月在海南召开的有许多作家参加的南山会议,是我国作家进行生态危机社会根源反思的标志性事件。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唯科技主义、唯发展主义等思想根源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在《生命·生态·生活》、《保护动物,我们能做什么?》和《荒野之鼬与荒野之忧》等作品里,郭耕的生态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质疑被奉若神明的传统的发展观、进步观,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他以生态整体主义眼光看待世界,指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是食物链的一环,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任何一环都是重要的。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从生态整体论出发,指出一切生物相互依存,本无有害无害的区别;恰恰是人出于短浅的功利主义对它们进行选择、区分,有用则培养,无用则蔑视、遗弃,最终将给生态系统带来灾难。“人类把许多昆虫称之为‘害虫’,倘由所有动物‘全民公决’,也许它们会一致决定,地球阶段的‘害虫’就是人类自己!”韩少功虽然不是生态文学家,但他的《遥远的自然》却是真正具有生态意识的佳作。作品揭示出文明人并非真正热爱自然、理解自然,并非真想投奔自然,他们不过是想在大自然中寻找“个异”、“寻找永恒”、“寻找残酷”,甚至“寻找共和的理想”。从《拯救大地》下卷和《我将飘逝》(2004)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徐刚的自然观有了根本转变。他基本抛弃了自然为人所用的观念,转而主张“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美能使人愉悦的这一属性的层面,否则人的自私的

本性就会把自然美当作可以占有的奢侈,可以获利的商品。人要不失时机地把伦理扩展到大地之上的万物,人的最可贵的道德应是对人之外的万类万物的怜爱及呵护。”他开始反思文明对人的异化:“科学是有效的却不是无限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投身到生态文学创作中来。客观地说,中国的生态文学还没有形成热潮,甚至连流派都还算不上。相当多的作家每天都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但在创作上表现的却是对生态的无动于衷。这与当代欧美作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仅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前苏联作家为例。前苏联作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生态使命感不仅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还突出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上。拉斯普京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但在80年代却放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造纸厂对贝加尔湖的污染。他四处奔走呼号,一次次上书前苏共中央,直至找到当时的一个领导人,慷慨陈词,坚决要求关闭造纸厂,保护有着“西伯利亚之海”美誉的贝加尔湖。还是在80年代,前苏联发生了一场有关“北水南调工程”的大讨论,“主调派”大多为水利专家,而“反调派”竟然有许多是作家。在1985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作协大会上,作家们对这一工程讨论得极其热烈,几乎把文学会议开成了生态讨论会。作家们的普遍、强烈、持久的反对终于获得了成功——1986年8月20日,前苏共中央和前苏联部长会议做出联合决议: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影响,决定取消“北水南调工程”。一个国家的作家怀着保护生态的强烈使命感,普遍参与一项重大的环保行动,这是欧美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连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短缺匮乏的时代,发生在人们的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欲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国度,尤其令人感动,也尤其引人深思。眼前的民族问题和个人生活问题并没有使这些苏联作家丧失全球性思维和全人类立场,他们是真正的世界级作家,他们真正做到了走向世界、融入自然。 作家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不能丧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同理,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的儿女,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家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怎么能够不反思人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因此,中国的生态文学家还需进一步拓宽视野,努力以感人、独特的艺术形式探讨具有普

适性的生态思想问题,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如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二元论批判、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批判、欲望动力论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批判、科技决定论和科学乐观主义批判等,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弘扬新的生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生态整体主义、万物平等观、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正义思想、新的生态的发展观、简单生活观或生态生活观、生态责任观等。生态文学的前途无量,因为推动它走向繁荣和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增强。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态文学还没有走向繁荣,但已经受到世界的关注。例如,美国著名生态文学研究者帕特里克·P·墨菲教授主编的《自然的文学:国际性的资料汇编》(1998),就介绍了中国作家对世界生态文学的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只要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消除,只要人类仍然面临生态灾难的威胁和灭绝性危险,生态文学就一定会繁荣并持续繁荣下去。

浅析中国生态文学思想的思想内涵

王晓华

发表于 2009-12-23 22:46:31 我们是生态主义者

作者：□钟 华 更新时间：2009-10-21 【字体：小 大】

摘 要：中国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批评及理论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文学文化领域的热门现象，本文从中国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批评、生态文学理论三个方面的思想内涵入手，对中国生态文学思想的内涵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 生态文学思想 思想内涵

在生态危机的社会大背景下；在世界生态学、生态思想、生态文学、生态批评蓬勃发展的环境中；在消费意识形态化的同时，生态意识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生态文学思想则主要蕴含在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之中。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伴随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生存危机关系的思考而萌芽、兴起、成长，主要通过自然界生物，尤其是珍稀动植物的有趣或灾难性故事，来呈现生态的现状、保护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人在生态环境变化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各种作用，展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国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以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艺生态学为三大主要派别。这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对中国传统思想、文论的沿袭，也深受西方深层生态学、伦理学以及生态批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笔者尝试着给此文中的生态文学及生态文学思想下一定义：生态文学是指在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产生的以生态整体论为基础，利用生态思想，描写人与生态的关系、探究生态问题的社会现实与精神根源的文学作品。而笔者所谓的生态文学思想，则包括了生态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三部分。

一、中国生态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

随着生态文学作品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思想内涵也逐渐发生了质的改变。究竟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去对待和保护生态是中国生态文学作品思想发展的分水岭。初期的生态文学创作，以纪实文学为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展示当下人类生存环境的状态，揭露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或者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其思想实质主要表现为生态功用论，作品中蕴含的资源保护意识颇具美国前期平肖的“技术中心论”生态思想的风格。以此可见，生态文学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生存生活、世界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将其主要思想简要归结如下：

1.生态整体观：这是所有生态文学作品的基本思想，所谓生态责任，就是人类对自然

整体的责任；所谓回归自然，就是重返生态整体之中、重新确认人类在自然整体中正确的位置、恢复和重建与自然整体以及整体中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稳定、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

2.万物协调论：它主要是指否认人对世界和其他物种的主宰地位，尊重其他物种的权利和意义，重返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万物的平等是和谐思想的前提。在平等这个基础之上，其每一个环链都必须维持和谐平衡的状态，才能使生态整体共生共荣。

3.人类主体性探索：这一探索思想是伴随着对过去人类主体性活动的批判产生的。它主要探讨的是人类作为生态链条中的一环，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生存生活，才能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存。

二、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思想内涵

生态批评的特性决定了“它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又无法成为一种单一的方法论。就其主旨和实际意义来说，生态批评坚持一种系统整体论的观点，主张和谐、均衡、适度的原则；从生态批评探索生态危机根源的角度来看，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它的根本目的是试图通过一种对“文化变革”的号召，来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一个“伦理学的扩展”、一个“人类观念的开拓”。要完成这一使命，单单依靠“生态中心主义”是不够的，因此，生态文学批评还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生态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中吸取阐释模型，形成了一种诸多崭新视野的融会，以丰富它的批评实践。生态文学批评思想则是融合了多学科生态思想的最终产物。

三、中国生态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

中国生态文艺学则是生态思想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另一发展。王晓华在其论文中指出生态文艺学有两个含义：一是以生态主义作为原则的文艺学；二是以生态系统总体为言说对象的文艺学。其实从生态文艺学倡导人鲁枢元与我国哲学家余谋昌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态文艺学以生态哲学作为思想基础。在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中，他这样阐释生态学与文艺学的关系：“在‘生态学’与‘文艺学’两个学科系统之间，存在着‘现象的类似’、‘逻辑的相通’、‘表述的互证’，运用一般系统论原理，生态学的原理有可能转换成为文艺学的原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依据是牢靠的……”生态文艺学强调必须恢复“自然”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把“自然”作为生态文艺学中一个基本范畴。笔者将它的主要内容总结为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1.它以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作为基本对象；2.以人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作为基本内容；3.勾勒文艺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及其不同的方式与方法；4.从事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的研究，为生态批评确立基本的批评原则。

生态文学 21世纪文学的急迫使命

发表时间：(2012-05-28)

生态文学已成为21世纪文学的急迫使命，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急迫使命。这其实是奉自己之命，奉当代人之命，奉自然之命，奉可持续发展之命。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这些当代人，人人都在不平等地透支本属于子孙后代应有的地球资源；我们既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也是受害者。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但伤害我们的躯体，而且伤害我们的精神。在民族危难时刻，文学曾奋起召唤国人抗争，有过令人欣慰的启迪民智的壮举。今天，在

人类家园遭受破坏的时候，高尚而且神圣的文学，自然更该义不容辞地为绿色奔走呼号，这既是使命，更是荣光。

以笔者为例，我曾获农业气象学专业学士学位，也曾上山下乡数年，熟悉乡野风物，我的生态文学写作以散文、随笔为主，并已将创作多卷本《自然笔记》，视作自己终生的文学工程。以下结合自己多年生态文学创作谈些观点和体会，很希望国内能出现更多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朋友，志同道合，争鸣切磋，共同进步，蔚成风气.

生态文学的范围及其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生态文学是包括生态思想在内的生态元素与文学“爱情”的结晶，因此兼具多重属性。所以生态文学与科普作品有本质的差别，尽管生态文学中也会包含自然知识。但一般而言，科普作品并不是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普及知识。

生态文学内容大致涉及4个方面：一是对多种生命和大自然的深刻体悟；二是对美丽自然的艺术描绘；三是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四是在自然生态背景之下，对现代生存和生活观念的富有历史感的理性反思及哲学建构。只有以文学手法表现它们而产生的作品，才是生态文学。

生态文化是利于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家园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尊重和维护生态平衡，以及可持续发展为主旨，强调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在生态文化的视角中，是兄弟关系，具有平等的地位。

生态文化离不开人类的建设和维护，是动态变化的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是

生态文化上升、发展，就必然是灰色文化上升、发展。灰色文化是生态文化的反动。在今天，我们人类的生活，甚至生存，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灰色文化的威胁。植被破坏、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灰色效应，已逼使世人不得不领受而又难以承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恩惠、宽恕更是有限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我们已屡见不鲜。印度洋海啸发生后，我曾在《海殇后的沉思》中提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温柔、包容与无私施予是大自然的母性面孔。这种母性态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面孔则是大自然的威严、金刚怒目。父性态是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是刚性态，是能量如火山爆发的状态，是大自然的‘不平则鸣’状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

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的一部分，是生态文化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只有具体的文化，才能具体地表达出民族的文化心理。不久前读中华书局再版书《中国茶文化》，作者王玲就很系统地论述了茶文化与儒释道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通过茶文化透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生态文学同样应该如此。

生态文学创作所涉及的问题

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同样也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前提。然而，倘若一个作家缺乏自然物候、植物动物、现代生态等方面的知识，定然会影响作家对大自然体悟的深入。因此，是否具备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生态伦理知识，同样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前提。

2009年夏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个人观点，提出科学知识既是自然写作的平台，同时也是理解和忧患自然的视角，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和关爱自然。与会同行也在探讨后认为，在生态文学中渗透更多的自然知识，已然成了生态研究的一个新的主流话语。

具体到生态文学创作涉及的层面，笔者以为主要有5个：一是生态学层面，除前面所谈的知识前提外，尚有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关联性原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的去向原则，自然界选择的就是最好的即排异性原则，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代价性原则等；二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层面；三是自然哲学层面；四是自然美学层面；五是社会政治学层面。5个层面集中体现了生态知识、哲学社会学、美学与文学等的相互关系。

生态文学的教化作用

十多年前我曾与时任《新快报》“绿版”主编的谢翔先生就这个问题作过探讨，当时我们有个共识，这便是对于国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绿色启蒙”，今天看来，依然还是“绿色启蒙”。

生态文学的启蒙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使国人广泛地建立“绿色思维”。人有习惯思维，习惯思维往往由思维定式决定。所谓思维定式，按一般的看法，是贬义的。但在绿色事业上，倘能产生“绿色思维定式”，那么功莫大焉。绿色思维定式，简言之，便是在思想上绿色先于一切、高于一切。一直说文学是人学，而现在看来，文学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之学。

通过生态文学唤醒和强化国人对自然环境之尊重、关爱之情，反过来又对建立绿色思维定式有作用。倘若你有绿色思维定式，便自然会从生态的角度，有尼采那种“重评一切的价值”的勇气。举个例子，愚公移山是否破坏了环境？愚公，事实上我以为其做法恰如其名是不明智的，搬家方案起码要比挖山方案优，搞挖山真是缺乏论证的愚干。我们许多针对大自然的人海战役，也是缺乏论证。国人破坏生态的事件背后，许多皆拖着长长的愚公的影子。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必须彻底脱下老子天下第一的愚蠢外衣了。

绿色启蒙的第二大效应，笔者以为是唤起人欣赏自然美的自觉性，进而更好地关爱自然。驼走大漠，鹰击长空，虎啸明月，幽篁秋草，大自然的一切是如此之美。培根云：“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烂而难于保持的。”对被认为是美的、又难于保持的东西，人们往往会加倍关爱。你如能认识和欣赏自然美，必然就会关爱之，自然也会尊重之。汪曾祺先生曾说喜爱文学之人，不太容易成为打砸抢乃至杀人犯，我以为这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美育的功能。大自然已然是美的。但现在却有不少人打着“回归自然”、“欣赏自然”的旗号，以大面积牺牲绿色去大肆开发产业项目等，这种行径令人痛心。在这方面，生态文学确实应承担更多责任，而且，应该上升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

经典生态文学作品带来启示

在笔者看来，有三本书堪称生态文学经典。

第一本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棱罗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这是一本静静的、恬淡的、充满智慧的书。细密开放的笔致，多数是横向思维式走笔，描述林地、湖水的美，间或穿插些红尘世事，文字非常纯净，有一种促人精神升华、心灵净化的力量。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纯洁的自然及其美的力量，可以对人的生活方式有显著的改变，自然美需要并值得人去细心体味，全身心投入其中。

第二本是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这是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自觉表达生态意识、深入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世界生态文学时代来临的标志性作品。

还有一本是作为林学专家、作家、美国环保事业的先知利奥波德的散文随笔集《沙乡年鉴》。作家自认这是一本讨论土地伦理和美学问题的书。《沙乡年鉴》中的内容，除作家

对每个月一至两个自然物候现象的深刻感悟和独到描绘，还提出了生态史上著名的生态伦理观––“大地伦理”。这本书的文字多为解释式的描述，文字结实、简洁含蓄，呈现出理趣美。这本书，无论是作家的笔法还是看法，都深深地引发我的共鸣。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有作者离我很近之感。正是这本不朽的大书，彻底促成了我的写作向生态文学的转移。

当前国内生态文学创作尚未形成气候

当前国内生态文学创作和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尽管比十多年前有所增加，但依然不多。目前国内比较活跃的生态文学作家和诗人，包括张炜、鲁枢元、马丽华、于坚、哲夫、郭雪波、华海、阿红等等。被誉为国内生态文学先驱的徐刚，著作颇丰，影响广泛，徐刚2010年发表长篇随笔《江河八卷》，内容丰厚，纵横恣肆，堪称力作。《大地上的事情》的作者––北京的苇岸英年早逝，然而文风长存。近年，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厦门大学王诺教授领军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也比较活跃。然而，两岸相比，个人觉得台湾投入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及创作更为活跃。

可以预见，随着作家生态意识的增强，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诗人加入生态文学创作的队伍，一定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蓬勃之气，形成气候。（A21）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作者：杨文丰浏览次数： 13

近二十年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概观

[摘 要] 中国生态文学受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社会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影响，作家面对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关注自然，书写自然，思索自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样式。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创作上

成果日益显著，理论研究逐渐深入，生态文学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 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理论

生态文学是以生命伦理、大地伦理为精神内核，在认识和关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关于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文学作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谱写的生命之歌。生态文学具有:与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通常是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谴责和批判，对环境保护的维护与弘扬；生态文学作者一般视野比较开阔，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站在地球和人类的立场思考和书写；具有一种全球性、文化性的话语姿态；表现出超越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等特征。

一、现实背景及文化渊源

上个世纪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也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割裂、疏远和冲突，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物质困境，为了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理论，受到全球众多学者的热心关注。尤其是欧美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撼。可以说，西方生态文化、生态文学作品的引入，加快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的步伐。生态文化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延伸和创新，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人们真正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生态文化，从狭义理解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和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

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

随着现代建设的发展，大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长期以来对环境保护的忽视，我国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这一沉重的代价，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腐蚀了河流、大气和土地，危害着人的身心健康，珍稀动植物迅速灭绝。酸雨、酸雾及“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发生，让当代中国人不得不直面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于是一部分作家加入了“环保志愿者”的行列，他们拿起手中的笔，歌咏曾经美好和谐的大自然，记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加严峻的生态危机，预示生态危机甚至会危及人类生存本身，以文字的方式反复敲响生态警钟；引起人们对大自然的依恋，唤起人们的觉醒，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号召人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揭露和鞭挞，对由于各种原因所带来的骇人听闻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行揭露，给予口诛笔伐，没有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就不足以警醒人心，也难以让麻木不仁的人真正觉悟。生态文学除了揭露和批判以外，还给置身现代后现代物质化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独特的美感，把人们的精神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热情讴歌那些关心生态环境、热心环保事业的人，用文字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及人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关系，让读者从情感、精神和灵魂的深处有所感悟。

二、发展历程及创作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尽管发展迟缓，但富有良知的作家以重建生态家园为使命，仍然创作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近20年来生态文学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第一阶段，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作家大都运用散文随笔与纪实报告文学方式，大量报导揭露令人震惊的生态环境惨遭破坏问题，这是中国文学对环境危机的最初呐喊，是对挽救生态环境的急切呼声。进入第二阶段，生态文学由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扩展到小说、诗歌及戏剧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

生态文学的创作队伍也逐渐扩大，包括冯牧、萧乾、汪曾祺、王蒙、韦君宜、黄宗英、李国文、从维熙、张洁、邵燕祥、赵大年、叶楠、张贤亮、刘心武、蒋子龙、陈建功、张扬、徐刚、张抗抗、张炜、龙凤伟、余华、池莉、陈桂棣、郭雪波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投身于生态文学，写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好作品。

第一个时期：主要以纪实形式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批判意识强烈，以沙青、徐刚等作家为代表。沙青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篇全景式生态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当即引起文坛关注，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作品从北京缺水的严酷现实写起，揭示“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作者指出这一危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工业消耗、环境污染、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严重的资源浪费、无序的规划等，都在疯狂地掠夺与浪费着北京的水资源。作者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示出缺水的严酷现实和真实原因，塑造了水利干部赵清祥、水利局总工程师黄震东、环保局处长郭中庆等独具个性的人物，在简洁生动的叙事中，蕴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作家对于挽救生态危机净化生态环境的强烈愿望和执著信心。评论家认为“《北京失去平衡》开启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大门”。1988年，沙青创作出版的《依稀大地湾》也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荣获“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开创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先河。徐刚很早就关注中国现实的生态问题，他于1988年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静听，就会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中国的滥伐之声。”徐刚写出了盗伐哄抢林木的状况，以触目惊心的场面、确凿的数字，展示出滥伐哄抢森林资源的事实，徐刚以激情洋溢的抒情语言揭示滥伐的悲剧，谴责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表达出诗人对生态现状的深切忧患，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代表作。此后，徐刚专门从事生态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江河并非万古流》、《沉沦的中国》、《世纪末的忧思》、《拯救大地》、《中国，另一种危机》等一系列深受人们好评的生态文学作品，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黄宗英发表了反映生物科学家保护森林资源的《小木屋》，在这篇当

年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中，黄宗英讲述了一位女性和西藏高原的故事：高原生态学专家徐凤翔47岁时选择进藏，在西藏的高山密林间搭建了一座小木屋进行了长达18年的科学研究，而这座小木屋就是后来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前身。随着报告文学在全国的畅销，徐凤翔和她的\"小木屋\"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献身科学的榜样。还有徐迟《生命之树常绿》歌颂了植物学家蔡希陶对热带雨林的保护，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第二个时期：生态文学的初步繁荣期，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成果日渐丰富。一方面，生态文学不再是单一的报告文学，而是运用了童话、诗歌、散文、小说、故事、戏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示作家对自然的热爱，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出现了很多关注生态环境的文学力作。以唐锡阳、李青松、包国晨、饶远等为代表的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日益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姜戎的《狼图腾》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更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具有“环保卫士”之称的《大自然》杂志社记者唐锡阳和夫人马霞·玛尔柯斯合著的《环球绿色行》，1993年首次出版，就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赞誉；1997年以中国卷和外国卷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再版发行，印刷数量高达15000册。《中国绿色时报》记者李青松创作了《最后的种群》、《遥远的虎啸》、《蛇胆的诉讼》、《国宝和它的保护者》、《秦岭大熊猫》、《林区与林区人》、《告别伐木时代》等一系列作品，通过记录熊猫、虎等各种野生珍稀动物遭到毁灭性捕杀的事实，指出无节制猎杀野生动物是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最终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200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环境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报告文学会共同举办了“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品研讨会”，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包国晨创作了散文诗歌集《寻觅第一峰》和VCD电视散文集《杜鹃辞》，并获得首届梁希文学奖。他的多篇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呼唤绿色，保护生态。著名童话作家饶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生态童话创作，先后出版了《蓝天小卫士》、《水妈妈的美梦》、《别逃宇宙王》、《生命的骄子马乔乔》、《拯救魔星》等10多部生态童话作品，深受好评。原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童话作家陈模称饶远的童话是“独特的环保领域的童话创造”。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王治安的生

态文学作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他在长篇报告文学《人类生存三部曲》、《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三峡大移民》等作品中，以冷静的思考和生动的笔触对我国的土地、人口、粮食、森林等资源和生态问题作出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和描述，如《国土的忧思》触及了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人口的剧增而导致土地锐减的尖锐矛盾，指出了当代中国国土大量流失这一重大问题。在作者看来，人和土地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且随着自然生态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生态的变化乃至人的精神的变化。

随着中国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小说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力军，生态小说以其反映生活的丰富、虚构情节的生动、刻画性格的鲜明等，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瞩目。在生态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究，分析生态破坏的深刻原因，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生态危机的原由，展现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杜光辉的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讲述了青藏高原上掠夺与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生死斗争。作家将故事的背景置于青藏高原上广阔美丽而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秀美风光与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的对比，针砭物欲社会中的人性堕落，呼唤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保护。张炜的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以类似于寓言风格的故事表达人应与动物和睦相处的思想。一对老夫妇居住在一个清澈的水潭畔，一群来历不明的黑鱼请求在此安身，被这对老夫妇接纳，他们与水族和睦相处。后来经不起渔夫的诱惑，夫妇俩出卖了水族，于是黑鱼们一夜间消失了。小说通过回忆性的叙写，故事有些离奇，情感却十分真实，在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谴责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温亚军的《寻找太阳》讲述了人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在环境艰苦的苏巴什哨卡，战士们和一对小羊羔“太阳”和“月亮”共同生活，战士们为了让羊健康成长煞费苦心，小羊也给战士们枯燥寂寞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在人和动物的相处中，洋溢着和谐自然关系中蕴涵的温情。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极乐》等小说，都以生态危机为题材，显示出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小说不仅揭示出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指出物欲社会中人类心灵的被污染。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小说，以湖北神农

架生活为素材，充满着对自然与人性被破坏的忧患，阴郁的氛围、悲剧性的命运，构成其作品低沉压抑的风格。郭雪波的《沙狐》、《大漠魂》、《沙狼》等作品，用开阔的视野展现了曾经令人神往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上，人与动物之间彼此依存状态的逐步遭到破坏，草原生态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胡发云的《老海失踪》以开发山区却为乱砍滥伐和盗猎者打开了大门为题材，发出了我们将遭报应的浩叹。张抗抗的《沙暴》描写内蒙古草原插队知青辛建生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导致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2000年，贾平凹创作了长篇小说《怀念狼》；姜戎2004年出版的长篇《狼图腾》；2007年，李克威发表了广受瞩目的《中国虎》；2007-2008年，杨志军完成了他的《臧獒》三部曲，此外，刘心武的《青菩溪之恋》、赵大年《玉蝴蝶》、陈建功的《放生》等都是当代特色鲜明而且生态意识突出的小说佳作。虽然从总体上看，生态小说中精品力作不多，但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崭新局面。

散文短小精悍的特点决定了这种文体更便于表达思想情感，为不少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所钟情，出现了不少擅长生态散文写作的作家。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在关于黄河、泰山、沂蒙、洪洞、鲸疡这些与自然相关事物的记述中，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生态危机的焦虑与改变生态现状的理性思考，生态意识构成了李存葆这部散文集独特的情感内蕴。林宋瑜的散文集《蓝思想》对海洋生态状况的描写，周晓枫的散文集《鸟群》对于仙鹤、乌鸦、啄木鸟等动物生存状态的描绘，都在努力阐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揭示生命意识和生态文化的内涵。表达出生态保护、生态平衡、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倡导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理念。诗人华海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他明确意识到，在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诗的主内容不是对自然的礼赞，而是对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与国内外许多生态文学家、生态思想家一样，华海有一颗赤诚的心，有满腔的激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就像《小海》里舀水的小孩一样，纵然那海蜇最后还是会死去，纵然那小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灌满，纵然连那大海都会变成死海、毒海甚至枯海，他们依然要非常耐心地、“不停地/用小小的矿泉水瓶/舀水 他们要盛

满/这小海——/一只漏底的沙器”。

三、理论探索及研究现状

生态文学内涵日益明晰。相对而言，生态文学还是一种很年轻的文学样式，除了“生态文学”这一相对普遍性的称谓外,用得比较多的还有“环境文学”和“自然书写”,另外,“大自然文学”、“自然取向的文学”、“大地文学”、“公害文学”以及“绿色文学”等命名也较为常见。其中“公害文学”的命名来源于日本,“环境文学”的命名来源于德国,多数美国学者则采纳“自然书写”这一术语。厦门大学的王诺将“生态文学”与“环境文学”、“自然书写”进行比较后认为还是“生态文学”这一命名更为合适。他指出,“环境文学”这一术语的最大问题在于隐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逻辑起点不是生态整体观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术语来称呼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学。”[1]而“自然书写”这一术语则对写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因为生态文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描写自然的文学,它主要探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同时,“自然书写”这一术语在思想上和体裁上涵盖面又太宽,因为无论作者对自然持什么观点和态度,只要写的是自然,其作品都可以算作自然书写,甚至包括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作品。“使用‘自然书写’无法将生态文学与一般的描写自然的文学区别开来,无法将生态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使命显示出来。”[2]张丽军和乔焕江给生态文学下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生态文学是特指诞生于工业化进程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来映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层的精神生态危机,对自然、人、宇宙的整个生命系统中处于存在困境的生命进行审美观照和道德关怀,呼唤人与自然、他人、宇宙相互融洽和谐,从而达到自由与美的诗意存在的文学。”[3]

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阵地正在不断扩大。1991年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生态文学队伍有了自觉的整体意识。1992年，以“生命呼唤绿色、人类喜爱绿叶”为宗旨的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在全国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目前惟一的专门发表纯生态文学的刊物，生态文学从此有了一个重要的阵地。而以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报刊也日益增多，如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绿色报》、《中国环境报》、《珠江环境报》、《人与生物圈》、《人与自然》、《大自然》、《绿色大世界》、《环境》、《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森林与人类》、《植物杂志》等，这些报刊的出版发行，既为生态文学作家们提供了发表作品的阵地，也为广大读者能及时阅读到最新的生态文学作品提供了条件。另外，像《读者》等畅销杂志，也经常性转载生态文学作品，影响面逐渐扩大。自1993年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首届全国生态文学作品研讨会以来，目前已经举办了七届。这些活动对深化生态文学的理论研讨，对推动生态文学的创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日益重视，各家报刊也纷纷设立“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绿色周刊”、“绿地”等专刊专栏，为发表生态文学作品提供了园地。绿色文学、绿色风、中国青年报绿网、中国环境生态网等网站，也给网上的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文学的转载提供了便利，文化研究网站、中国文学网站也分别设置了“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网页，还有很多学术性网站，提供了大量空间用于发表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近年来，专门的生态文化生态美学研究中心、研究基地也日益增加，如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与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首都青少年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等等。

相关理论译著成果日益丰厚。在中国生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不断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思维活跃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日渐繁荣。国内生态学、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著作也陆

续推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绿色经典文库”丛书，1997年至2000年共出版16部，其中12部为翻译的外国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绿岛译丛”等，对于促进中国生态学和生态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宋祖良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赵鑫珊的《诗化自然哲学》、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葛剑雄的《未来生存空间》、舒志刚的《21世纪初中国生态年鉴》、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张全明、王玉德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论著，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中国生态学、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的理论著作，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

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文章越来越多：当前，生态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形成了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东方与西方的双向对话，主流话语与边缘学科的多向交流。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有：韩德信的《还原论、生态整体论与未来科学发展》、盖光的《论主客体的生态性结构 》、岳友熙的《后现代性的有机主义与生态美学建设》、陈红兵的《试论生态文化世界观与文化价值取向》、呼延华的《环境文学需要突破什么?》、李松的《生态文学走进现代生活》、赵大年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文学》、郭雪波的《生态环境文学不应当是边缘》、鲁枢元的《文学界为何漠视“生态”?》、韦清琦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封秋昌的《环境意识与生态文学》、王诺的《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渊源》、匡钊的《生态批评》、赵白生的《生态主义序言:人文主义的终结?》、唐代兴的《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张皓的《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陈晓兰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曾繁仁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建设[纲要]》、陈剑澜的《生态主义话语：生态哲学与文学批评》、《生态主义话语：生态哲学与文学批评》、曾繁仁的《当前生态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试论生态美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韦清琦的《苇岸：绿色文学的先行者》、宋丽丽、王宁的《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刘蓓的《简论生态批评文本视域的扩展》、朱志荣的《“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的

生态意识》、姚鹤鸣《精神生态和消费性审美》、刘锋杰的《新感物说：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是什么？》、李勇的《被消费的自然》、侯敏的《新儒家的“生生之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态问题，以及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发展。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学的繁荣，是文学界对中国社会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生态文学作品大多揭露生态危机现状，表达生态焦虑，作品往往多感性的呼唤而缺少更理性的思考，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水平仍有待提高。虽然学者们译介了部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但与生态文学的创作实际，与西方生态理论研究的成果相比，还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深化、提升，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