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文化在《边城》、《芙蓉镇》中的不同书写

李阳春

【摘 要】沈从文的《边城》与古华的《芙蓉镇》是现当代湖南文学的两个典型范本,两部作品在描写风俗民情、刻画人物以及构建故事方面都不自觉地书写湖湘文化,打上了湖湘文化的深深烙印.《边城》抒发人性的美好,重在构建理想的人性神庙;《芙蓉镇》侧重在湖湘风景、风俗中展现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人物命运的变幻莫测,唱响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两种风格的不同书写是湖湘文化在湖南作家中传承与开创的结果.

【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3 【总页数】3页(P102-104)

【关键词】湖湘文化;《边城》;《芙蓉镇》;人性神庙;乡村牧歌 【作 者】李阳春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长沙41000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42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在我国，《诗经》用词简约、意蕴深远，《楚辞》用词华丽、浪漫无穷，充分说明了南北文学的差异。在国外，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把地理环境、种族、时代认作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而“不同的地域有着不

同的自然地貌、风土人情和方言土语，以及无形中受到这种种因素所制约的独特的历史传统的民众心态。”[1]基于此，现当代不少湖南作家都在创作中书写湖湘文化，湖湘文化讲求经世致用、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等要素，通过不同的渠道浸润着湖南作家的心灵。在这些作家当中，沈从文和古华是备受关注的两位。他们的代表作品《边城》和《芙蓉镇》都着意写湖湘风景、风俗，重区域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描写，表现出一种诗的意境。其中，《边城》书写了湘西人民淳朴、善良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非常清新优美；《芙蓉镇》将政治风云融进民俗风情，借助人物的命运变化来书写时代的变迁，让人感觉到一种沉重的浪漫。 一、湖湘风物的本真美与湖湘风情的人格化

湖南地处内陆，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和北部布满丘陵和盆地。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使不少作家热衷于区域自然环境的描写，使其作品美丽而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是“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2]作品在浪漫的情调和氛围中构建了一个美丽圣洁的世界，充满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开篇，小溪、白塔、老人引出了故事发展的情境。三省交界的茶峒山清水秀，城外小溪流淌，城内安静优美。暮春时节，桃花、人家、河水、游鱼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春景图，显得自然真朴。夏天，飘摇的衣裤犹如一面旗帜使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之色。秋冬时节，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与周围环境非常协调。这种美景犹如人间仙境，让人油然而生向往之心。在茶峒有三个著名的节日：端午、中秋、过年。端午节是串起故事发展的一根情节线。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和傩送首次相遇，第二年端午节天保巧遇翠翠，第三年端午节翠翠傩送间接相遇。端午节那天，妇女小孩都穿新衣服，河面上锣鼓喧天，龙舟如箭般行驶，雄健的浆手、鼓手、锣手，齐心并进。水面上到处都是鸭子和追赶鸭子的人。这种场面既有鲜明的生活实感，又新奇别致。节日的欢乐营造了古朴的风俗民情。在自然之美、风俗之美中处处可见人与自然的契合。主人公翠翠的名字源于“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傩送就是父亲

认为他是傩神送来的，便因此得名。区域自然环境的描写在《边城》中成为一种底色，一种基调，构成浓郁的“乡土特色”和鲜明的地方特色。那里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也没有激烈尖锐的社会矛盾，保持着古朴的社会风俗和原始的生命形式。 《芙蓉镇》发表在1981年的《 十月 》杂志上，小说用真挚、热烈、泼辣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湘南芙蓉小镇的风情画。小说开始，芙蓉镇一河一溪两条水路流过，三面环水，岸上木芙蓉和湖塘的水芙蓉争奇斗艳。长长的青石板街一家煮狗肉，满街闻香气。街两边的住户晾晒的布物、衣衫裤子、裙子被子，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各家瓦檐下挂着串串红辣椒，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四时八节乡民互赠吃食。圩场是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紧接着，长长的青石板街变成了白底红字的标语街、对联街。圩场也从三天圩到星期圩，再到十天圩，半月圩，再变为五日圩，不断变换。1979年，青山绿水的芙蓉镇上王秋赦的吊脚楼倒塌，圩场上的人们穿得花花绿绿、戴得银饰闪闪、腰里装着满鼓鼓的钱荷包，挑着各式物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圩场上最惹人注目的，是新出现了米行、肉行。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筐筐担担，排成队，任人们挑选议价。”[3]市容音容都是一片崭新。在这里，圩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变化，自然地理风光被赋予了 某种人格化的色彩，自然风物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 二、理想的湖湘桃源净界与沉重的湖湘政治风云

“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4]沈从文用他的《边城》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桃源净界。

《边城》写于1934年，这是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的时期，这时期的文学不是写农民破产就是写天灾人祸亦或是写革命。《边城》突破了这种模式，“以建造人性美的‘小庙’的方式，以对湘西那片朴野的土地和人民的浪漫抒写，去营建民族的理想德行和灵魂。”[5]那是一个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农村小镇，

重义轻利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主人公翠翠是湖湘文化精灵的化身。她天真活泼、眸子清明如水晶，非常乖、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有着湘女的多情，与傩送一见钟情后把爱埋在心底。因为爷爷的不理解，她不愿意伤害人。幻想逃出去但又担心爷爷找不到她而不愿意离开爷爷。当傩送出走后，她一心等待他的归来。老船夫忠厚善良、事事以诚相待。他把义作为人生的第一准则。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尽守本分，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过渡的人为了感激他的热诚尽责,馈赠他,却说：“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对外孙女非常关爱，生怕重蹈她母亲的覆辙。为外孙女的婚事积极奔走，忧虑而死。天保豁达豪放、不拘小节，傩送感情丰富 ,有诗人般的气质。兄弟俩同时爱上翠翠，但兄弟间并没有看见血腥仇杀，而是相互礼让，各人采取自己的方式爱翠翠，成人之美。尤其是傩送，毅然抛弃了富有的碾坊,选择了贫穷的渡船，强化了傩送的人格美。爷爷死后，孤独的翠翠承受着心理的压力；但杨马兵毫无怨言接替老船夫摆渡行人，并照顾翠翠。在《边城》世界里，处处可见和谐的人际关系，那里没有时代的血雨腥风，恍若一个理想的人间桃园。

《芙蓉镇》是80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以充满忧患的笔调叙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芙蓉镇上的风云变幻，唱响了一曲写满时代变迁的风雨牧歌。这首牧歌的中心是变幻莫测的人性人情。号称“芙蓉仙子”的胡玉音是作品的焦点，她内秀外慧，年轻时因为出身不好，斩断了与青梅竹马的黎满庚的爱情。随后嫁给老实懦弱的黎桂桂，依靠辛苦劳作过上小康生活却因此被打为“新富农婆”。成为寡妇后，黎满庚没有保护她，交出了替她保管的1500元钱致使胡玉音在凄风苦雨中与青石板街相伴。当胡玉音在扫街中与秦书田建立感情，结婚却被迫贴白对联。胡玉音的生活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个真正的 “人”，拥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在那时，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胡玉音既善良勤劳，又勇于追求幸福，即便在极左狂潮中仍然顽强求生、乐观向上。秦书田是大学生，原来是县文化馆的工

作人员。因为改编了《喜歌堂》的“哭嫁”内容，被打成右派，在芙蓉镇接受“劳动改造”，人性尊严被践踏。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自轻白贱，天天挨批斗，他毫不在乎，但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生活的挚爱。他善于苦中作乐，自编黑鬼歌舞，逗人发笑。他压抑难言之痛，不顾身份与胡玉音真心相爱结婚。他身上始终闪着人性的光芒，照顾小五类分子，怜爱胡玉音，戏弄王秋赦。即便忍辱负重坐十年牢，却没有怨言。在秦书田身上引射了道德人格的分裂和丧失。他的坚忍执著，是湖湘精神“吃得了苦、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的写照。人被沦为“非人”，这是《芙蓉镇》中人性的普遍书写。在芙蓉镇上，看不到和谐的社会关关系，重义轻利只是一个寓言。只有谷燕山时刻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但力量却是如此渺小。《芙蓉镇》通过人性人情的变化，描述了特定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关系与戏剧人生，承载着厚重的思想文化内涵。 三、湖湘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现代的开创

湖湘文化是湖湘各族人民民风民俗、社会心态的反映。湖湘文化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化特质，如独具特色的湖湘风俗民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以及上下求索的哲理思维等。在《边城》和《芙蓉镇》中都表现了湖湘文化的区域特质，象崇神信巫，唯情尚情，崇尚自然等等。《边城》中的翠翠，一心等待傩送的归来，可以理解为痴情，但其实是唯情尚情的体现。胡玉英的“克夫，不主子”的命理观都可以从湖湘文化中觅到踪迹。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品基本上可视作山水画, 人物在画面上隐藏极深, 但这种风景画本身就体现了人的性格、人的自由和心灵。而古华的作品则是人物画, 自然、民情风俗只不过是图画的背景, 凸现于画面的人物有着种种复杂纠葛, 人物的喜怒哀乐与背景只有表象形式上的关系, 导致他们生动表情的是超越背景范畴的一种力量——源于上层建筑的政治社会力量。”[6]两部作品既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传承，但《芙蓉镇》又有不少开创。 在思想母题方面，沈从文和古华都关注现实，忧患人生，抒发真情，反映时代要求

和人民愿望。但《边城》着重渲染了一个宁静美好的世界，反映了农民心地的善良，追求的执着。象老船夫、翠翠、天保、傩送等等，很少涉及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人性的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人们刚从愚昧、专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个时期的作家，对光明与黑暗、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特别敏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芙蓉镇》除了继承描写人性美好的一面外，还渲染了人性的多面性以及人间的世相。《芙蓉镇》反映了“文革”、“大跃进”等历史，既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发展同步，又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相吻合。芙蓉镇几十年的变迁，王秋赦、李国香的所作所为对人性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让我们明白现实并不是世外桃源。当我们沉醉于古朴的风俗民情之中时，又不禁为文明受到愚昧的嘲弄、个性与尊严受到野蛮的践踏而震惊。《芙蓉镇》既是对忧国忧民、以文救世的湖湘文化的书写，也完成了文学为人民代言的任务。

自近代以降，中国一直处在一种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是许多作家面临书写的问题。在情节模式方面，《边城》采用线性叙述方式，情节上少有大起大落，显得自然而流畅。强调自然美，有一种世外桃源之感。虽然结尾也流露出某种现代意识，但不是很鲜明。在《芙蓉镇》中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文本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中设置了两个对立的人物，胡玉音和李国香。在身份上，胡玉音是芙蓉镇本地人，是民间力量的象征。李国香是外来干部，是现代因素的介入。两人存在着很多冲突。在冲突中, 李国香依靠强大的国家话语威权拉拢民间话语中的丑陋象征“吊脚楼主”运动根子”王秋赦, 处处可以看到正义与邪恶的冲突、落后与先进的选择。随着王秋赦吊脚楼的倒塌，作品画上了一个句号，象征着民间的丑陋因素会慢慢消解。胡玉音的米豆腐摊重新营业，是对国家市场经济的回应，也暗示了国民对现代性的一种向往。

《边城》笼罩着浓郁的诗意，《芙蓉镇》则在浪漫与现实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芙蓉镇》对《边城》既有承继又有开创。区域自然环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在作品

中，使《边城》和《芙蓉镇》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满足了世人的阅读期待。“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与文学拨乱反正的主潮合拍，成就了《芙蓉镇》一时的辉煌。但文学毕竟是人学，作家在扎根于自己地域文化优势的同时，要与时代同步，拓宽自己的视野，将地域文化进行纵的挖掘和横的比较，文学作品才会有魅力。 参考文献：

[1]严雄.湖湘文化与现代小说创作[J].理论与创作,1998,(4).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162,176. [3]古华.古华获奖小说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10. [4]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238.

[5]刘 利,王 丹.以田园牧歌营建理想人生——论《边城》的审美意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8).

[6]张华立.乡土文学的两种风格——析沈从文、古华对自然民俗的不同态度[J].求索,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