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作家对鲁迅“国民性问题”的继承论文
摘 要:“国民性问题”作为鲁迅一生致力的事业最终转变为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具体命题,新时期作家继承并开拓着这一命题,当代作家毕飞宇的创作便是这种传统的代表。他以文革和消费时代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无论是暴露国民劣根性还是批判性的审视都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很好继承。不同的是这种批判再也没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作家的立场也变得温情和暧昧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新时期作家的笔下悄然地发生着质变。 关键词:鲁迅;国民性问题;新时期作家;毕飞宇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作为鲁迅先生关于国民性思考最核心最原初的命题,本身孕含着“国民性问题”的开放性和自足性。从“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到“中国国民的病根何在”,它表明了鲁迅先生从致力于追寻“理想的人性”这个伟大的人类命题到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自我转变。尽管鲁迅一开始在国民性问题上展开了十分宏大的蓝图,也有着一套系统的理论,但是最终国民性问题还是回归到了揭露和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实处。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是充满着知识分子浓烈的精英意识和英雄般的自我崇拜情结的,他渴望如拜伦般“精神界之战士”能横空出世。但是现实的残酷和国人的死寂决定了鲁迅只能是一个孤独的呐喊者,他只有将一片炽热之心投诸笔端,用他的作品来和封建文化战斗,也用来解剖、改造、重铸国民灵魂。
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鲁迅几乎把“国民性”与“民族性”、“民族劣根性”、“人性”概念混淆使用,他的国民性研究不仅是国民群体人格的研究,也关涉到个人特性的人格特征及人的类本质的特征研究。新时期作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继承着他所开拓的这一命题,却又没有拘泥于鲁迅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毕竟新时期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文学环境的巨大改变,文学不再肩负着像鲁迅那个时代的众多社会使命,文学逐渐退位于社会文化的边缘。新时期作家不再以精神战士、社会精英的地位自居,虽然一些作家还在坚持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来创作,坚持着洞察社会和审视人心,但他们批判的锋芒已经变得越来越隐晦,态度也越来越温情了。他们虽然也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但却也选择了与鲁迅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毕飞宇的创作也许能更好地为我们证明当代知识分子既坚守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又在创作中不断创新的这一特点。 一、脉脉温情的文革批判
当代作家毕飞宇显然与鲁迅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作家与鲁迅有着较为不同的求学背景和知识构成。毕飞宇生于1964年,文革到了这一代作家这里已经变成了童年记忆,从小跟着被划为右派的父母生活在农村的他深深地体会到了政治环境的险恶对人性的压抑。他的父亲因为被打为右派变得不苟言笑,父子关系经常紧张到连一句话都不说。这样深刻的童年记忆使得毕飞宇在创作中经常把文革当作历史背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审视人性。
较为知名的代表作《玉米》、《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等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农村生活的再现,但这里的文革已经不是作为显性历史条件来突出强调了,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融合的缓慢叙事。作品中人物的日常对话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权利的崇拜和敬畏更是无处不在。
与鲁迅之于未庄相类似,毕飞宇也营造了一个“有意味的世界”——“王家庄”,以此作为他宏伟叙事的背景,展开了特定时代的人文版图。与鲁迅笔下刻画出的麻木自私的国民灵魂一样,毕飞宇也塑造了一些愚昧无知的村民。《玉米》中表现出农民对权利的敬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典型的莫过于村支书王连方的滥施淫威。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村之长,却活像这个村子的土皇帝,因此得以睡遍村子里老中青三代妇女。虽然最终因为破坏军婚被革去了职务,但是他觉得这辈子也值得了。对于这样一种以权谋私者,作家并没有给予他像鲁迅一样尖锐无情的批判,反而赋予一种同情色彩,特别是在王连方失去权利后的描写中,他一个人在“有庆家”的床上声嘶力竭的唱腔有一种落寞的悲凉和沧桑感。村民们愚昧胆小的一面也没有被作者拿来作为批判的材料,而只是他们人性中某一方面的展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文革那种巨大的政治背景下农民们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对政治的绝对信奉,所以当他们面对拥有权利的官员时那种绝对的听命也是合情合理的。《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村民对科学的无知和知识的不屑一顾让人读后既可笑又心酸,他们对儿童天真单纯的求知欲望的鄙视让人不寒而栗,让人自然想到
鲁迅那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滋养了一批敢于大刀阔斧改造社会的革命者,也滋长了国民的麻木自私。鲁迅先生以尖锐的洞察力和猛烈的批判力刻画出了众多代表国民灵魂的文学形象,并以改造国民劣根性作为毕生的事业。
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中,新时期的作家依然继承着鲁迅先生思考国民劣根性这一母题,暴露着国民在新的
时代环境下新的劣根性。毕飞宇的文革抒写以极端的政治环境作为时代背景,书写国人对权利绝对崇拜和
科学盲目无知的劣根性,而这种崇拜和无知本身也是传统的国民性中冥顽不化的劣质,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可是这种批判不同于鲁迅身上强烈的精英意识,不再把启蒙和改造当作创作的主要目的,更多的则是展现和审视,是将问题暴露出来而不作太多的评判。洞察人性弱点、反思社会弊端、批判现实问题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确被很好的传承着,但是他们的批判态度变得越来越温情,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力度也越来越微弱,新时期的作家更像是一批温情脉脉的批判者。 二、独立冷静的现代审视
曾经被归纳为“新生代小说家”的毕飞宇也创作过许多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作品,“新生代”包含许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以关注都市世俗人生为题材的作家作品,他们的创作个性截然不同又丰富多彩
的,新生代们共同对于主流文化的对抗表明了新时期作家的文学立场。但随着他们执着于空虚无意义的世俗百态的平面化展示,作品的深度和价值逐渐变成了写作的困境,“新生代”一词也慢慢淡出了文学的舞台。毕飞宇关于都市题材的小说是他最接近于新生代作家总体特点的部分,仔细阅读这些作品,便能发现作家清醒的启蒙主义立场和对都市现代性的审视既是对鲁迅国民性思考传统的继承又是对新生代的超越。《哺乳期的女人》讲述了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断桥镇的居民——旺旺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虽能给儿子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却无法陪在他的身边。从小就没有被母乳喂养的旺旺自然比其他儿童更缺乏母爱,更渴望母亲的乳汁,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咬乳头”事件。可是无知的乡邻却认为旺旺这孩子是学坏了,“好不了了”,殊不知他们的冷漠与刻薄扼杀了一个年仅七岁的儿童对母爱纯真的向往。
商品经济的到来无疑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可是对人性的善良却是一场灾害,人们的肉体被丰富的物质产品包裹着,可人与人心的距离却逐渐隔绝。在小说里,旺旺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为什么咬惠嫂的乳头;旺旺的爷爷也是孤独的,因为他从来不了解孙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甚至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因为人和人的情感没有沟通没有理解,精神的幸福与否是建立在金钱的多少之上的。每个人都成了冷酷自私的看客,在对一个幼小儿童的无耻羞辱中得到暂时的娱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也被人嘲笑着愚弄着,而嘲笑他的人何尝不是一
样的悲哀呢?在这里似乎更加残忍,因为人们嘲笑的是一个年幼无知的缺乏父母之爱的儿童,社会的发展使这些看客们的内心更加毒辣阴暗了,连弱小的孩子都不肯放过,这让人不寒而栗。鲁迅曾经大呼“救救孩子”,而毕飞宇也在这部小说中重新呼喊着“救救孩子”,余音缭绕、经久不衰。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物质产品越是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是荒凉,物质条件越是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是淡漠,社会的发展与国人的精神文明形成了一个悖论的怪圈。商品经济的时代诚然为国人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依然贫瘠。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不亚于任何一个动荡的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的作家坚守像鲁迅先生一样清醒的文化意识,需要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判断。毕飞宇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丝曙光,他始终坚持以审视的目光展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暴露现代都市的虚伪繁华,而并没有被铺天盖地的物欲裹挟,陶醉于城市的纸醉金迷之中。这种冷静的审视和观照是文学家独立人格的坚守,是对于鲁迅先生这一辈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追随。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需要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担负起对民族命运和国民性格的认识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中国在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侵袭下更需要我们的作家坚守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冷静的审视或优秀或糟粕的思潮对国人的冲击。新时期作家也许不再那么必须以担负社会民族使命等重大命题为己任,但对于人性的关注是文学本身的使命,但凡置身于文
学浪潮的文人们都逃不开这个母题。就算在当今消费时代,可以产生纯粹的以金钱为主旨的商业作家,他们可以用色情、暴力、犯罪来博得世人眼球,谋取商业利益,但创作本质上还是要回归于人心,回归于社会大环境的。尽管新时期作家不再需要像鲁迅那样激烈地反抗封建文化,急切地呼吁社会的变革。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作家们的批判锋芒已变得温情脉脉,对人物的审视也变得全面而迟疑。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矛盾,不同的制度也有不同的制度缺陷,无论在任何时候,鲁迅先生坚守的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都是我们的作家应该秉承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会越来越有价值,我们的作家才会越来越可敬,我们的时代才会越来越繁荣。 参考文献:
[1]常立霓.鲁迅与新时期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2]刘再复.鲁迅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3]郭娜,齐敬先,王斯蓓.浅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8,(5).
[4]毕飞宇.玉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5]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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