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离骚》的思想特色？
答：《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离骚》艺术地表现了屈原如下思想：
第一，大一统思想。希望由楚国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离骚》在谈自己的美政理想时，反复提到那些具有一统地位、曾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中国并有所作为的君主--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歌颂他们的一统业绩、政治措施、治国方法，希望楚王能效法他们。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先王之踵武”。
第二，德政思想。诗人认为有德者在位，无德者失国。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第三，打破贵贱等级和“世卿世禄”制，举贤授能，明修法度。例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注：其中的傅说、吕望、宁戚等皆是地位低下而有才能的人。) 2、韩愈诗歌的特点？
答：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一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 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 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 3、谈谈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成因。
答：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主要体现在其“无题诗”一类，其境界和情思朦胧，在内涵上可以有多种解读，如《锦瑟》。其成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诗人将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而且其心境又非常复杂，各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 2）与其诗歌意象的独特有一定的联系，其诗歌意象多富非现实的色彩，被心灵化了； 3）大量用典，又擅长对典故的内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
4）与其诗歌独特的意象组合也很有关系，其意象往往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的时空和因果顺序限制。
4、元代散曲的分类及特点？
答：元代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元代散曲特点可分为： 第一，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
第二，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 第三，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二、名词解释题
1、 初唐四杰：指初唐诗坛上的四位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名高而位卑，官小才大，心中充满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诗中始见壮大的气势，具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
2、古文运动：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文体改革运动。“古文”是韩愈开始提出的，指的是上继三代两汉的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与六朝以来流行的“今文”，即骈文相对立。韩愈及其追随者大力提倡这种文体，后又得柳宗元积极支持与配合，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即所谓“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儒学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主张文道合一，以道作为文的内容，强调学古文应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文从字顺”，自创新意新词。韩、柳古文运动开拓了散文新天地。
3、沉郁顿挫：是对杜甫诗歌创作主要风格特征的概括，所谓沉郁，指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指感情
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4、江西诗派：宋代文学流派，以黄庭坚为创始人。形成期成员包括陈师道，潘大临等25人，大多为江西(宋代江南西路)人。得名始于北宋后期宋徽宗初年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但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于自然”。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作诗多好用僻典，炼生词，押险韵，制拗句，讲究语言韵律，易于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于整个诗坛，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三、论述题
1、论述陈子昂诗歌革新主张及其意义
答： （一）、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革新主张 （1）《修竹篇并序》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修竹篇并序》中。这是他写给左使东方虬的《修竹诗》的序，它的成文年代正值陈子昂不惑之年，所以这个理论是在其思想成熟和诗文实践的基础上表达出来的，可以代表陈氏的文学观念。为了说明他的诗歌主张，先将序文录于此地：
东方公足下 :文章道弊五百年炙。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透迄颓靡，风稚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曰:“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涓.”仆以为知言也。故感叹稚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但由于该篇属于序文性质，而且是针对东方虬的《咏孤桐篇》而言的，篇幅短小，所言简洁，因此在分祈其内涵的时候要顾及这些背景因素。在该篇中，陈子昂指出文道衰微自晋而下，但他并未因时废文，肯定张华和何劭就可证明之，此篇所言“晋宋莫传”，“齐梁问诗”是就总体诗风而言的，当时的诗风就是以齐梁体为代表的浮艳柔弱，并不单单针对某一个人。第二层意思，他讲自晋以下的文风症结在于“风骨莫传”和“兴寄都绝”，导致的结果是“逶迤颓靡，风雅不作”，言外之意，他主张诗歌创作，要有“风骨”和“兴寄”。第三层意思，回归该序的出发点，赞叹东方的《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音朗练，有金石声”， 从而使“正始之音”“复睹于兹”，表明他文学理想是追慕“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其中的“骨气端翔”中的“骨气”就是“风骨”；“端翔”是指端直劲健有力，有飞动之势；“音情顿挫”包括音节和情感，要求作品音节抑扬顿挫，情感波澜起伏；“光英朗练”则是对于文辞的要求。文辞要有光彩，明朗皎洁；“有金石声”为形象说法，比喻作品要铿锵有力。从上面的解释可以看出来，陈子昂所理解的“风骨”是对于创作主体的情感、作品的内容、形式中音节和语辞、感化力量以及整体效果等都提出了要求的。然而这最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诗人，所以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就会不可避免的充满了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注。
(2)“风骨”论
关于陈子昂理论，学术界持有似同而异的理解。从陈子昂所推崇的“建安风骨”来说，它之所以能成为彼时的文学主潮，主要是诗人在诗歌之中歌唱了“壮士断臂，力挽狂澜”的主体愿望，其中透露出的慷慨悲凉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普遍的基调，而不拘于内容、形式或语言的某一个方面。主体风格集中要求艺术活动主体之“气”（才情、气质等）独立人格精神和理想在艺术领域的外化，同时也透露出对传统文学中阳刚之气的欣赏和回归，体现了有“气”的文学的长久生命力。由此可见，刘、钟、建安对“风骨”的要求都涉及到风格，而且是“阳刚”的风格。
初唐文坛诗歌“风骨”不传，偏离了传统的审美标准，脱离现实，缺乏对生命关照，就缺乏其作为艺术所应有的感染力。陈子昂的诗文，则构筑了一种磅礴的气象和境界，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震撼。与其把陈子昂所倡的“风骨”作内容和形式的细分，不如将其理解为对丧失已久的“大”、“阔”、“刚”的风格的追求，这种追求对创作主体而言，要求修身养气，积极进取，对作品而言要求反映主体精神，关照生命。陈予昂的“风骨”是一种美学理想，对即将到来的盛唐之音来讲是一种基调的选择。陈子昂的贡献就在于对“风骨”的体认以及提倡。
至于“建安风骨”与陈子昂的“风骨”的关系，二者同中有异，并且“异”是关键所在。同在于二者对“风骨”基本内涵的遵守，简而言之就是要求诗歌应该生气勃勃，充满力量，感情充沛，义理严密、富于感染力，有内在的力量美。但所不同的是两种“风骨”所滋生的环境不同，他们风格取向就必然会不一样。建安时代是一个乱世，诗人虽然渴望建功立业，感情浓烈壮大，但总归是在乱世，其音也哀，故他们尤叹生命苦短，及时行乐，建安文学在张扬个性和才情的背后，流溢出强烈的悲剧色彩。而陈子昂生活的时代，唐代刚刚建立四十年左右，正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前景一片光明。文人士子对这个新建的王朝充满信心，他们也渴望建功立业，感情也浓烈壮大，于是无法掩饰其所透露的明朗、欢快、自信、抱负，这些感情是建安所没有的，但恰恰是陈子昂倡导的，唐音所需要的。陈子昂的“风骨”继承了“建安风骨”之浓烈壮大的感情及其巨大的情感力量，扬弃了慷慨悲凉而代之以昂扬和明朗，以形成唐代“风骨”的基本内涵。
(3)“兴寄”论
至于“兴寄”说则是陈子昂的另一个主要的理论主张。“兴”和“寄”是陈子昂组合的术语，分别代表了“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两维，陈子昂将两者联系起来，就是在当时君权社会，为表现理想找到的一个突破口。诗人从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以此恢复文章之“道”——艺术的本质规律。
“兴”，即指所托之物，以自然和社会真实为基础，故有现实性要求的一面，需要应物斯感，遇境而生，缘事而发，决不可脱离现实，矫揉造作。比如《修竹篇》所“兴”之物是“竹”，前半部分着力地叙写“竹”的品格，为后文之“寄”铺垫。又有《感遇》三十八首，所谓“遇而感之”，寄托遥深，比如其二“兰若生春夏，芋蔚何青青”，以唯美的意象，托物“寄”志，以发怀才不遇之感。
陈子昂“兴寄”理论的重点在于“寄”，就是从审美主体的角度着眼，“审美运动巾主体径由绪、意、旨，以及如何使旨具体物化为兴象并构成诗境”。虽然从“兴”之客体出发，但旨在高扬审美主体一一作者的审美志，强化作者在审美活动巾的意志、情感及其价值取向，所以所“寄”内容甚广：不仅包括一直强调的“美刺”之社会教化作用，而且从他的诗歌中还可以找出其他情感之“寄”：对天地的关注，对“道”——万物变化规律的探究，主体自觉意识的高扬，“拔剑起蒿来”、“再取连城璧”的功业之志，⋯⋯这些决不是一句“美刺教化”所可以涵盖的，而是关乎陈子昂的政治、哲学、人生诸多因素，恰恰正是这些所“寄”之情是有唐一代下层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普遍的审美取向和精神要求陈子昂对“兴寄”的开掘，让其后的诗文创作充满了晋宋以下所欠缺的主体意识。
陈子昂“兴寄”理论既继承了自《诗经》、屈原以来的优良传统，又熔铸了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作为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的人生追求，《修竹篇序》可以视作陈子昂所立之言，他推崇的结合“风骨”和“兴寄”的“风雅”——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音朗练，有金石声”之作，对有唐一代文学的影响，足可以使该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二）、陈子昂诗文革新的意义
陈子昂的诗文革新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他的“风雅”之音，为茫茫寻找中的一代文人指明了方向，在盛唐即将来临之际确定了它昂扬壮大的气象，也正是他这种只定基调不拘小节的理论指导，使得盛唐文学总体气象阔大，而且多是作者胸中真挚感情的自然喷发，读来不至于让人觉得矫揉造作。
陈予昂革新主张明确地唐音定位，而其创作则潜在地为唐音内容所借鉴，从不同的方而继承，差不多可以流变出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的诗歌主潮。
首先是李白沿着追求功名的理想前进，继承了他那些浪漫主义的因素，将文人士子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抱负、富于幻想和自信的共同心理面貌表达得淋漓尽致，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继屈原以后的又一个浪漫主义新高潮。接着，由盛唐进入中堂，杜甫、元稹、白居易以至再后的皮日休，则继承了陈予昂于风雅之中讴歌不平之气和穷达之节的这一脉继续往下发展，唱出了“唯歌声民病，愿得天子矢知”的现实主义最强音。而另一支则足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司空图等追随陈子昂对道教的热爱，继承他交游唱和的田园山水佳音，开创了既有盛唐气象而又不失玲珑兴象的山水田园诗派。
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对现实、心理、情感干涉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此后的唐音历程，虽然后来之人开辟了有异于齐梁诗风的异样繁华的局面，但他开创了将诗歌从封闭到开放，从宫廷到民间
的先河。
陈子昂作为一个诗人，同时兼有政治家的身份。他在诗歌中也必定会涉及到政治，他文章中风骨道劲、铿锵有力的部分大多涉及他对政治的论述如《感遇诗》的二十九首表达了他对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的反对。
诗文之于政治，他这种对于政治的不离不弃、亦隐亦仕的态度，以及在诗文中表达政治的尝试，为后来的文人士子所仿效，到杜甫达到最强音。这里陈子昂有着肇端的意义，是他们的尝试和努力使得中国诗歌有着不同于西方诗歌以歌颂爱情为主的异样之美，使中国古典诗歌更具有民族特色。
再则以“复古”为旗帜，“复”中有“变”的方法，颇受后来人青睐。中国古代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保守性，秉承以经为本的法则，在这种习性之下，努力建构全新的理论，再游说那些苦习经典的人接受，是很困难的，反而，迎合大众心态，以“复古”为掩护，旧瓶装新酒，要有成效的多，还不失为上策。自陈子昂复古主张得到李白、杜甫的响应以来，“复古”运动就频频山现，可谓屡试爽。
陈子昂诗文革新理论集中阐述了“风骨”和“兴寄”两个主张，据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理论的超前性和可行性。说“一代唐音起射洪”，他可以当之无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所谓“一代唐音”，也不会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足所有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2、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李白乐府诗的创新。
答：李白乐府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
1）借古题写时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 2）用古题写己怀，如《将进酒》《行路难》等；
3）在写法上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表达主观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如《行路难》。
3、苏轼诗歌在艺术上有个特色？
答：苏轼是我国北宋时代的文学巨匠，开创了一代文风。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数量最多。苏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苏诗在艺术上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立意高妙，深邃独到。苏轼文章善于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寄托深远。如他自己所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诗中数量最大，最富特征的是对基于深刻忧患而始终不妥协的表现。一方面是命运无常、仕途坎坷的悲苦，一方面是超脱这种悲苦的旷达，二者相互纠结构成了贯穿苏诗始终的意识之流。无论是前期在朝为官还是后期贬职岭南，也无论是自然风景的吟咏还是日常生活的叙写，这一意识之流总是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波动。如诗作《东坡》：“雨洗东坡夜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诗人喜欢雨后月夜的独行，尽管道路不平，从中却能体会到一种乐趣。这里既表现了诗人处于逆境而不沮丧的生活态度。又如诗作《百步洪》，以恣肆奔放的笔触尽情渲染流水的湍急，并不着重于情感的渲泻．而更主要的是对流水的体验和感悟由流水的湍急骤然折人人生的思考，深感岁月消失的迅速，世人纷纷争名逐利，到头来无非是一场醉梦，广夏华屋转眼变为丘墟。由此可见，苏诗能透过一层、深入一境，因小见大，因常见奇，从寻常人事中揭示出深刻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主题。
二、运思巧妙，挥洒自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蓄积于心中的情感颇为丰富。但是触发诗人创作兴趣的不只是情感，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的体验。苏诗以意胜，然而又以不经意出之，表现出运思的自由感。他不粘滞于物象，不拘束于陈规，挥洒自如，无所防碍，如万斛泉涌，滔滔汩汩，一泻千里，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取得一种超妙入神的风韵。如苏轼的《游金山寺》，先写镇江金山寺的江景，万里奔腾，烟波浩渺，气魄壮阔，引人遐思。接着写登山观景。当攀上绝顶的时候，很自然的要遥望思念中的故乡了，但却被无数的青山阻断了视线。这“乡国”紧扣上层的“我家”，又铺垫了下旬的“羁愁”。站在镇江的山顶，哪里望得见千里迢迢之外的家乡!这样的落笔，正是作者运思巧妙的特色。那无限的乡愁，那隐在深处的仕途不如意的满腹牢骚，不正好借“怀乡”之念而婉曲地发泄出来么?它引起人们多少联翩的浮想。同时散文化、议论化成为苏轼诗歌的特点。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大观。”作为一个才气纵横的大诗人，苏轼始终的灵妙之思不似陈师道般的宿构和冥思苦想的结果，而常常是妙手偶得、触处生辉。
三、意境深妙，机趣横生。苏轼诗歌意境深妙，他不满足于对景物外在形式的临摹而总想探究和表现其中的“理”。“山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把景、情、事、理有机结合，相辅相生，浑然无间。苏诗往往通过描绘特定的景物，注入特定的思想感情，创造了独特的、韵味浓郁的意境。苏诗往往注重用心灵去感受自然，创造自然，使景即情，情即景，致力于心与物、意与物、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在他的笔下，自然景物经过感情的过滤，往往兼有写实性与象征性的双重品格，不仅显示出自然景物的客观美质，而且成为人生的映照，哲理的象征，达到了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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