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第２４卷 （总１１６期）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６ ２０ｌｌ Ｇｅｎｅｒｌ Ｎｏ．儿６ ａＶ０１．２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评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吴雪丽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３１０１２０１１）一０６—００９７—０５ 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系统的中国女性批评与理论话 发生。如果说此前对现代女性写作的研究多是对女性文 语“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 学作品的解读，那么，此书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梳理了现 ３Ｏ年的时间，其间，以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和Ｉ阚释中 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的教育史、生活史与写作史。 国女性作家作品成为一种主流。虽然西方理论曾经打开 一方面，它以回到历史现场的发生学视野，对史料进行仔 了女性研究的视野，并且多有洞见，但是，基于整体西方 细爬梳与辨别，将中国现代以来的第一批女作家的出现 女性生存经验和历史语境的女性话语并不可能穷尽中国 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发现了“女学生”这一身份对 女性生存和写作的真相，遮蔽和盲视也不可避免。在此 第一代女性书写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论者又对“女 意义上，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 学生”书写进行了详细解读，在对作家、作品进行准确分 作的发生》（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和孟悦、戴锦华 析的基础上，勾勒了现代女性写作风格的初步形成。正 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是在此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可以称为中国女性 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话。《浮出历史地表》是中国第一部 文学研究的又一个新起点。 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专著， 一借助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不仅勾勒 回到历史现场的发生学 了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整体进程，而且对庐隐、冰心、丁 近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已有许多优 玲、萧红、张爱玲等作家的个案研究也颇有见地，呈现了 秀的成果，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新文学发生时 女性写作在男权话语下“浮出历史地表”的艰难实践和卓 期复杂的历史语境，展现了多重合力作用下新文学初创 越成就，已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与之不 时期的面貌。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女性文学的产 同，《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则回答的是中国的女性写作如 生，《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则是第一部。论著回到晚清到 何“浮出历史地表”，展示的是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 “五四”时期的历史现场，以翔实的资料钩沉和富有创见 之前”含混而隐秘的历史际遇与生存经验，或者说是怎样 的历史眼光，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在 的历史土壤孕育了中国第一代女作家。换言之，同以往 还原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整体社会语境的同 的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不同，《浮 时，发现了女子教育与新文学之间的本质性联系。 出历史地表之前》关注的是中国语境中现代女性写作的 王德威曾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论述了晚清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２ 作者简介：吴雪丽（１９７５一），女，河北灵寿人，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这些成果包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杨联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 生》（陈方竞，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姜涛，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岳凯华，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李怡，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中国左 翼文学的发生１９２３－－１９３３）（陈红旗，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等。 说中所孕育的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诸多新质，认为长 上，“女性问题”和“国家问题”是同构的。借由对女性的 期以来对新文学发生的研究忽视了晚清时期文学实践的 重要作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也成为了近年来学界 的共识，因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来就不可能是在历史 地平线上突然呈现“狂飙突进”的变革，而是经过晚清以 来长期的历史积累和知识分子的艰难实践。而对于中国 走出家门，实行“女权”和“女学”的呼唤，一个新的想象 的中国将得以诞生。 从宏观的历史脉络上妇女的被关注、妇女的命运、生 俘处境、未来期许等看，妇女是随着晚清的“民族国家”想 象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但论者的可贵在于，在具体的问题 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浮出历史地表之前》选择了“１８９８ 年”这个中国第一个女校创办的时间作为探讨女性写作 浮出历史地表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就现代女性写作发 生的历史条件而言，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自 论述中没有囿于对历史的宏观考察，而是从细微处看到 了历史的多重面相。比如金一的《女界钟》和何震的《女 子解放问题》，作为史料它们都显示了晚清妇女作为“问 题”的历史出场，在于以西方女性为参照中提出男女平 “洋务运动”以来技术现代性的诉求遭遇重创，中国传统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收拾人心的作用，思想 启蒙则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起 点，严复、梁启超等意识到开启民智是“国富民强”之本，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妇女才会成为“同题”而不是 传统意义上传宗接代的工具而进入了知识者的视野。 那么，从传统的“父”和“夫”的家庭中走出的女性将 向何处去？作为空间的“女校”得以诞生。“进学校，意 味着女孩子们不再仅仅是父亲的女儿，也成为了社会的 一员，这也意味着她们不再仅仅被视做官太太、少奶奶的 候选人，意味着她们将从一个家庭女性变成一个有独立 意志的社会女性。这样的身份转换，对于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的女孩子而言，其意义何等重大！没有这一步，自由、 解放、独立，以及成为国民、人、女人都无从谈起，更遑论 成为现代女作家了。”（第５４页）从技术革新到维新变法、 从富国强种到开启民智，女子教育和“女学生”作为“问 题”浮出了历史地表。 从“发生学”的视野回到历史现场，回到现代意义上 女性问题的历史出场，此书发现“妇女”作为一个“问题” 呈现，这与晚清时期的民族国家想象密切相关。论者颇 有见地地辨析了“晚清”和“五四”对“妇女”问题的发现 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不同：在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 子那里，“女性”的解放首先是作为“生产”的身体，是“国 富民强”的身体政治；而到“新文化”运动中，女性的主体 性或者说她们的人格才被发现，这也为中国第一代女作 家真正以“人”的声音、以“女性”的生命经验书写历史成 为可能。论者以两次“发现”准确概括了中国的妇女写作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历史际遇，但是这样的论述在彰 显“晚清”与“五四”关注女性问题的不同表征时，可能也 部分遮蔽了问题的复杂 。因为在晚清时期先进的知识 分子那里，作为“身体”存在的女性和作为“国民精神”存 在的女陛应该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方面晚清在战争中 的一再挫败呼唤强健的国民，另一方面联系着赢弱的“国 族”的是对一个新的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而在这个视域 ９８ 等、妇女解放等问题。但论者不只是将其作为问题自然 呈现，而是把材料本身也变成了问题，她发现了因为写作 者性别和身份的不同而显示出对女性处境的不同理解： 作为男性知识分子，金一借助妇女问题，讲述的是“民族 国家”的宏大叙事，但也是借妇女问题的解决缓解“民族 国家”的焦虑，而何震作为一个女性则看到了在民族国家 的宏大叙事下面所遮蔽的妇女问题的中国语境。不是以 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而是在 对两个文本的比较中，使问题自然呈现。这样的论述风 格贯穿了此书的整个写作，明白、晓畅、脉络清晰而不又 失问题意识。 回到历史现场的发生学视野、还原历史复杂性的同 时也可能陷入含混而复杂的历史场域而失去分析和判断 的明晰，而此书的意义是在复杂的“晚清”发现“女性”的 复杂历史语境中抓住关键性的问题，即女子教育问题，以 “女子教育”为主线，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上的纷繁复杂的 变化在“学校”这样一个空间中得以具体呈现。从家庭到 学校、从日常生活到知识讲授，——“晚清”到“五四”时 期的女性隐秘的生活经验和身份建构在《浮出历史地表 之前》渐次呈现出来。从民国女校教科书中对女性“孝 悌、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诸美德”的实践躬行到 “渐进而使知对于国家之责任”的新“贤妻良母”的呼唤， 从对女子自立、自重、自强的要求到对女子“人民权利之 义务”的告知，从女校的体育运动、音乐教育到对她们课 余生活的具体规定，论著以详细的资料钩沉呈现了从“晚 清”到“民国”时期“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 在资料的运用中，《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使用了政府 官方文件对女校和女子规定的章程和女子学校的教科书 为主要对象，这显示了研究者把握历史和穿透历史的宏 观视野。不管是官方章程还是女校的教科书、女校的学 校纪律，都是和对“女学生”这个群体的“国家想象”和 “个体身份”塑造最为直接的。而且，在史料的运用中，论 者始终保持了对史料的甄别和判断，从女子放足运动中 看到了“身体与政治”之间、“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隐 喻，从女校学生对学校教科书和教学章程的接受与反抗 的新思想、新学说的杂志、报刊，这使得作为一个群体性 之间，看到了第一代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艰难，那就是 的女性写作具有了“浮出历史地表”的知识积累和思想积 “女学生尽管走出了家庭，但被当作‘性诱惑者’的际遇 淀。而那些携带着新思潮、新思想的国文教师们的鼓励 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只不过是看守的地点从家庭换 和支持，也使女学生们逐渐成为《新青年》、《创造周刊》、 作了学校”（第８Ｏ页）。 《语丝》、《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刊物的重要作者。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论者收集资 虽然新文学期刊成为女性写作历史出场的一个重要 料的细致、辨析资料的敏锐。如何对资料进行甄别和判 舞台，但论者以庐隐和《小说月报》的渊源为参照对象，敏 断，如何在那些容易被研究者本质化的表述中看到历史 锐地注意到新文学期刊在对女作者扶持的同时，也使女 背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还原那些被纷繁的表象所 性书写为了“迎合”文学期刊而遭遇困境。这使此书的很 遮蔽的历史场域，是史料研究中最考验研究者能力的方 多论述充满了弹性、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语境。比如论 面，此书论者正是抓住了史料中那些如“女校”、“女学” 者这样来评述庐隐的写作：“庐隐的创作及发表经验，既 等关键性的问题，深入到女性文学发生的复杂场域，照亮 可以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爱好文艺的女学生如何在新文学 了那些晦暗的、因先人为主的判断所扭曲和遮蔽了的历 期刊杂志的帮助下成为女作家提供佐证，也可以看作一 史场景。 个女作者为获得‘主流’的认可所采取的‘策略’或者所 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写作 做出的‘牺牲’。”（第１７２页）虽然她肯定了新文学期刊 在“女学生”成为“女作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不可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女性立场和女性主义批 或缺的角色，但她同时也道出了历史的“永恒”而朴素的 评方法对现代女作家研究一度掀起了一个高潮，①这些 真相：那就是“成为一位著名女作家的重要原因，跟作者 著作不仅对女性写作的个案进行了细读式分析，透视了 本身的持久写作力有关、更跟其作品本身具有的魅力有 女性被整个男权文化压抑的历史，而且，也对２０世纪以 关”（第１７７页）。论者充满弹性的论述，不仅呈现了历史 来的女性写作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但是，《浮出历史地 的多面性、女性写作发生的必然性和种种机缘，而且把常 表之前》显然有所不同。这种以“发生学”的方法回到历 识或者说单纯的史料变成了“问题”，并在对“问题”的辨 史现场，在呈现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历史语 析中透出一个研究者的严谨和思辨的智慧。 境的同时，也使其研究呈现出了同以往的女性研究不同 以往的女性文学研究，很多关注的是女性文学被男 的视野，那就是社会性别视角的介入。“社会性别视野” 权文化“压抑”或者“冲破压抑”发出自己“声音”的一面， 之下的女性文学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对女性写作中“社会 但此书从社会性别的视野，还原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性别”的症候分析，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呈现被女性理论 那就是在“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对早期女性写作的引 所遮蔽的另一种历史真实：即“社会学”视野下女性的生 导、鼓励、支持，在“反传统”和张扬“个性”的意义上他们 存经验，她们的归属与反抗、她们筚路蓝缕的性别觉醒、 是并肩作战者，是携手穿越黑暗时空的同行者。从“五 她们在写作中呈现出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被“他者” 四”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女性作为个体的 的认同等。 “人”的角度，论者不仅辨析了“五四”知识分子与维新知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第一代女性写作者从“国民”认 识分子对女性问题认识上的历史进步，而且一反以往女 同到“个体”认同、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身份转换， 性主义研究者对男性霸权的历史的本质化叙述，指出从 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一个单纯的“新文学”发 胡适的《美国的妇女》到罗家伦的《妇女解放》、叶绍钧的 生的故事，而是一个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知识场域、文化 《女子人格问题》等，“‘五四’知识分子对于妇女人格的 激变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故事、女性故事。回到“晚清” 关注，是出于对现代社会中独立个体的关注，是以反抗旧 到“五四”时期的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学校教育、阅读、写 的传统习惯为主要战斗目标，向传统争夺对‘我’的支配 作，此书以对冰心、苏雪林、庐隐、凌淑华等童年回忆、学 权。一直受传统控制的妇女们在‘五四’时代获得了前所 生时代的生活记忆中，从“阅读塑造新女性”的视野发现 未有的来自男性世界的帮助，就妇女解放本身而言，这有 了她们大多是林译小说的爱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着实质性的进步意义”（第１０３页）。在男性知识分子构 中，她们阅读了几乎同样的经典翻译小说和“五四”时期 建的“女性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话语空间中，男性的呼 ①这些著作包括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 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乔以钢的《低吟高歌：２０世纪中国女性 文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盛英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等。 ９９ 吁和女性的觉醒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互文结构。而 等人到女高师的讲学，不仅给她们带来了《新青年》、《每 周评论》等杂志，而且还鼓励她们用白话文写作、对她们 作品的发表给予了极大的扶持，同时，男性批评者对女作 家的评价和讲述、对她们作品的选编、进入中国新文学体 系，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此书中的“社会性别视 野”对“女性立场”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补充，“社会性 别”视角使研究者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进入历史、考察历 没，而是以思辨的智慧穿越了晦暗的历史，表现出严谨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 学风和对历史的理解。 三多重面相的文本解读 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性别视野”不仅贯穿了《浮出 历史地表之前》对女性写作的历史语境的知识社会学考 察，而且也呈现在论者对女性作品的分析中。分析方式 的一以贯之使此书不仅具有逻辑上对问题多重面相的关 注，而且也有充分的理论自觉。 史，从而发现了最为朴素的历史真相。 另外，此书也以宏阔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问题意识 把中国新文学史对女性作家的“接受”纳入了分析的视 野。比如对第一代女作家的接受研究中，论者以冰心的 接受为个案，探讨了第一代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的历 史机缘和个人际遇。一方面冰心的“问题小说”写作受欢 迎的重要原因是她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关注，另一 方面，她充满了母爱、童心、自然的“女性的优美灵魂”也 使年轻的读者们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优雅、清新的美学 风格又使冰心的写作在“文学性”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 通过这样细致的分析，论者令人信服得指出，冰心“既符 合大众对女性写作的审美，又符合社会对新的女性形象 的想象”（第２７页）。 当然，在另外的视野上，第一代女作家的被接受以及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首先要呈现的是和“闺中女儿”那个 从“父”的家门到“夫”的家门的传统女性的告别，是以 “社会人”的角色发言，另外她们要反抗是对女性写作的 “伤春的、自怜的、多情的、风花雪月的”的写作身份的反 抗，“这是从闺中女儿成长为人的勇敢，对社会问题发言 正是她们的女性社会身份的觉醒的开始，而不是相反。” （第９页）这也是对自晚清到“五四”以来的女性从“国 民”、“女学生”到“个人”的身份转换的一种形象阐释，在 这样的接受研究中，女性写作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成 为由文学史、美学史、接受史等共同构建出的一个文化事 件或者说一个社会事件。 我以为，此书中社会性别视角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发 现被女性主义叙述立场所遮蔽的某种历史真实，更重要 的是它还原了一种历史常识。我们的文学研究弃绝庸俗 社会学批评和历史决定论的简单化后，却又陷入以各种 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绝对化中，以至于有 意或无意地曲解历史而丧失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从这个角度看，此书的“社会性别”视野具有别样的意义， 论者以“平常心”观照历史，让事实自然呈现，同时追问 “自然呈现”的历史背后“何以如此”，并对历史表象进行 辨析和探究，这使论者在回到历史现场后并未被历史淹 １００ 讨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时，此书认为一方 面关系到女性写作者们“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历史境 遇，另一方面也和她们在最初写作中显示出的女性隐秘 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在几千年的“空白之页”之上，她们 如何书写自我、如何观照世界，都成为对女性写作发生学 研究不能缺少的重要面相。而论者对早期女性书写的分 析，颇多新见。既然第一代女作家几乎都是由“女学生” 脱胎而来，那么她们塑造的“女学生”的形象也是对自我 形象的建构。从冰心的“女学生”想象，论者看到了冰心 透过“社会”角度审视“女学生”，“证明谢对女学生社会 身份的体认，是被‘教育’的结果……在学校、家庭以及自 己的阅读书籍的帮助之下，她把社会的期待内化为自我 注视与自我期望”，因此她笔下的“女学生”是“去性欲化 的”、是“女儿、姊妹和同学”、“不是以‘被看’的‘尤物’姿 态出现，而是以有思想、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女主角形象 出现。”她的自我认同是“知识妇女群体中的一员”（第 １８６页），但这种“女学生”立场也限制和束缚了她的写 作，因此未能建立一个对女学生的命运与自我处境的反 思视野。在论及冯沅君的写作时，论者敏锐地看到了女 性身体的觉醒以及新女性与传统之间的“充满张力、喜剧 感、焦虑感”，而这样的“两难”，“与眼泪、痛苦、鲜血、生 命有关。”这使冯沅君笔下的“女学生”成为具有时代精 神的，“迥异于中国文坛上的一位‘新’女主角。”论及庐 隐对“女学生”形象的塑造，论者以“高等学府里的女病 人”呈现了“五四”一代女性的痛苦经验，她们的忧虑、苦 闷、彷徨、无助。而凌淑华则显示了“女学生”对成长为女 人的强烈拒斥与恐惧，她以写作证明的是“女学生，才是 女性一生中的黄金岁月”。诸如此类清晰的判断在此书 中比比皆是，论者不仅介入了历史坐标，而且介入了同时 代女性书写者潜在的比较视野，使读者在宏阔的历史脉 络上既看到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和时代的张力 关系，也对不同的女性书写者的“身份建构”和“自我认 知”有了感性的认识。 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作为女性的个人体验出 发，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的早期写作如冰心、庐隐等对社会 问题的关注、对女性自身生命经验的遮蔽，不再单纯的是 受几千年的男权文化压抑的结果，不再单纯的是因为“被 压抑的女性意识”而无法书写女性隐秘的生命经验，她们 指。论及庐隐，论者指出，“书信体更适合庐隐表达内心 世界，同时隐形女性读者的预设使她逃脱了可能的‘责 备’。”“庐隐在小说中‘撇清’第一人称’与‘叙述人’之间 关系的做法，与冰心把‘我’隔离于事件发生之外的做法 以女性“社会人的自觉”关注受侮辱、受损害者，显示的正 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五四”女作家对同为“姐 如出一辙。”（第２５７页）实际上这是第一代女性书写者在 妹们”的小脚女人的同情和理解、对那些被淹没在新文学 表述自我经验时的一种自我保护，这样的社会学视野就 视野之外的“闺阁”中女子们隐秘生命经验的书写，就具 使我们看到了传统习俗的压力而非单纯的男性、父权的 有了别样的意义，“从女性的生活中发现历史的男一面， 压抑构成的女性写作的复杂的历史场域、以及女性叙事 她（凌淑华）以被众人忽视的对象为对象，为现代写作史 “策略”背后在“迎合”与“反抗”之间的文化政治。 做了重要补白。”（第２４１页）同时，论者也敏锐得注意到 正是通过对女性文本的这种多重解读，此书使发生 了第一代女性写作者以群体关注的方式书写那些远离 学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分析从“内”、“外”两个方面得以 “启蒙”视野的“无意义”的女性生活的重要价值，“妇女 逻辑展开，在外部视野上，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身 写作者们在以写作的方式重估妇女。不是从主流批评标 份转换在“晚清”到“五四”的复杂历史场域中渐次呈现， 准出发，不是从民族国家话语角度出发，而是以一位知识 而在内部视野上，第一代女作家在写作中的自我身份建 女性书写母亲、书写姐妹的方式获得完成。”（第２４２页） 构和为同为“姐妹们”的女性生命经验的书写，使“中国 当然，在另外的视野上，对“无意义”的女性日常生活和隐 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不仅显示出历史脉络的清晰，而且 秘内心经验的泄露，也使“新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从开始 更是以深入文本机理的分析使历史厚重而丰满。 就靠近了另外一种文学的评价体系，那就是女性写作中 总之，从“五四”时期对女性文学的偏于社会历史的 的日常生活美学之于文学书写和文学史的意义。 分析、８０年代在“西化”视野下以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女性 此书的社会性别视野也渗透到了对女性写作的叙事 文学的批评方式、到新世纪以来的“回归常识”，其背后都 学分析中，通过对文本叙事秘密的透视，使写作者何以这 有着属于不同时代的知识谱系与思想诉求。在这样的批 样“讲述”故事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政治意味。在“第一人 评和研究脉络上，《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对于中国的女性 称与女性写作”的论述中，论者不仅显示了文本细读的良 文学研究就具有了重要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序言” 好素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了“形式”背后丰富的 中提到，“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 意识形态内涵。尤其是对冰心第一人称写作但同时又和 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的，而必须回到中国的 真实的“我”疏离的分析很有洞见，论者认为“叙事上的 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 自我清洁化，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出于艰难环境中女作家 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必须在 不得不采取的叙事策略”（第２５１页）。也就是说，在冰心 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理解和阐释中 的小说中，“我”往往是一个完美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者。 国的女性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意义上，张莉的这部著作 但论者同样看到了这样书写的目的，那就是对于自我形 可以称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起点，相信随着时间的 象的塑造和讲述，使“我”成为一个可以被传统和男性社 推移，它对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意义会日益彰显。 会所接受、赞美的“单薄、美丽、微笑、洁白”的空洞的能 （责任编辑：曾庆江）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ｔｓ Ｒｉｓｅ ａｂｏｖｅ琥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Ｕ Ｘｕｅ—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１０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