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乡村 走进城市——“60 后”作家朱辉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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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乡村 走进城市

——“60后”作家朱辉的小说创作

段崇轩

内容提要：“50后”作家擅于写乡村，“70后”“80后”作家长项在城市。而“60后”作家由于社会的转型和个人的经历，往往能跨越乡村和城市两种题材。朱辉就是一位典型代表，他的小说创作，出色地书写了少年时期的乡村风景，成功地表现了青年时代之后所经历的城市生活，着力揭示了城乡的社会、人生情状，探索世俗的纷繁与人性的幽暗，形成一种独特、细微、简练、丰盈的艺术风格。阅读、阐释朱辉的小说创作，有助于我们理解“60后”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轨迹。当然，这种跨越两种题材的写作方式，也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某种难度和局限。关键词：朱辉 乡村风景 城市生活 六零后写作

“60后”作家的长与短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文学自有别样的作家。“60后”作家朱辉，在当下文坛不算活跃，但却是实力派。他的小说创作，出色地书写了少年时代的乡村风景，成功地表现了青年时代之后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穿越”；他的小说创作，着力表现城乡的社会、人生情状，探索世俗的纷繁与人性的幽暗，在艺术上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形成一种细微、简练、丰盈的艺术个性，这在“60后”作家中是别具一格、难能可贵的。

近年来，代际文学的研究成为一个引人注意

的文学课题。作家代际研究，主要集中在“50后”至“90后”这几代作家身上。王春林认为：“如日中天的‘50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整体而言，这一代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紧随其后，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成为中国小说界中坚力量的，很显然就是我们在此要关注

①

的‘60后’一代作家了。” 这一代的代表性作家，

主要有格非、余华、苏童、毕飞宇、迟子建、李洱、东西、吕新、麦家、关仁山、葛水平、郭文斌等。朱辉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一代作家群中，我们会发现，有的长于写乡村题材，如迟子建、关仁山、葛水平等，他们也写城市题材，但总是隔着一层。有的擅于写城市题材，如格非、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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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等，他们也有乡村题材创作，却往往难以深入。总体而言，这一代作家的乡村题材创作要高于城市题材创作。而朱辉则乡村、城市题材创作集于一身，并融会贯通，越到后来城市题材创作越成为主要领域，走向一条学者型创作路子，这同样是“60后”作家中不多见的。

对作家而言，乡村与城市，绝不仅仅是一个出生、生存的具体环境，而是有关人生根基、文化积淀的问题。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进入剧烈而深刻的历史转型期，即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文化向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和文化的转型。中国的几代作家就置身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期。“50后”作家经历了农业文明和文化的盛与衰，绝大部分有深切的农村生活经验，因此写农村和农民是他们的主要优势。“60后”作家遭遇了农业文明和文化向工业城市文明和文化的痛苦转折，他们对两种文明和文化都有观察与体验，成为困惑的一代、跨越的一代，这成为他们的优势、长处，也成为他们的劣势、短处。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乡村与城市题材并存，有的乡村生活写得好，有的城市题材写得好。朱辉两种题材皆擅，城市题材成为重要“版块”。从“70后”到“80后”“90后”作家，中国的作家群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社会已经很难孕育作家，偶有涌现马上就进入城市；城市社会各个阶层的年轻作家一茬茬生长，形成多样化的创作群体。“70后”作家特别是“80后”“90后”作家，在城市和市场化社会中如鱼得水，在自由开放的写作中大放异彩，对“60后”作家形成了很大压力。他们前有“50后”作家的遮蔽，后有更年轻作家的冲击，实际上处于一种夹缝状态。

作家的人生经历，往往成为后来创作的宝贵资源。朱辉1963年出生于江苏兴化市小镇。小镇是介乎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一种人群聚集地，但有更多的乡村形态、民情风俗、文化积淀。父亲是大学文科毕业生，在小镇中学做语文老师。他

在小镇读小学、读中学，在自由的天地里生长。一直到17岁，考取了南京的河海大学，才离开小镇。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正是“”从爆发到结束、改革开放发端的时期，朱辉在小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他或许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茫然不解，但对乡镇的生活却铭记于心。在朱辉的小说创作中，乡村题材比例不多，但却引人注目。如《暗红与枯白》《看蛇展去》《红花地》，代表作品是《七层宝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朱辉对乡镇、对农民感情颇深，但他绝不像“50后”作家那样，真实地、近距离地去书写，而是站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观照，因此就有了一种回忆的、抒情的、审视的味道。

朱辉青年时期走进城市，上大学、留校工作、出版社当编辑，调江苏作协后，做专业作家、任杂志主编，已是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从乡镇走进城市，在城市这个宏大而繁杂的世界中，像乡村儿子一样，谨慎地、稳步地走过青年，走进中年。他从乡村题材自然地转换到城市题材，创作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代表性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牛角梳》《天知道》，中篇小说《对方》《游刃》《一箭之遥》，短篇小说《变脸》《吞吐记》《运动手》等，《要你好看》获“作家金短篇奖”，《绝对星等》获汪曾祺文学奖。他在这些作品中，多面、细腻、深入地表现了城市社会的“众生相”，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知识分子视角背后，我们又窥见了一双乡镇儿子的眼睛，他用潜在的乡村文化和观念，观察和评判着城市社会和现代人，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某种“复调”的意味。

在“60后”作家中，朱辉的创作给人一种“异质”感。他承袭了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又汲纳了现代主义写作精髓，但又全然不像这两种写作模式。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倒是更感受到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张爱玲小说、钱锺书小说的那种

《郎情妾意》典雅和智慧。感受到了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小说的忧思与理性。他很少关注大问题、大人物，说：“我的小说聚焦于小人物，力图于方寸间尺水兴波，探幽烛微。面对人们常常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我着力于平淡生活内在的戏剧性和冲突，我专注于故事的转折和人心的裂隙，由此探究人性的幽微，这有点类似于点穴。”②从大叙事到小叙事，这大约是“60后”作家对“50后”作家的一种反叛吧？朱辉长、中、短篇小说皆擅，但更青睐短篇小说文体。一方面是作为编辑少有自由的、整块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他喜欢那种超然的、专注的“微雕”式的写作方式。他说：“短篇小说令我着迷。它体量小，但它提出了真正的艺术几乎所有的要求，它不允许出现任何短板。”③不去迎合主流思想，不去追随文流，汲取百家成一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这种做派有点像汪曾祺、林斤澜，正如编辑家兼评论家张燕玲所说：“他的小说是一个独特的、被遮蔽的存在。”

乡村生活作为人生的底色

2017年底，我在阅读当年的短篇小说，准备写作年度述评时，欣喜地读到了两篇表现农村生活的力作，一篇是莫言的《天下太平》，另一篇是朱辉的《七层宝塔》。莫言是写农村的大家，在他的新短篇中依然保持了深切的现实关怀之情和丰沛的艺术想象能力。朱辉的小说写的是南方的乡村变为城镇，农民成为新城市人之后，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的变迁和他们精神情感的震荡。他所揭示的问题和展现的生活，在此前的农村题材小说中，还是从未见过的。我在短篇小说年度述评中，把两篇作品放在一起，作了集中而充分的论述。多年来，我跟踪短篇小说的发展，重要作家的作品是格外关注的，朱辉的小说也在我的视野之内，几乎每年都会读到；但印象中他是一个城市题材作家，写城市人的精神情感困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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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追求精短、隽永。没想到他还善写乡村小说，而且写得这样扎实、纯熟。紧接着2018年，鲁迅文学奖开评，朱辉的《七层宝塔》获奖，我很欣慰。

如前所述，朱辉在苏北小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他在记者和评论家的几次访谈中，谈到自己的故乡和对故乡的感受。他的祖父辈很多年前就来到小镇，在小镇有一个不大的家族。他的父亲有幸考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小镇中学做语文教师。严格地讲，他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但过着与农家孩子一样的生活，有许多农村同学和朋友。乡镇的日常生活、家庭伦理、自然风景、生产劳动、道德观念等，深刻地融化在他的生命和血液中。此时的苏北小镇，与全国农村一样，经历了一系列沧桑巨变。但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真正影响他精神情感的，依然是乡村那种传统的生活和文化。朱辉与众多“50后”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等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沉到乡村社会的底层，甚而参与到农村运动中去，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游离于农村社会大潮之外。他只是以一颗单纯、敏感的心灵，感受着乡村的民间生活，体会着农民的喜怒哀乐。正如他说的：“乡村社会总体来说是温情的，但是，也不尽然。乡村自有它的独特的人际关系，血缘、宗亲、利益等都是纽带；乡村也有它特殊的治理结构，除了法律、公理，还有特殊的伦理。人与人之间有温情，也有争斗，村与村之间更是如此。”④这是朱辉对乡村社会的总体感受和认识。然而由乡而城的游子们都深知，对故乡、乡村只有当你离开之后，才能真正感悟到它的样态和意义。朱辉说得好：“我从不质疑故乡的意义，那里的人情、饮食、景物、气候等等，眷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故乡存在的前提是离开。你离开了，故乡就此成立。……故乡的意义又是重大的，它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底色，思想的起点，也是疲惫身心的栖息地——哪怕只是在想象中栖息一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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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辉用纪实的方法、回望的视角、抒情的笔触，描绘了故乡的自由天地、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家族历史的神秘、家族内部的纠葛，游子对故乡的深情、城乡之间的云泥之别。《看蛇展去》写的是乡村小学二年级的金良、刘健，两个小朋友的读书、玩耍。那是一个文学荒芜的年代，但他们却可以看到不少由古典名著、历史演义小说改编的小人书。他们刚看过一本《谈蛇》的科普书，听说临镇有蛇展，就悄悄约好，逃学前往。走过二三个村庄，从白天走到黑夜，而蛇展已经结束。他们在文化站的街道上拾得一条漂亮的蛇蜕，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乡村是如此广阔，人情是那样温暖，目的没有达到，但过程却孕育他们成长。那条美丽的蛇蜕，是孩子成长的象征。《暗红与枯白》是作家自己的“寻根”小说。在短短的篇幅中，勾勒了曾祖父军旅生涯、曾祖母改嫁当地、从而异地扎根的模糊家史。描写了爷爷、父亲两代人的艰苦创业，与爷爷异父异母兄长一家的恩恩怨怨，特别是房产宅地上的矛盾纠葛。表现了乡村社会的家族冲突、利益纠纷。而小说的主线是，“我”在清明节回到故乡，一面给爷爷上坟，一面协助奶奶和父亲，处理与堂兄一家的宅地问题，准备趁拆迁之机另盖新房。家族隔阂、房地争斗，竟延续了几十年、上百年，直到今天依然不能处理。谜一样的家族历史、断不清的家庭官司，血浓于水的人伦亲情，深厚驳杂的乡村文化，使这篇小说呈现出一种苍凉而凝重的色彩来。《红花地》《岁枯荣》都是写的城市中的游子，同故乡、同亲人的关系与感情。前篇中，故乡小镇满眼是“无边无际的红花草”。主人公李钦身体不好，精神疲惫，回到老家养病。妻子临产在即，无人照护，也回老家让母亲护理。短短的时间，在故乡风水的养育下，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李钦身体康复，妻儿母壮儿肥，使李钦深切地感受到：“他人生的几乎每个重要环节都和老家有关，这里也是他的梦时常落脚的地方。”在后篇中，主人公骏遥

已是一位法学研究生。他在京城工作，在欧洲留学，但却心系故乡小镇，情牵奶奶父母，甚至奶奶身边的小狗。“不知为什么，他常常在异乡梦见故乡。”故乡成为他情感的寄托，成为他前行的动力。朱辉对故乡的全景式描写，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白驹》里。这是一部乡村历史题材小说，讲述的是从抗日战争到战争结束，长达十几年中一人一马的传奇故事，背景是一个叫白驹的南方小镇。正如评论家评价的：“小说对战争时代一个苏北小镇的日常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写，烧饼店、药店、剃头店、澡堂子，还有打更的、盐侉子、要饭花子……可以说，朱辉在《白驹》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⑥

朱辉用他细腻、虔诚、深情的文笔，刻画了一些独特的乡村人物形象。《驴皮记》中的翔子，不是劳作在土地上的农民，而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翔子是一位老实、厚道的青年。面对城市的花花世界，面对各种人物的欺骗行为，他懵懂、惊讶、气愤。200元买的羊皮夹克，很快变色开缝，民工们说是驴皮的，戏称他“驴子”。使他感受到了世界的可怕，人的丑恶。翔子是一位勤劳、本分的农民。他不受洗头妹的诱惑，与老板的“女人”、对他颇为信赖的小音始终保持着距离；他把工资全部寄给乡下父母，过着简单清苦的生活。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不仅城里人在骗人，如贩卖假皮夹克，如骗走老板女儿割掉肾。同时乡下人也在骗人，如工程老板在质量上作假，如村里的父母用猪皮熬阿胶哄骗城里人。这是一个思想情感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的青年人，从这个纯净如玉的人身上，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各种人物欲望的膨胀、道德的堕落。作家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彰显了一位普通农民的真善美品格，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的变异和失范。《七层宝塔》不仅表现了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尖锐问题，同时塑造了一个坚实的乡贤人物形象。正如鲁迅文学奖授奖辞所说的：小说“直面乡村的现代化转型，

围绕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变化，敏锐地打开农民邻里矛盾中隐含的经济、文化、伦理向度，在典型环境中生动地刻画人物，显示了充沛的现实主义力量。” 唐老爹本是村里的文化人，知书达理、德高望重，主持公道、受人尊敬。但在新的城市环境中，他难以适应这种封闭、杂乱、互扰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同本家侄子阿虎因居住、做生意发生的矛盾中，在同居委主任、不法开发商因拆毁七层宝塔爆发的冲突中，他干预、抗争，但却显得软弱、无助，终于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这是一个乡村文化的捍卫者，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牺牲者。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乡村社会和文化还要不要保留、如何保留的问题？传统农民能不能、怎样能成为现代城市人的问题？值得全社会思考。

作家的题材选取，往往制约着他的创作方法和手法。朱辉的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多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特点，但又经过了他的改造和创新。譬如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他说：“我总认为，写小说，不能漠视人民。”“我的理解是，人民就是我们周围的那些人。”他把主流思想中的人民，置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芸芸众生，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理念。譬如故事情节，他扬弃了那种自行封闭的戏剧化套路，而把生活的日常化、细节化与艺术的偶然性、传奇性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巧妙机智的短篇小说情节样式。譬如人物形象上，他注重人物的外貌、性格，但侧重人物的精神、心理，使人物更富有意象性、诗意性。此外，他还着意人物关系的设置、作品“腰眼”的作用、艺术格调的统一等，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某种中国古典主义的艺术特征。

对城市社会、人生的“勘探”

朱辉从乡村题材小说转向城市题材创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1985年大学毕业后，在三十余年的时间中，辗转在教学、编辑、写作等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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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与各种各样的城市人、知识分子打交道，与乡村社会、普通农民已很遥远。尽管他同故乡、乡村依然保持着联系，甚至常常在梦中回到苏北土地，朱辉已然成为知识分子型作家，表现他谙熟的城市社会、城市人，以及身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是自然而然的。他不像另外一些作家，如葛水平、郭文斌等，虽然人在城市，但魂依然留在乡村。舒晋瑜这样评价：“在长达30年的写作中，看上去他对都市更有兴趣，可以说，都市里的情感是朱辉的兴奋点。”⑦在朱辉的城市小说中，有两个特点格外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他表现了市场化、世俗化社会中，在“去精英化”的文化潮流中，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欲望的膨胀与人性的变异，展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图谱”。二是他的知识分子视野中，隐含着传统的、乡村的文化底色，他用这样的底色观察、比照城市社会、现代人，做出了一种别样的判断和评价。

对城市社会中各种现行与人的关系的描述和揭示，是朱辉小说中一个独特的亮点。在中国的城市社会中，建构了种种和机制，它支撑着社会的运行，但也积淀了诸多问题和弊端。《运动手》是一篇题材巧妙，描写精微的佳作。小说写的是某大学出版社全体职工到省体工队射击场打靶的情节，但背后却蕴藏着这一文化内部紧张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社长和总编争权夺利；当权的社长与漂亮的办公室主任小嫣关系暧昧；正在实行的“末尾淘汰制”改革波及着职工的心理；长期“靠边站”的老编辑周侃如，打靶活动中怨恨爆发，在众人的恐怖中把子弹射向了天空，给出版社捅了天大的“窟窿”。阅读这样的小说，让人能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不思索这种隐藏的问题。《面孔轶事》讲述的是一个电影摄制组的内幕。这同样是一种、一种临时的文化。摄制组拍摄的是一部“气势恢宏、具有史诗性质”的战争题材故事片，而在摄制组内部却等级分明、你争我夺、锱铢必较；特别是“特型大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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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与“头目”，他们在台上是大人物，在台下却是地道的“小人”，耍大牌、搞内斗、争报酬、贪女色，充分显示了某些艺人卑微的人格和龌龊的行为。小说发表于1999年，较早揭露了演艺界的污浊内幕。《吐字表演》则以讽刺笔法，刻画了某省电视台道貌岸然的台长和端庄高雅的女主播，在“密室”中的荒淫和丑陋，他们竟然在做爱中由女主播播报国际国内新闻，来寻求刺激和乐趣，夸张地揭示了他们的虚伪和堕落。在这类小说中，最出色的是《变脸》，中国的行政，等级森严、要求严苛，它逼迫身在官场的人，要有多副面孔。普通干事何雨，本来长着一张愁闷、阴郁、苦相的脸。但突然悟到官场的奥秘，生出一种变脸的绝技，他随机随人变脸，开始颇受欢迎。但中国的官场机制，既要求人善变、应对各种场合各种人，又要求人持守、显示定力和忠诚。何雨的变脸，不仅在生活中失掉了漂亮的女朋友，而且在单位里开罪了顶头上司。他在同事的怂恿下变出上司的脸，而遭到上司的怒斥和打脸。何雨彻底崩溃，黯然辞职，远走他乡。小说尖锐揭橥了中国式对人的压抑、异化，官场中人的多变、奴性，让人油然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

朱辉把他的艺术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城市社会和不同人群。《三岔口》写南京街头一景，开网约车的小伙子与骑电动车的老头子，因撞车而对骂、打斗，闲人的起哄、挑事，“我”——一位写作者的观看、劝架，颇有市井小说韵味。《大案》由一个偷狗事件，引出拾荒者周长根、饭店服务员小翠、贵妇人李女士，以及孙队长和赵民警等，众多阶层人物的生活、工作、心态，像缤纷的万花筒。《加里曼丹》写城市合租房里，年轻男女的生存、打拼、心理、故事，阴暗、狭窄的空间，隐藏着莫测的婚爱、蓬勃的情欲、突发的死亡，是庞大城市肌体上隐藏的疮疤。《然后果然》写城市白领打工者，他们不停地变换职业，甚至去做代人体检的不光彩工作；也许他们

拥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庭，但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危机，写出了城市小家庭的隐患和易碎。这些作品，视野开阔，篇幅精短，表现了城市社会的丰富多彩、变幻莫测、藏污纳垢，揭示了各种人物特别是底层人物的艰难生存、发愤进取、躁动多欲。但让人不能满足的是，作家对城市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还缺乏宏观的思考与探索；对城市与人的关系这一复杂问题，还没有做出深入的辨析与研究，因此呈现出表面化、碎片化的特点。当下的城市题材小说，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倾向。

对城市人爱情、婚姻、家庭领域的观察、反思和表现，是朱辉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我们注意到，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大抵是一些公司白领、内文化人，可谓社会的精英分子。但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潮流中，他们已扬弃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操守，已混同于平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着他们的爱恨情仇，释放着他们的种种欲望。先看对爱情的表现。《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相约日暮里》，均是写的两个男女青年，他们真诚相爱，但却因种种原因，天各一方，难成眷属，甚至连见面都那样艰难。《惘然记》中的主人公王杜，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却爱上了漂亮温柔的子蔚。一次侥幸躲过的事件，却使王杜的婚外情败露。妻子周禺把三人约到咖啡馆，机智地扑灭了后院之火。小说表现了男人在爱情上的贪欲、懦弱、虚伪；第三者的清醒、退让、悲哀；妻子的理智、聪明、果断。揭示的是婚外爱情的强烈诱惑和脆弱不堪。也许《药是爱情》中的那对才子佳人，李漾和子君，才有纯真而美好的爱情。但子君得癌症而早逝，李漾对未婚妻的病情一直蒙在鼓里，完美的爱情最终变为悲剧。朱辉表现了现代社会爱情的混乱、变异、匮乏，现代人对爱情的渴望、失控、悲观。

再看对婚姻的描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婚姻问题却愈益增多，传统婚姻变得岌岌可危。《吞吐记》中的丈夫徐岛和妻子孟佳，他们在商

场相遇，因共买一套情侣装而相爱，显得多么浪漫。但丈夫工资低、能力弱，妻子想法多、野心大，终于使他们从吵架走向了离婚。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和志趣上，而是构筑在物质和金钱上了。《郎情妾意》是一篇表现白领男女婚爱生活的优秀之作。小说写大龄剩女苏丽，奉行“感觉和标准并重”的择人原则，以狗为“媒”，终于找到了意中人宁凯，走进理想婚姻。但为了这样的婚姻，苏丽用计谋击败了“情敌”，又诱惑宁凯使自己怀孕。显示了一个现代女性的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这样的婚姻可靠吗？最后看作家对家庭的刻画。《夜晚面对黄昏》里，学报主编马冰河的家庭是幸福的、稳固的。但他贪恋下属叶嫣的年轻、风情，与他保持着情人的关系。叶嫣到家里悄悄留下的牛角梳，小狗对第三者的亲近，使妻子孟薇疑心重重。尽管男人煞费苦心掩盖着婚外情，但这样的家庭总有危机爆发的那一天。中篇小说《一箭之遥》同样写了一个“幸福之家”的隐患，吴辛与郑鸿桥夫妻俩相敬如宾，情深意浓。丈夫的失踪、妻子的悲痛，充分显出了他们家庭的和睦。但作家在细微的描述中，却透漏出他们爱情疲劳后的裂隙，丈夫失踪可能深埋的“祸因”，令人羡慕的家庭一样有不稳定因素。朱辉撬开了人性的潘多拉盒子，窥见了人性的复杂、阴暗。其中自然有真善美的东西，但更有假丑恶的东西。譬如自私、虚伪、功利，爱欲、情欲、性欲、占有欲、破坏欲等等，正是这种幽暗的人性，导致了爱情、家庭、婚姻的危机四伏。

城市题材小说比之乡村题材小说，往往会呈现出更多的现代色彩来。朱辉的小说同样如此。这种现代性首先体现在作家的小说理念上。朱辉曰：“福楼拜说：‘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所谓裂隙，就是距离，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人的一切感受，哪怕是人对物的触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因于人与人的关系。”⑧又说：“我专注于身体上的那些痛点，自己的痛点，他人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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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⑨还说：“小说目光所聚，始终应该是人情人性。”“好小说大多有一点哲学。”这些理念不正是现代小说的追求吗？其次这种现代性表现在叙事方法和叙事语言上。他不漏痕迹地使用了象征方法，如《变脸》中主人公的变脸绝技，如《青花大瓶和我的手》里修复的青花瓷瓶与“我”进退不得的右手，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和世事寓意。他还使用了荒诞手法。如《吐字表演》中台长与女主播在作乐中还要配上女主播的新闻播报，如《鼻血》里中文系学生孔阳一到紧张时刻就流鼻血的生理反应，在荒诞的情节中折射出复杂的社会人生意味。他借鉴了侦探和科幻小说的写法。如《罪案病理》中“神探”李天宇对纵火杀人案的步步侦破，如《绝对星等》里天文科学家对宇宙的想象与阐述，均使小说增添了现代色彩而更加引人入胜。在叙事语言上，朱辉的城市题材小说在细腻、简练、雅致的格调中，又平添了哲理、幽默、心理分析等成分，具有了某种西方现代小说的语言特征。

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描写

“60后”作家中，朱辉在人物塑造上，有着自觉的意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创造了多种人物形象，譬如农民工翔子、乡贤唐老爹，譬如女白领苏丽、男白领王杜等等。但他刻画最出色、最扎实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这是他对当下文坛的一个贡献。他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有着清晰的认识：“知识分子也存在上、中、下三等，这确是现实。其中的中等，就是那些有学问或技能的人，迫于生存压力，形格势禁下，不得不妥协甚至苟且；面对酒、色、财、气，他们难以置身事外，心无尘埃——这就是庸常的知识分子，一个庞大的群

体。我在大学生活工作了三十年，我熟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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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人的困境，那就是欲望与现实的矛盾。人生八苦的‘五阴炽’，说的就是人的欲望之火阴燃，无尽烦恼，难以舍弃。”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大约是最复杂的群体。作为个体的人，他们同样是社会性和自然性融合的鲜活生命。朱辉熟悉他们，但他着重表现的是他们日常性、自然性、精神性的方面。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发挥启蒙民众、引领社会重要作用的时代。他们高扬理想、追求真理，成为普通民众敬仰的精英群体。而到90年代，随着市场化社会的展开、世俗化生活的泛滥，知识分子从神坛走向民间，追求现实利益、放纵个人欲望，回归人的自然性、淡化人的社会性。一个“去精英化”时代由此展开。知识分子自我放逐，自降为凡夫俗子，普通民众轻看知识分子，不再相信精英阶层。两个阶层分化、对峙，出现了空前的阶层撕裂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辉表现了各种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处境、幽暗人性、精神困境。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世纪之交的“儒林众生相”。

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写。朱辉高校工作几十年，周围并不缺乏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但他的艺术目光没有聚焦在这类人物身上，而是定格在那些普通知识分子身上。如《红口白牙》中的萧榕老师，只是一个平庸的体育教师。但在特殊的年代和环境里，曾把他推上体育系主任的位置，他以身作则、治理系风，但系里并无起色。他的妻子早逝，为了忘却痛苦，他更加全力以赴地工作、培养学生。退休之后，他百无聊赖，养花养鸟都不成，儿子不上进成为混混他也管不了，偶尔上了一次麻将桌却突发心脏病猝死。这是大学校园司空见惯的一类教师，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小说高明的是，写了这样一位教师去世之后，众多职工包括教师，对他的不屑乃至嘲笑。他的混混儿子不能忍受人们对父亲的轻

慢，出手打人、抱头痛哭，他是最懂得父亲的人。作品表现了朱辉对这些平庸知识分子的理解、同情、尊重。如《绝对星等》里的天文学家郑先生，他一生献身天文学和教书育人，但并无卓越建树。他已退休几年，妻子也已故去，而他依然心系天文馆，沉浸在对宇宙的探索和遐想中。学校与开发商合作，决定拆掉他居住的旧楼和天文馆，新盖高层住宅楼和星级酒店。他坚决反对，用找校领导、用不搬家甘当钉子户等办法，企图对抗拆迁。他并不反对改善住宅条件，却不能容忍拆毁已有75年历史的天文馆。由此他与校领导、众同事以及儿子对立起来，但他毫不退缩。郑先生要捍卫的，不只是一个古老的天文馆，而是他心目中的天文科学和理想，学生接受知识的课堂、圣殿。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人格、境界，跃然纸上。但是，儿子代他在搬迁合同上签了字，天文馆在他睡梦中被定向爆破，他未来的新居已估价700万元。他陷入了悲痛、困惑之中，深感现实中充满了暗物质、暗能量，他与众人包括他的儿子以及最得意的学生之间，有着光年似的距离。郑先生像唐吉坷德一样，与世俗潮流做着不自量力的斗争，像赤子一样，守护着他毕生的事业、理想。但他却成为一个时代的丑角。朱辉在这一人物身上，倾注了深切的理解、崇敬、赞颂之情，是他笔下知识分子形象中最具光彩的一位。

对中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描绘。中年一代是继往开来的关键，是社会发展的中坚。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被各种环境所困，被各样诱惑所扰，常常陷入“堕大欲壑、入生死门”的人生挣扎中。《视线有多长》中的主人公李毓，是某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手握权力、事业有成，但却面临着生活、情感、精神的困扰。水文学教授徐恺是他敬仰的老一代学者，他精心为老先生出版了学术专著，但先生猝然离世看不到成果了。而众多的在世老先生们，关注的是世俗琐事、养老养生；他与妻子张玫，结婚多年儿子已大，但妻子追求的是金钱、

享乐，他们的婚姻已走向绝境；同事小王，漂亮、未婚，靠近他、诱惑他，他深知她是有功利目的的，却身不由己地掉进她的情感罗网里。这大约就是绝大多数中年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吧？中篇小说《对方》，同样写的是某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之间的情爱故事。它涉及到中年知识分子的情感、欲望、家庭生活。涉及到中年知识分子的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操守、责任与人格等形而上问题。编辑室主任马远，是一位成熟、成功的男人。家庭美满、妻儿称心，但他却走进了年轻女编辑华茜芳的情感世界中。多年的婚姻麻木了他对妻子的感情，年轻女性的风情激发了他的生命激情。华是一位有夫之妇，她不能容忍丈夫的懦弱和性，渴望着成熟又对他有用的男人，而马远是最理想的对象。马其实心明如镜，他一面沉浸在与华的情爱、性爱中，一面又不断地反思、批判着自己的德行、人性，同时明里暗里关心、帮助着华，此外还要密切地提防着妻子的疑心、发现。最后华终于嫁人，二人平静地分手。小说鲜活、细腻地描绘了二个知识分子之间，一场刻骨铭心而又五味掺杂的爱情活剧，刻画了一位在世俗欲望中不断自省、挣扎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朱辉写的正是自己这一代人，感同身受，因此写来格外逼真、深切、动人。

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刻画。年轻一代沉浸在市场化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信仰乃至梦想，已经忘于脑后，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更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类似于自由落体》以“我”为叙事人，讲述了“我”刚刚调入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所经历的一次人生事故。“我”除了兢兢业业把本职工作做好，还努力地去干服务性杂活。在一次给同事和领导送西瓜行动中，从高处坠落，留下了深刻记忆。表现了一位年轻知识分子的低调做人、进取性格和功利心态。中篇小说《游刃》，成功刻画了一位来自城市底层的女孩子——叶蓁蓁的爱情经历和奋斗历程。她

作家作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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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本色的漂亮，又有一颗聪慧的心灵，更有一种不懈进取的精神。她出生在一个贫困的职工家庭，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大学、留校当学报校对、又由校对提升为编辑，挤入知识分子行列。依靠的是勤奋努力、灵活清醒、善于算计的精神和性格。她先与大学班主任秦明恋爱，后同师大校长儿子余杰交友，最终成为校长的儿媳，走进上层社会。凭借的是善抓机遇、勇敢果断、自我为上的人生信条。在她身上，集中了很多现代青年的理念与个性，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学养和人格已相去甚远。朱辉肯定了她的聪明、进取、自律等性格，更揭示和否定了她的功利、负义、钻营等人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是一个重要的文流。朱辉的建树，就在对历史转型期的各种知识分子，作出了逼真而深广的描写，特别是展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异化。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前行的引导阶层、作为普通民众效法的为人师表，作家不仅要揭示他们的弱点、局限和问题，也要彰显他们的长处、优势和力量，特别是他们在思想、精神上的坚守与新变，譬如朱辉笔下的水文学教授郑先生那样，从而写出更多真实、丰满、强健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关系到当下文学的丰富与发展，也关系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新生与再造。从这个层面看，朱辉的知识分子写作，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

注释：

①王春林、陈英：《“60后”作家：正在渐渐挑起大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5月19日。

②③④⑤⑧⑨⑩周新民、朱辉：《“小”中自有大乾坤》，《芳草》2017年第6期。

⑥汪雨萌：《朱辉论》，《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⑦舒心：《误读朱辉》，《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

(作者简介:段崇轩，山西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