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联系日益紧密。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自形成以来影响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主要突出表现在双方贸易顺差与逆差的问题上，中国在其中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中。

贸易顺差就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一般就贸易双方的利益来讲，其中得到贸易顺差的一方是占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吃亏的一方。可以这么看，贸易是为了赚钱。而贸易顺差的一方，就是净赚进了钱；而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净付出了钱。

贸易顺差越多并不一定好，过高的贸易顺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货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是货币被低估。这增加了货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为货币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难度，当然比较简单的对策就是拉动国内消费，我国也是一直在落实对国内消费的刺激中。

当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时，即表示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该国在该时期内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大量的贸易逆差将使国内资源外流加剧，外债增加，影响国民经济正常有效运行。因此，政府应该设法避免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

如果一个国家经常出现贸易赤字现象，为了要支付进口的债务，必须要在市场上卖出本币以购买他国的货币来支付出口国的债务，这样，国民收入便会流出国外，使国家经济表现转弱。政府若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把国家的货币贬值，因为币值下降，即变相把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因此，当该国外贸赤字扩大时，就会利淡该国货币，令该国货币下跌；反之，当出现外贸盈余时，则是利好该种货币的。因此，国际贸易状况是影响外汇汇率十分重要的因素。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充分说明这一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连年出现逆差，致使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为了限制日本对美贸易的顺差，美国政府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元升值。

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此举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但是在中美双边关系上中方又确实存在长期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也是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而人民币升值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这就不得不看看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

中美双边贸易发展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双边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达到2116.3亿美元，27年里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091.8亿美元，增长了85.4倍。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2005年达到2853亿美元，27年增加了2829.3亿美元，双边贸易增长了119.4倍。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双方的贸易统计都表明，在过去的27年中，两国贸易快速发展，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流。

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00年起,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94年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中美两国在对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5年美国仅次于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市场。根据美方的统计，2005年中国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最近，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攀升到历史新高。中国政府表示要努力改善双方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不过贸易专家对中国如何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存在不同的看法。

根据中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商务部的数据，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144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6.2％，但是大大低于华盛顿的数字。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施加限制也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中美间的贸易关系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双方都对对方拥有较高的经济依存度，但是在这种纯经济依存之外依然存在了其他影响因素，其中不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统计制度的影响

第一，统计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两国统计数据不一致的制度性原因。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除美国使用船边交货价外，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对商品出口按离岸价统计。离岸价和船边交货价的差别在于商品装船或飞机的费用，这不是一项重大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的1%左右。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海关和官方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成本、保险加运费)计算和记录商品的进口。离岸价和到岸价的差别在于从出口国(原产国)把商品运送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到岸价的费用可估计为比离岸价计算的成本平均高出10%。

第二， 统计范围上，美方统计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祝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国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加剧了贸易失衡的规模。

第三， 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 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原产地统计是指进口货物的国别要按其原产地，即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进行统计。而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尽管美国的海关统计中有关原产地统计的规则有所改进，但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仍存在随意性。

 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转移到中国

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通过分阶段的、梯度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兼而有之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从60年代开始，其特点是工业主导部门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新技术加工工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国内相关制造业产业的相对空缺，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与东亚地区互补性贸易结构产生的基础。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5%；二是外资企业带动的出口增长迅速。正是这两个对外贸易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要素禀赋理论自从提出到现在，虽然遇到了许多挑战，但仍是解释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成本不同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均获得最大福利。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从中取得经济利益。要素禀赋理论对中美双边贸易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会继续成为预测未来中美双边贸易走势和制定相关贸易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技术和人力资本。

 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偏低。美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2001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达到最低点，只有0.3%。导致美国近年来储蓄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经济泡沫带来非理性繁荣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美国

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但是，这种依靠负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美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大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此后愈演愈烈，贸易逆差是为弥补需求缺口而发生的。

相对于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中国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融资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导致国内储蓄率较高，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造成了我国贸易项目的大量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与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国内经济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

从美国角度来看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X-M＝（S-I）＋（T-G），即一国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其国内个人净储蓄加上财政余额。首先，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看，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将不断扩大。自2001年以来，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同时，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从财政赤字的影响来看，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加剧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减税带来的消费增长和政府开支增加，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巨额财政赤字加上利率上升，会导致外资流入、美元升值，从而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从2001年开始，美国累积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同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不断增加，过低的储蓄水平和过高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65%以上，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0%和72%。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调高储蓄率，从2008年8月的0.8%提高到2009年5月的6.9%，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也随之开始下降。这正说明美国贸易逆差只不过是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高科技产品和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又是规模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应该处于优势地位，但现实却是中国是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这除了加工贸易的原因之外，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1998年，美国将卫星技术添加到管制清单中，专门对中国进行控制。2007年6月，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该规定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三项，其中出口产品管制分类列表（ECCNs）的31大类管制项目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等20种产品、软件和相关技术。美国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对华实施了比其他贸易伙伴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11].严格的出口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向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结果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在中国迅速增长的高技术进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严重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若要谈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解决，单一的人民币升值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第一，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失衡。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5.9%，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对华逆差下降16.1%。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也曾因货币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但到2008年，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3].因此，国内和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解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第二，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殷德生（2004）研究标明，中国贸易收支价格弹性很低、而收入弹性很高，说明受外需影响较大，其中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最大[12].中国自2005年以来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于美国过度消费，而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致使中国出口下滑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那应该改善出口才对。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两个月之内从超过20%的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复苏，而中国对美出口也开始回暖。这说明中国出口主要是由外需市场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因此，单独依靠人民币升值是无力改变美国进口增长过快的局面。

第三，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根据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实际汇率变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情况下，如果考虑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即使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如果考虑升值后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首先，出口下降会导致国民收入减少，而

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降会减少进口需求，尤其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出口下降会使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其次，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投资利润率，尤其对于创造大量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这样势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和就业，从而降低中国的消费和进口需求；最后，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这种负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本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就中短期而言，人民币升值后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可能会超过价格效应的影响，因而使中美贸易平衡的变化难以确定。

第四，人民币升值可能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升值固然会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的市场价格，一定程度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进口规模会下降。在美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美国会转向生产同类产品的替代国家，例如印度、东盟等，进口与中国产品类似的产品。

第五，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一方面，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进行生产，使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2007年还将中国单列，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因此，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3].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中美失衡问题

面对美式霸权对于人民币升值施加的压力要求我们必须合理面对，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坚决维护我国内部的币值稳定与经济稳定，而要做到这些不妨从以下角度考虑：

第一，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方面，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利用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拓展新兴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二，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在稳定利用外资规模的基础上，要引导外资投向粗放型加工贸易以外的投资领域。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培育新的外资增长点，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三，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改变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竞争模式，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做强自主品牌，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转向追求贸易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

第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对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借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度增加汇率弹性和灵活性，逐步实现汇率形成市场化，使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利益和消除中美贸易失衡，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五，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劝说美国削减对华出口管制。2010年4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出口管制改革制定了初步路线图，计划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劝说美国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的歧视性规定，这有利于增加我国从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还要优化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美国为了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返销的影响，反映美国真实的贸易利得，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每年专门以“所有权”为依据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进行重新统计[13].因此，在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联合研究的基础上，建议中国进一步建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综合反映中美贸易利益分布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 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国际经济评论，2006（9-10）：13-16.

[2] 麦金农。从历史角度比较中日两国货币升值[J].中国金融，2007（6）：25. [3] 陈德铭。建设性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EB/OL].[2010-03-28].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4] Paul Krugman. Chinese New Year[N].New York Times， 1 January，2010. [5] 中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的研究报告[R].2009（10）：16-18.

[6] 姚枝仲。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J].世界经济，2003（3）：12-15.

[7] 李若谷。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缘何被扭曲[J].世界经济，2007（9）：7.

[8] 张二震。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顺差[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