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精选推荐

第三章战国⽂字

第⼀节战国⽂字的内容及研究概况⼀战国⽂字的内容

战国⽂字是战国时期使⽤的⽂字。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上限⼀般确定在前475年(周元王元年)1，下限是秦始皇统⼀中国的前221年。研究战国⽂字主要依靠的是战国时期的材料，除此以外，春秋战国之际的⽂字以及秦统⼀后的⽂字也是研究战国⽂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战国⽂字的种类繁多，不象商周⽂字那样单⼀。我们可以把甲⾻⽂看作是商代的代表⽂字，把⾦⽂看作是西周、春秋时代的代表⽂字，但却不好把某⼀种⽂字看作是战国时期的代表⽂字。已出⼟的战国⽂字有铜器铭⽂、⽯器⽂字、货币⽂字、玺印⽂字、简帛⽂字、陶⽂以及盟书等。这些⽂字的名称有些是从书写材料的⾓度提出来的，如铜器铭⽂、⽯器⽂字、简帛⽂字和陶⽂，有些则是从书写内容和⽤途的⾓度提出的，如玺印⽂字、货币⽂字和盟书等。(⼀)铜器铭⽂

战国早期的铜器铭⽂和春秋时期铜器铭⽂的内容⼤体相同。作于周威烈王⼆⼗⼆年(前404年)的羌编钟，记述作者跟随韩君征秦讨齐，受到韩君的封赏。这种风习⾄战国中期仍保留在个别器物中。1978年河北平⼭县出⼟的中⼭王⼤⿍、中⼭胤嗣圆壶，是⽩狄别种鲜虞国君及其嗣⼦所作，时代在前309年或前308年之后。⼆器记述齐王破燕，燕国君⾂易位的事件，同时颂赞了⽼⾂相邦的德⾏。⿍铭长469字，洋洋洒洒，充满了儒家的说教⾊彩。

从战国中期开始，出现了⼀种“物勒⼯名”式的铭⽂。所谓“物勒⼯名”，就是在器物上勒刻作器官吏、⼯匠的名字，以保证器物的质量，如有不合格者，便于追究有关⼈员的责任。如三⼗⼆年邺令⼽铭：“卅⼆年，业(邺) (令) (狄)，⽯库⼯ (师)⾂，冶⼭。”邺令是邺(今河北磁县)地之长官，是此⼽的监造者，“狄”是其名。“⼯师”属⼯官之长，是主持造⼽的⼈。“库”是制造、保管兵器的地⽅。“冶”即冶铸⼯匠，是器物的真正制造者，“⼭”是其名字。

在战国时期的铜铭⽂中，最发达的是兵器铭⽂，占的⽐重很⼤，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除此以外，战国的铜器铭⽂还出现在量器和符节上，如“商鞅⽅升”、“郢⼤府量”、“新郪虎符”、“鄂君启节”等。1或确定在前481年(《春秋》终年)、前468年(周贞王元年)及前403年(三家分晋)。

春秋以前，铜器铭⽂绝⼤部分是铸在器物上，战国中期以后，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刻上去的。(⼆)⽯器⽂字

⽯器⽂字包括刻和写在⽯器上的⽂字。前者有著名的诅楚⽂、秦曾孙駰告华⼤⼭明神⽂和秦统⼀后在泰⼭、峄⼭、琅邪台等地的刻⽯，这些都是研究战国时期秦系⽂字的重要资料。诅楚⽂于北宋中叶在秦故地发现，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发现时共3⽯，其刻辞基本相同，只是祭告的神灵不同。秦曾孙駰告华⼤⼭明神⽂近年出⼟于陕西华阴，有甲⼄两块⽟简，甲简正⾯刻铭，背⾯朱书，⼄简两⾯皆朱书。⼆简⽂字略同，共299字。简⽂记载秦曾孙駰有疾，久不得愈，乃祷告于华⼤⼭明神，得其保佑，使病体⽇复。此⽂对研究秦⼈礼俗及秦⽂字的演变情况极为重要，其价值不在诅楚⽂之下。(三)货币⽂字

战国时期，各国的⽣产和交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市场⾼度繁荣。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量发⾏。在河北易县燕下都(燕国后期的都城)出⼟了很多⼑形币，上边有“明”字(也有⼈释为，即燕字)，数量常多达数千枚。在朝鲜渭原(鸭绿江东岸，与吉林集安市邻近)⼀窑⽳中，⼀次出⼟曾发现了四、五千枚这种⼑币。燕在战国时并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尚且如此，他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梁，其市场规模均远远超过燕国，当时货币发⾏数量之⼤可以想见。

除燕国的明⼑币外，齐国有⼀种“即墨”⼑，上有“節(即)墨之⼤⼑”的字样。即墨是齐县名，也是该币的铸造地。此外，赵国有⼀种直⼑，上有“⽩⼈⼑”三字。“⽩⼈”即“柏⼈”，在河北尧⼭县西。

另有⼀种货币叫布，即鎛。鎛原是⼀种铲形⼯具，后⼈模仿其形铸币。布币通⾏于韩、赵、魏，即所谓的三晋地区，同时也流⾏于东、西周(战国时分封的两个⼩国，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以及燕、宋等⼩国。魏有“安⾢⼆釿”布，安⾢为魏旧都，“釿”是记重单位。赵有“晋阳”尖⾜布。韩有“宅阳”⽅⾜布，“宅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燕有“纕(襄)坪(平)”布、“右明 (司)冶”布等，襄平是燕地名，“司冶”是“右明”属下的铸币机构。

楚国地处南⽅，货币⽐较特殊。在楚地发现很多扁平形的黄⾦⼩⽅块，称版⾦，上⾯多有钤印“郢爯”。“郢”是楚都，“爯”是称量单位。

楚国还有⼀种铜贝形的钱，或称“蚁⿐钱”、“⿁脸钱”。此币上有“”字，究竟是什么字，说法不⼀，今⼈或释为巽，读为钱。战国晚期，兴起⼀种体圜、有孔的钱，称为圜钱。这种货币形式，为汉以后各朝所继承。

圜钱⽂字有“西周”、“东周”字样，是东、西周的货币；也有“离⽯”的字样，即今⼭西离⽯县，为赵币。秦圜币有“珠重⼀两，⼗三”的⽂字，“⼗三”是编号。后来秦兴起了“半两”圜钱，是这种币的发展。(四)玺印⽂字

玺印在秦以前统称玺(字作鉩)，秦始皇时，规定天⼦印称玺，私⼈印只能称章。所以战国印不分公私概称古玺，秦以后除皇帝、皇后外皆称印。

古玺有官玺，即机关的玺；有私玺，即个⼈的私名玺；有成语玺，这主要是⼀些格⾔和吉利的话；还有⼀种肖形印。官玺的内容多反映的是的⾝份或职能部门的名称。如燕官玺“平阴都司⼯(空)”是平阴(今⼭西阳⾼县)地⽅的⼯官印。⼜如魏官玺“⽂檯(臺)西疆司寇”是⽂臺(今⼭东东明县)的地⽅司寇之印。⼜如齐官玺“陈⽴(莅)事岁安⾢亳(或释亭)釜”，是齐国执政者陈视事(即主政)这⼀年安⾢地⽅的造陶釜者之印。⼜如楚官玺“太 (府)”，太府是为楚王制造器物的机构。私玺的数量甚多，今所见战国古玺约有4000枚。私玺出现的姓⽒很多，除王、长、张、

肖(赵)、 (齐)、奠(郑)、 (任)、 (董)等单姓外，还有淳于、司寇、正孙、尾⽣、西⽅、阳城、下池、公乘、苦成、马服等复姓。姓⽒多与地名有关，如周、卫、鲁、齐；或与官名有关，如司徒、司马。也有与出⾝有关的，如公孙、王孙，表⽰是诸侯或王之后。

成语玺如“敬事”“敬命”“正⾏”“修⾝”“忠信”“亡(⽆)私”等，反映了⼈们的⼀种道德修养。⽽“宜官”“富昌”“千秋”“万⾦”“福寿”，则表⽰了⼈们对功名利禄的愿望。

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秦封泥数千枚，其⽂字不重复者约400枚。这批封泥的时间为战国晚期⾄秦代。所谓封泥，是古⼈封缄⽂书时⽤印按捺在泥上的遗留，是印的使⽤形式。秦封泥有“尚浴府印”“寺⼯之印”“章厩将马”“恒⼭侯丞”“阳陵禁丞”，很多官名都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五)简帛⽂字

在纸发明以前，⼈们长期以简和帛作为书写材料。简即⽵简，另外还有⽊简，⼜称牍或觚。所有⽵⽊简上的⽂字都⽤墨笔书写，然后⽤绳⼦编起来。帛书则是把字写在丝织的帛上。因为简帛容易腐烂，难于保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多是战国以后的材料。

战国简书在历史上曾屡有发现。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当时的⼀个诸侯王)为扩⼤宫室，拆毁孔⼦旧宅，在墙壁中获得古⽂《尚书》、《礼记》等。所谓古⽂，就是六国⽂字。西晋武帝太康⼆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发现战国魏墓，出⼟《纪年》、《穆天⼦传》等⽵简书，也是⽤古⽂写的。

近数⼗年发现的⽵简、帛书以楚国为⼤宗。其中⽵简有湖南长沙五⾥牌、仰天湖，河南信阳长台观、湖北江陵望⼭、三星观、荆门包⼭、郭店、随州擂⿎墩等多批。这些⽵简中最重要的是包⼭、郭店的两批简。

包⼭简有各种⽂书，是若⼲独⽴的事件或案件的记录，属于各地向呈报的⽂件。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国的政令、司法、职官、民情以及地名等情况。包⼭简还有很多⼘筮祭祷记录，内容都是为墓主贞问吉凶祸福，请求⿁神与先⼈的赐福和保佑的事情。所请求的⿁神包括各种神祇以及⼭川、星⾠之神等，先祖则有⽼僮(童)、祝融、 (鬻) (熊)、武王等。

包⼭简和其它⼏批⽵简中有很多遣策，即送葬器物的清单。其称名多与实物对应，对研究战国楚器的实际称名和命名原则、⽤策制度等很有意义。

郭店楚简包含有多种古籍，主要是道家和儒家的著作。其中道家著作有《⽼⼦》甲、⼄、丙三种抄本，绝⼤部分与今本《⽼⼦》相同或相近，但章次不对应，也不分道经与德经。儒家著作包括《缁⾐》、《鲁穆公问⼦思》、《穷达以时》、《五⾏》、《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命出》、《六德》等，是研究战国中晚期儒家学说特别是⼦思、孟⼦⼀派学说的重要资料。

1942年，长沙市⼦弹库楚墓中出⼟了⼀件战国楚帛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帛书现藏于美国。帛书有很多墨书⽂字，周边是彩绘的图形，其内容多是有关阴阳数术的，如叙述四时起源、天象的灾异以及⼗⼆⽉的宜忌等。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简1155枚，内容⼗分丰富。如《编年记》、《语书》、《秦律⼗⼋种》、《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以及《⽇书》(甲、⼄两种)等，其中《编年记》是秦史的⼤事记，与《⽵书纪年》相当。湖北云梦县龙岗出⼟的秦简，很多是有关秦代禁苑的内容。其中提到“皇帝”，⼤约抄于秦代。始皇统⼀全国后，出巡频繁，其中⼆⼗⼋年到过南郡，三⼗七年“⾏⾄云梦”，此类秦简应为始皇出⾏时特别颁发的律⽂。1979年，四川青川县出⼟了⼀件⽊牍，是秦武王⼆年(前309)颁布的⽥律。

1986年⽢肃天⽔放马滩出⼟了⼀批战国末年秦国的⽵简，其中⼀篇是《墓主记》，讲述的是墓主丹死⽽复⽣的故事，与《搜神记》⼀类志怪⼩说相近。此外还有⽊质地图和《⽇书》。地图绘制着冢⼭北侧、西汉⽔上游的⼭川，并有⽂字注记。《⽇书》有甲、⼄两种。(六)陶⽂

陶⽂即陶器上的⽂字，陶⽂⼤多数是器物烧制前⽤玺印按捺上去的，只有少数是刻上去的。六国陶⽂以燕、齐两国为⼤宗。燕陶⽂如“廿⼀年⼋⽉，右陶尹，佐疾， (?)贺，右陶攻(⼯)汤”⼀语，其中“廿⼀年”据研究是燕王喜⼆⼗⼀年(前234年)，“陶尹”是陶⼯之长，“佐”为其助⼿，“陶⼯”就是制陶的⼯匠。齐陶⽂如“⾼闾⾥⼈陶者⽈汩”⼀语，“⾼闾⾥”是齐都临淄的⼩地名，“陶者”即陶⼯。

战国后期秦国及秦代的砖⽡上，粪有制陶机构或⼯匠的印章，也有少数刻划⽂字。秦陶⽂多为⽅形印记，其中以阴⽂居多，阳⽂少见，多4字或6字陶⽂。4字者如“咸⾼⾥喜”，“咸”为咸阳省称，“⾼”是⾥名，“⾥”是基层⾏政单位，“喜”是陶⼯名。6字者如“咸亭⾥丹器”。“亭”字秦汉陶⽂多见，是管理市场的机构。

1948年，陕西户县沣河边出⼟了秦惠⽂君四年(前334年)的秦封宗⾢⽡书，共121字，内容记述分封右庶长宗⾢的经过，是秦陶⽂中不多见的精品。⽡书系刻成，笔画⽅折险劲，与其它圆转浑厚的陶⽂形成鲜明对⽐。(七)盟书

盟书⼜称载书，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或卿⼤夫订⽴盟誓时写在简策、⽟⽚或⽯⽚上的盟辞。订⽴盟誓时，先在简策、⽟⽚或⽯⽚上⽤⽑笔写上盟辞，盟誓完毕后将盟书埋在地下或沉于河中。埋⼊地下者，其仪式是在地上挖⼀个⽅形的坑，这种坑叫坎。然后在坎上杀牲。牲多⽤⽜或猪，⼤夫也⽤鸡或⽝。杀牲时由盟主割牲⽿，取其⾎盛于⽟器。盟主先⽤⼝含⾎，其他与盟者依次含⾎。接着宣读盟书昭告神灵。宣读完盟书后，将盟书加于牲上⼀同埋⼊坎中。盟书⼀般⼀式两份，其副本藏于盟府。在河南沁阳和⼭西侯马先后发现了数批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六⼗年代在晋故地侯马出⼟的近五千多⽚盟书。这批盟书的出⼟，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和⽂字具有⾮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盟书的⽂辞⽤⽑笔书写，⽟⽚、⽯⽚的形状似圭形。盟辞的内容各有不同，篇幅长短不⼀，最少的仅有⼗余字，最多的达⼆百⼆⼗余字。其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西⽂物⼯作委员会整理出版的《侯马盟书》共收盟书⽤字381个，异体字1274个，是研究春秋战国之际三晋⽂字的重要资料。战国⽂字不仅种类繁多，⽽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由于诸侯割据，⾃春秋中期以后，各国的⽂字就有了⼀定的差异，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不同地域的⽂字形体各异，这是战国⽂字的⼜⼀特点。战国⽂字除要区分不同种类外，还要区别不同的地域。本世纪初，王国维根据地域特征把战国⽂字分为六国⽂字和秦系⽂字，这种分法⼀直延续⾄今。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战国⽂字的研究更加细致深⼊，有些学者⼜进⼀步将六国⽂字分为燕、齐、三晋、楚四系，加上秦共为五系。

六国⽂字的特点之⼀是俗体流⾏，字形多有简化，简化与未简化者同时流⾏。如⽺字作，⼜作；马字作，⼜作；为字作；乐字作，⼜作；字作，⼜作。特点之⼆是多有讹省，如⼤字作，省作；字本作，讹作等。

六国⽂字中有些字的形体是互不相同的。如“者”字齐国作，燕国作，⼆晋作、等。六国⽂字中还有很多借笔字，如字⼜作；上下⼆字合⽂作；⼯师⼆字合⽂作本应作⼯ )。六国⽂字亦有增繁者，如⽉字⼜作；祖字本作，⼜加旁作。增繁字中有⼀部分后世保留了下来，如监字繁化作，⼀直流传⾄今(1956年简化字第⼆表简化作鉴)。

秦处西周故⼟，与六国⽂字⽐较，秦⽂字更多地继承了周代⽂字的特点。战国秦⽂字有正体，即秦篆，⼜称⼩篆；也有俗体草篆，即⾪书的萌芽。战国秦⽂字，特别是⼩篆，⽐较规整，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所以秦灭六国后，以⼩篆为基础统⼀⽂字，短时间内取得了很⼤的成就。秦朝年祚虽短(前221年～前206年)，但秦⽂字为汉代所继承，成为正宗。所以战国秦系⽂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战国⽂字的发现和研究

战国⽂字的最早发现和出⼟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汉代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些未被焚毁的典籍如《孝经》、《左传》、《周礼》、《尚书》、《论语》等从地下、墙壁中被发现，或从民间献出。这些古籍是⽤战国时期东⽅诸国的⽂字写成的，与汉代的⾪书迥然不同，这种⽂字被称为“古⽂”。⼀些学者对古⽂进⾏了研究。其中贡献最⼤的学者当⾸推《说⽂解字》的作者许慎。许慎著《说⽂》“叙篆⽂，合以古籀”，保留了九千多个⼩篆，近⼀千个古⽂、籀⽂，并对每个字从形⾳义三个⽅⾯进⾏了训释，其中有关古籀的形体分析，对我们今天研究战国⽂字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见第五章第⼀节(《说⽂解字》的产⽣与编纂⽬的”)。

到了三国时期的魏正始年间，朝廷把《尚书》、《春秋》、《左传》三种经书刻在⽯碑上，每个字都同时⽤⼩篆、古⽂、⾪书三种字体书刻，称作魏正始⽯经或三体⽯经、三字⽯经等。⽯经中的古⽂与《说⽂》中的古⽂⼗分接近，应是同⼀系统的⽂字，其共同的来源是六国古⽂。⽯经古⽂不是出于⼀⼈之⼿，据后⼈研究，出于邯郸淳的后学，邯郸淳是魏初的古⽂传布者。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河南汲县盗墓贼掘开战国魏王古墓，从中发现⽵简75篇，包括《周易》、《纪年》、《穆天⼦传》等，皆为古⽂。到了太康⼆年(281年)，诏令当时⼀些著名学者整理这批⽵简，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续咸等皆参与其事。其中卫恒著成《古⽂官书》⼀书，续咸著有《汲冢古⽂释》⼀书，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未留传下来。

隋开皇⼆年(582年)，长安发现刻有秦始皇⼆⼗六年和秦⼆世元年统⼀度量衡诏书的两个诏权。⼆⼗六年诏书中有“丞相状”⼀语，颜之推《颜⽒家训·书证》据以纠正了《史记·秦本纪》“丞相隗林”⼀语的错误。

唐代时傅奕根据北齐发现的《古⽂⽼⼦》，对通⾏本⽼⼦《道德经》进⾏了校订。

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据传抄古⽂材料，编成《汗简》⼀书。其后夏竦据郭书增补部分材料，编成《古⽂四声韵》⼀书。这两部书对释读战国古⽂具有⾮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宋中期，在秦故地凤翔、朝那、要册出⼟了诅楚⽂三⽯，苏轼、欧阳修、赵明诚、叶⽯林等学者都曾对⽯上的古⽂进⾏过研究。

从晚清到，出⼟的战国⽂字资料巨增，较为著名的有：战国早期⽥齐标准器——陈侯四器；1928年—1930年在洛阳⾦村古墓出⼟的魏国标准器——羌钟；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的楚国铜器三⼗余件；1942年在湖南长沙⼦弹库出⼟的楚帛书等。

这⼀时期对战国⽂字的研究更加⼴泛深⼊。不仅对新出⼟的器物进⾏了考释，⽽且对以前出⼟的战国⽂字资料⼜重新进⾏了探讨，如唐兰、刘节、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炜等⼈都先后分别对羌钟及楚国铜器进⾏过深⼊的研究。诅楚⽂⾃北宋出⼟以来⼀直受到了⼈们的重视，这⼀时期研究的⼈⽐以往更多。⼀些著名的学者如容庚、郭沫若等⼈都著⽂对其⽂字和年代进⾏了考证。玺印⽂字、货币⽂字的研究在这⼀时期也有了长⾜的发展。特别对其年代有了更确切的界定。历来把战国玺印归在秦汉玺印中，⽽把出⼟的货币看作远古和夏代的遗物。直到清乾嘉时期的才有学者把玺印⽂字归⼊“古⽂”，这⼀时期的学者则更明确地指出玺⽂是六国⽂字，他们关于出⼟货币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观点纠正了历史上对货币⽂字认识的谬误。陶⽂的研究在这⼀时期更有了很⼤的发展。早期研究陶⽂的学者以陈介祺和吴⼤澂等⼈的贡献最⼤。吴⼤燈的《说⽂古籀补》、丁佛⾔的《说⽂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古籀三补》均对陶⽂进⾏了认真的考释，其后顾廷龙出版了《古陶⽂录》⼀书，该书的研究从收字、体例到考释等⽅⾯都更为深⼊和完备。

1942年，在湖南长沙古墓出⼟了楚帛书，这是罕见的战国帛书材料，蔡季襄对这些材料进⾏了系统的研究，著成《晚周缯书考释》⼀⽂。

这⼀时期对战国⽂字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当推王国维先⽣。他在《战国时秦⽤籀⽂六国⽤古⽂说》的论⽂中，把“古⽂”定为战国时期东⽅六国的⽂字。“古⽂”⾃汉代出⼟后，从古⽂经师起⼈们⼀直认为这种⽂字是远古时代的⽂字。王国维将《说⽂》古⽂与《⽯经》古⽂相⽐较，得出了“兵器、陶器、印玺、货币四种⽂字为⼀系，⼜与昔⼈所传壁中书为⼀系”的结论。这⼀研究成果界定了“古⽂”的正确年代，为战国⽂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

战国⽂字资料的⼤量发现和把战国⽂字的研究推进到⼀个新阶段的时期是在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出⼟的战国⽂字资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个时期。除了铜器、货币、玺印、陶⽂外，还发现了⼤量的⽵简和盟书。这些资料的出⼟地也很多，除了战国所有主要国家的故地外，还有⼀些⼩国家的故地。建国后出⼟的战国⽂字资料主要有：安徽寿县鄂君启车节(战国中期楚国)；河南新郑兵器群(战国晚期韩国)；河北平⼭县中⼭王铜器群(战国中期中⼭国)；湖北随县曾墓铜器群(战国早期曾国)；⼭西侯马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河南温县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湖南长沙仰天湖⽵简(战国中期楚国)；河南信阳长台关⽵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江陵望⼭⽵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江陵天星观⽵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随县⽵简(战国早期曾国)；湖北荆门包⼭⽵简(战国中期楚国)；荆门郭店楚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云梦⽵简(战国末秦国)；四川青川⽊牍(战国晚期秦国)；陕西西安北郊封泥(战国末⾄秦)等。

五⼗年代末李学勤发表了《战国题铭概述》⼀⽂，这是⼀篇系统研究战国⽂字的综述性⽂章。⽂中按地域把战国⽂字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和“秦国题铭”五个⼤类，在介绍这些题铭时特别指出了其地域特征。⼋⼗年代末何琳仪的《战国⽂字通论》系统介绍了战国⽂字的特点，并阐释了战国⽂字的形体演变规律和释读⽅法。朱德熙、裘锡圭等⼈则在战国⽂字的考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国以后在新出⼟铜器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的，例如经过郭沫若、李学勤、陈梦家、史树青、孙百朋、唐兰、于省吾、裘锡圭等⼈长期对蔡侯墓铜器群年代的讨论，现在已基本可以确定为春秋晚期的蔡申侯之器。⼜如鄂君启车节和⾈节的内容涉及到楚⽂字和楚地理等诸多领域，殷涤⾮、罗长铭、谭其骧、商承祚、于省吾、黄盛璋、朱德熙等学者对之进⾏了详细的考证，现铭⽂基本上可以读通。另外，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李零、于豪亮等学者对中⼭王墓铜器的考释，裘锡圭、李家浩等学者对曾侯⼄墓乐器的铭⽂和乐理⽅⾯的研究以及黄盛璋、林清源等⼈对战国铜器铭⽂中的兵器铭⽂、铭刻款式、⽂字特点、职官制度、铸造地点的探讨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七⼗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战国⽂字进⾏了分国、断代和综合研究。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明》率先垂范。其后刘彬徽、李零、黄锡全对楚系铜器，王辉、陈平对秦系铜器，曹锦炎、施谢捷对吴、越铜器分别作了系统的研究。

1965年，侯马盟书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关注，郭沫若、唐兰、朱德熙、裘锡圭、张领、⾼明等学者均著⽂进⾏了考证。⼭西⽂物⼯作委员会编纂了《侯马盟书》⼀书，该书

除载盟书照⽚、摹本外，还附有释⽂、综论、字表等。⼋⼗年代初，在河南温县出⼟了盟书⽯⽚后，冯时等⼈对其中有关资料进⾏了研究。

关于战国货币⽂字的研究，建国以来取得了新的进展。王毓铨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郑家相的《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王献唐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都涉及到战国的货币⽂字，裘锡圭、李家浩、李学勤、黄锡全、何琳仪分别对战国货币⽂字进⾏了考释。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的《先秦货币⽂编》、张颔的《古币⽂编》⼴泛收集了战国货币⽂字的资料。关于战国玺印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了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马国权的《古玺⽂字概论》、曹锦炎的《古玺通论》，这

三部书是有关古玺的综述专著，其中均对战国玺印字作了系统的论述。罗福颐等编纂的《古玺汇编》和《古玺⽂编》为战国玺印⽂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志廉、叶其峰、李学勤、裘锡圭、李家浩、何琳仪、吴振武等学者专⽂对战国古玺⽂字作过考释。在秦印的研究⽅⾯，王⼈聪、王辉等⼈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关于战国陶⽂的研究，李学勤发表了《⼭东陶⽂的发现和著录》⼀⽂，这是⼀篇全⾯介绍齐系陶⽂的重要⽂章。袁仲⼀的《秦代陶⽂》、王辉的《秦⽂字集证》都对秦陶⽂进⾏了较深⼊的研究。郑超的《战国秦汉陶⽂研究概述》则⽐较系统地介绍了百年来的陶⽂研究概况。另外，⾦祥恒编纂的《匋⽂编》、⾼明等编纂的《古陶⽂字征》等⼯具书均对战国陶⽂及其研究成果进⾏了较为全⾯的反映。

关于战国简书的研究，近年来已形成热潮。史树青、罗福颐、李学勤、饶宗颐、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刘⾬、郭若愚等学者对仰天湖、信阳楚简进⾏了研究。刘彬徽、刘信芳、曾宪通、张光裕、陈伟等⼈对包⼭简进⾏了研究。其中陈伟的《包⼭楚简初探》是⼀部全⾯研究包⼭简的专著。此外，李学勤、于豪亮、⾼敏、刘信芳、⽣等⼈还分别对云梦秦简和龙岗秦简进⾏了研究，中华书局已出版了《云梦秦简研究》⼀书。

关于长沙⼦弹库的战国楚帛书，建国以后的研究从未停⽌，其中著名的学者有严⼀萍、⾦祥恒、陈邦怀、饶宗颐、曾宪通、李零等。1972年澳⼤利亚学者巴纳公布了帛书的红外线照⽚，使许多原先看不清的字得以确认。

战国⽂字的发现和研究始于⼆千多年前的西汉，在当时是⼀门⼗分发达的学科，然⽽到了近代，战国⽂字却成了古⽂字学科中发展最缓慢的⼀部分。建国以来，由于出⼟资料巨增，战国⽂字的研究⼜重新崛起，并成为古⽂字学中的⼀个重要分⽀。战国⽂字种类繁多，有待深⼊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只有运⽤科学的研究⽅法，认真总结以往的研究经验，全⾯整理已发现的各种资料，才能使这⼀学科得到进⼀步的发展。第⼆节战国⾦⽂选读商鞅⽅升（暂缺）第三节⽯器⽂字选读⼀、侯马盟书

1965年12⽉，在⼭西侯马晋国遗址出⼟了载有盟誓誓辞的⽟⽯⽚，称为“侯马盟书”。这批盟书连同断、残、碎⽚以及模糊不清或⽆字迹者在内，共有5000余件。盟誓⽂辞⽤⽑笔书写、字迹⼀般为朱红⾊，少数墨⿊⾊。⽟⽯⽚的质料有⽯有⽟，形体以圭形为主。盟辞的内容各不相同，篇幅也长短不⼀。字数最少的仅有⼗余字，最多的达220余字，⼀般在三、五⼗字到百余字之间。其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盟书按内容可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筮、其它等6类。关于盟书的年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认为盟书订于前386年，是赵敬侯时的盟书；有⼈认为盟书订于前424年，主盟⼈是赵嘉，即赵桓⼦；也有⼈认为盟书订于前496年，主盟⼈是赵鞅。

此处所录盟书摹本取⾃⼭西省⽂物⼯作委员会所编纂的《侯马盟书》⼀书。

(⼀)宗盟类：此类盟辞主要强调要如何重视宗庙祭祀和守护宗庙，反映了主盟⼈为了加强宗族内部团结进⾏盟誓以求⼀致对敌的情况。这⾥选注的是其中的⼀份。趠敢不其腹⼼（暂缺）

(⼆)委质类：委质类是从敌对阵营⾥分化出来的⼀些⼈所⽴的誓约，表⽰与旧营垒决裂，献⾝新的主君。这⾥选注的是其中的⼀份。

盫章⾃質于君所（暂缺）

(三)纳室类：纳室类的内容是盟誓者发誓⾃⼰不“纳室”，同时也要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中间的“纳室”⾏为，否则⽢愿接受诛灭的惩罚。⼆、诅楚⽂

《诅楚⽂》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之⽂。共有三种刻辞，分别刻于三⽯。据记载三⽯于北宋时出⼟，后亡佚。三种刻辞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祭告的神灵有区别。⼀是祭告⼤神巫咸；⼀是祭告⼤沈厥湫；⼀是祭告⼤神亚驼。关于《诅楚⽂》的内容多数学者认为是秦惠⽂王诅咒楚怀王熊槐；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秦昭襄王诅咒楚顷襄王熊横。据前种说法，《诅楚⽂》⼤约刻于秦惠⽂王后元⼗三年⾄武王元年(前312—310年)这段时间。这⾥选注的是其中的湫渊篇。材料取⾃郭沫若《诅楚⽂考释》。（暂缺）

三、郭店楚简（暂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