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

陈力丹

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化时代的大众传媒国际研讨会论文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in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

内容提要 该文的第一部分，简单回顾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进程。随后，重点阐述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进入“多角度学术化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的十个标志性情况，分析了近年自然形成的四方面问题。文章最后，谈到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作者认为，传播现象贯穿于与人类相关的一切事物和活动中，各个学科都面临着从本学科角度出发的各自的传播问题。现在尽管在学科管理上还有新闻学、传播学的区分，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是现实，新闻传播学进入各个学科或借鉴其他学科而丰富自身，也成为趋势。

Abstrac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there is a brief historical retrospect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Then the paper dwells on ten representative things during \"the course of multi-dimensional academic

development\" (from 1992 to now) and four problems formed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in the discipline. In the end it speaks of five problems exsited in the research. 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phenomenon of communication impenetrates all the human activities and things, and all disciplines are in the face of their own communication problems from their own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At present,there is still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scipline management, but there has been the actuality tha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re syncretizing. There is also a trend that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on is coming into and learning from other disciplines for its self development.

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新闻学形成学科之际，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传媒业已经完成从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报刊时期的转变。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早，但是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尚主要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因而从新闻与政治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自康梁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到共产党，一脉相承，形成强大的政治（政党）新闻学的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学术新闻学的传统，除了在那个短暂的时期较为彰显外，基本处于附属地位。传播学自70年代末引入后，多次将其批判为“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90年代初以后，传播学的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新闻是信息的一大类别，新闻和新闻的传受是新闻学的逻辑生长点；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信息和信息交流现象。两门背景不同但有密切联系的学科的交融，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现实，打开了研究的广阔思路。信息交流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延伸着人类的感觉。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整合、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1)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拨乱反正（1978-1984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研究重新开始，传播学也跃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在基本的认识上将新闻与宣传的概念等同或混淆，新闻学是从讨论“什么是新闻”重新开始的；而对传播学的研究，首先讨论的是以何种批判的眼光看待的问题。因此，第一个阶段尚谈不上“研究”，主要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1979-1980年间分别在上海、北京、兰州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业界和学界的研讨会。其中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出席158人，来自全国一百多个新闻和教学单位，原定会期8天，结果开了15天。在这个阶段，传播学的研究一度由于怀疑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停顿。无论如何，这个阶段诞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本新闻学的专著，也出版了大陆第一本传播学的代表性译著。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好的研究起点。

第二个阶段：学术研究急速转向探讨新闻改革（1985-1989年）。伴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发展时期。报业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面、多侧面、多种形式的新的报业体制，电视首次替代报纸成为最大的传媒形态。于是，探讨新闻改革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的新闻传播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相当程度上新闻传播是政治的一部分，因而它的自身调整能力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持而获得发展动力。学界过多地介入其实需要由政界解决的事项，便注定了必须重新回归自身

的命运。

第三个阶段：多角度的学术化发展（1992年至今）。经过两年的清查和思想清理运动之后，新闻传播学适应了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政治上与党中央自觉地保持一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上也自觉地保持一致，某些研究内容的选择、某些概念的使用，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保障社会观念的稳定。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拉开了距离，过去人们的注意力除了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政治家、新闻传播学者、传媒的具体主办者各自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已经能够大体分清各自的领域，没有必要完全纠缠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广度明显加大，并开始向研究的纵深发展。最近的十来年，是新闻传播学发展最为稳定和收获丰厚的年代，尽管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新问题。

(2)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教学人员在最近数年内稳步完成了新老交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革”前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的人员陆续退休，八九十年代培养的新闻学博士、硕士陆续接替老一代人，成为高校各主要新闻院系和新闻传播学研究单位新的主体，新一批学科带头人已经走上岗位。老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的重新恢复和建设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奠定了现在学科发展的基础。新一代的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已经成为现在新一轮研究成果创作的主体。

当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一些优秀的研究、教学人才流向更有经济利益或发展前途的领域，一些较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课题）仍然存在人员的新老接替问题。近年各高校普遍地建立新闻传播专业点，有一定质量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在这

些新设立的专业点仍显缺乏，及时配套尚需时日。

二、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的成果，这便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1996-1999年陆续出版，共计3600多页。中国新闻史的个案和时段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为完善的成果，已出版的数本专著，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世纪之交，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了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这些教材注入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基本适应了传媒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世纪新闻教育的需要。新世纪的到来还刺激了对百年新闻传播研究的回顾，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其中一些水平较高（例如2001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无疑是有意义的。

近年传媒科技迅速发展、传媒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学较多地涉及到应用性的选题，而基础理论的选题因得不到现行课题申报体制的支持和现行成果评估体系的保障，研究力量的投入较少且分散。但已发表的关于新闻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多，却显示出相对高的水平。

三、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从90年代后期起，连续几年出版了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生代影响广泛。这些新翻译的传播学书籍，目前尚以较新的外国教材为主，还有一些

与传播学相关的边缘性研究专著，例如大众文化、传媒形态、传播科技方面的；少量传播学经典著作的译本已有面市，成套的这类译著自2003年起将陆续问世。与此同时，关于传播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论文数量明显上升，质量也所有提高。除了及时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亦开始讨论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论著。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已经得到确立，有了一些得到学界认可的较稳定的教材，但缺乏国人自己的研究性著作。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气候，出现了这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论著，与批判学派相联系的符号学、舆论学也有所进展，使得传播学研究在经验主义、人文传统两大系统，以及保守、批判两大倾向之间，得到一种学术的平衡。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有较强的实用性质，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相互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包括批判学派的）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经验主义传播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已经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

新闻学研究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自然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必须涉及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等。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凡是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本来，传播现象贯穿于与人类相关的一切事物和活动中，各个学科都面临着从本学科角度出发的各自的传播问题。现在，尽管

在学科管理上还有新闻学、传播学的区分，但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区分这两者倒是有些令人做难的事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新传媒的研究迅速提上日程。

90年代中期起，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学界以新闻的敏感性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上项目，建立专门的研究室或教研室，发表大量的论文，1998年出版第一本专著，2001年出版第一套教材。随后的两年内，又出现较多的关于新传媒的论著和成套教材。

这一研究除了研究者具有较敏锐的学术眼光外，与网络传播市场化有一定关系，市场需要以科学的名义开展广泛的公关活动和投入广告，而这种知识的普及需要不断地研究，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当然，由于这个背景，这种“研究”本身无形中也带有了替商人做嫁衣裳的色彩，匆忙之下研究的学术性多少有一些水份。

六、传媒经营最近三年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门研究话题。

原因在于，最近几年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同时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迅速懂得传媒经营。新闻传播学界仓促应对，讨论的文章很多，书已出版不少，从传媒集团化到媒介的资本运作，从新闻资源到市场析分，从宏观到微观，涉及许多传媒经营问题。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媒经营的理念之中。

由于研究者多数并非经济学家，也不是媒体经营者，因而除少数新闻传播学学者能够

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个别著作较有水平外，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发表的很多，但多数属于经验感觉，知识处于大众经济学的层面；描述现象能够做到及时到位，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显得无力。传媒的经营是否应当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对象，目前在学界存在不同意见。

七、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最近三年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又一热门研究话题。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年的急遽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也多起来。于是，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一些法学界的研究者也加入了这一研究。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扎实而有成效，关涉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发表的文章很多，出版了一批专著，也有了专门的教材，总体水平较为专业。

目前传媒职业道德的研究力度，远小于具体的新闻侵权与诉讼的研究，并非这项研究有多大的学术难度，问题在于我国传媒业界的某些职业行为普遍地违背国际传媒业界公认的道德准则。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因而在某些职业道德规范难以得到公认的情形下，研究本身处于尴尬之中。

八、广播电视研究近年向广度发展。

90年代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因而在广播电视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这一措施产生了效果，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项目上马较快，成果数量也很多，包括许多成套的丛书。关涉的研究内

容包括频道专业化、广电业集团化、制播分离、电视节目形态、广播语言、节目质量评估、节目主持人制度，制片人制度、收视率，以及许多具体节目（栏目）的评价性研究等等。

如果就这方面研究的总的评价看，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处于具体的业务工作中，将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尚需要丰厚的知识功底和深刻的理论思维。研究话题的分散，则是另一个明显的问题。

九、舆论监督研究从政策层面转向学术层面。

“舆论监督”的概念作为正式的表述开始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均出现鼓励传媒实行舆论监督的表述。因此，这个概念成为最近数年新闻传播学界和传媒业界持续共同讨论的话题。前期把它作为“学习领会”的政策概念进行谈论，说的大多是各自的工作经验，2001和2002年学界连续召开两次这个专题的学术研讨，使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关涉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视野开阔，问题深化了。

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变迁，可以作为这种转变的典型事项看待。还有一些用比喻替代学术概念的现象，也需要逐步改变，但这需要时日和实践的推动。

十、学术规范在学科内得到推广。

新闻学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受到已有学术规范熏陶，问题不大），由于受到新闻业界的影响，采用新闻报道的语言和宣传干部的口气写文章的不在少数，概念随意而出，套话较

多。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先是个别学术刊物倡导引文规范化，后来逐渐转变成较为普遍的要求；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实行的规范化教育，保障了新生代习惯于学术规范。于是，经过数年的矫正，至少在引证方面现在已基本做到了形式上的规范。当然，在充分占有资料、分析的科学性的规范方面，目前能够做得较好的不多，进一步养成学术思维习惯，仍需时日。可喜的是，学术规范化的第一已经走出。

(3)新闻传播学近年讨论的重大问题分析

一、传媒经济。

多数传媒与原来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党政机关经济上脱钩、管理上实行任命主要负责人的委托制，这一近年正在改进的体制，刺激了传媒经济研究的进展。于是，传媒资源配置不合理、条块分割和法规滞后三大“瓶颈”问题被提出，讨论中一个接一个新问题要求得到回答，例如明晰产权、跨地区跨传媒形态兼并、趋同竞争、传媒核心竞争力、制播分离、有效发行、传媒消费、娱乐策划、受众市场细分或专业化、媒介资本融入的等等。新闻传播学学者不得不在较快的时间内涉猎传媒经营管理，一些经济学界人士也加盟进来。问题的广度仍在扩展，但是深度不够，一部分“研究”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

这个问题随着2003年传媒体制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进行的再度调整，讨论会有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给传统新闻学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围绕着几个政治比喻反复讲套话了，从这样的内容转到实际的经营管理学层面，这对原有的学科结构是一种冲击，总体上是一种进步，但也可能潜在着学科过多地转向实用化，减弱本来就不强的理论思维的问题；突出传媒市场领域的研究，如何保障传媒在社会领域应当发挥的作用，则是另一个潜在的问题。

关于广告的研究，在经营策略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有些水平较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被纳入新闻传播学的范畴，高校新闻教育的专业点中，广告学的专业点（124个）超过了新闻学的专业点（97个），居第一位。学界对这种现象多少表示忧虑，担心传媒的文化特征被纯粹商业性质的内容淹没。

二，传媒法治与职业道德。

从90年代出开始，传媒在急遽扩张中与社会发生的矛盾冲突也增多了，呈不断上升趋势的“新闻官司”（传媒与社会的关系诉诸法律的事件的俗称）刺激了传媒与法的研究。由于许多问题处在意见很难统一的职业道德层面，讨论颇为热烈，涉及新闻侵权的各种情形、与传媒相关的著作权问题，以及隐性采访的合理性、“新闻策划”的理解、新闻损害、记者特许权、采访权的法律依据、传媒与司法的天然矛盾、有偿新闻（应为“受贿新闻”）、隐匿权、更正与答辩权等等。部分法学家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使得传统新闻学在法治意识方面得到强化，职业道德意识则正在提上日程。但是宏观的新闻法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目前的研究处在停滞状态。

社会普法的新背景，使得传统新闻学不再陷入“必须”、“应该”、“一定要”等等词汇中，需要考虑以客观的、学术的话语认真讨论实际的活动界限，这种无形的进步正在促使传媒业摆脱某种“权力特权”，变成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当然，这个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电视和网络。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电视时代，印刷传媒退居第二位。90年代中期以后，网络逐渐步入大城市的家庭。电视和网络的共同特点是声像传播，“读图时代”的特点与

读字时代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对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于是90年代以来声像传播的研究，其比重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陡然上升。这种研究中，传播学（包括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些理论假设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现在的问题在于，研究内容分散，总体深度不够。如果在这方面加紧培养学科带头人，在学科研究的宏观布局方面有所协调，鉴于这方面研究的经费充裕，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吸引较多的人才，有望获得某一方面较为深化的研究成果。

四、新闻理论研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现实性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地遮蔽了研究者的视线，新闻理论一度被忽略，研究相当零散。近年呈现“回归”的趋势，因为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基础上。于是，诸如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等等，面临新的环境，再次被提出讨论。传统的关于传媒性质任务的认识，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变得多样化了。传播学研究中一些较著名的假设，无形中为新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对理论思维的回归，也借助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和硕士生数量迅速扩大的外部原因。他们限于条件和经费，在抽象思维方面发展的较多；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入门的研究人员，首先的训练也应该在这个领域。

(4)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浮躁心态影响研究质量。

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它的庞大的研究对象----大众传媒业及

其附属的广告业，同时与之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传媒工作要求迅速、灵敏，这使人变得更机智，但也容易使人习惯于匆忙解决那些连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研究传媒的人员受到这个行业特点的影响，有时误以为新闻业务刊物上那些学习领会宣传指示的文章和带有明显公关性质的经验介绍文章，便是“新闻学术”；学科成果评估的“工程统计”只看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至于发表的是什么东西，没人查，也查不过来；加之短期内要求出“创新”成果的课题制度，都在无形中鼓励着研究中的浮躁。

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新闻传播学的成果数量较上个世纪显得丰富得多，每年出版的专业书籍在150-200种上下，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的封面上标明“最新”、“高级”、“核心”等等，但算得上学术专著的不多。还有相当数量的书是记者历年发表的消息通讯文集，或广电节目的印刷文本，大多只有留念和送人的价值。各“核心期刊”收到的稿件多得无法处理，因为一些传媒单位、高校强行要求其工作人员、教师和研究生一年发表若干篇文章。已发表的文章中，确实有一些属于研究类，并且有所创新，但是相当多的成果停留在常识水平，使用新闻报道的大白话写“论文”，仅凭会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就敢搞“研究”。较多数量的垃圾成果与不多的有些水平的成果相混杂，这是令新闻传播学尴尬的现状。

媒体的记者编辑评职称不强行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年度论文不要求必须发表，不以科研为主的新闻传播学教师评职称主要考察教学质量，课题制度要关照基础理论研究和设立长期项目，强调区分新闻业界的学习体会和经验总结与学界的研究论文的区分等等，如果在制度上或认识上不能达到上面的基本要求，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可能会被拍拍脑袋出观点的大白话“论著”淹没。因为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很大不同，在于与之相关的几十万实际传媒工作者都具有写“论文”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学习传统也每每要求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时时想到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而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满足“有用”而存在的。这种矛盾中，当天平过

分倾斜到实用一端时，学科学术性的进一步发展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二、边缘研究面铺得过广，学科的本体研究缺乏。

实行课题制无形中造成的一种现象：选题要新，最好是空白。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短期内出成果，于是越来越多的边缘性课题被提出和选中。但是，任何边缘性的课题研究，只能建立在学科本体研究深化的基础之上。当学科本体研究无法提供后援动力时，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将其他学科的东西移植、套用到本学科内，说起来颇有新意，读起来感觉平平。现在除了关于新闻侵权与诉讼的研究较有学术色彩外，其他边缘性研究有的虽然经常有活动，但学术进展相对停滞或主要表现为词汇的更新。

属于新闻理论基本范畴的内容，在较浅的层面上确实已经被人耕耘过无数遍，但真正停留在某一点深入下去的论著很少，现在只有少量有些水平的研究文章，而谈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相关领域关系的论文太多。有些关于新传媒的文章和书籍，一哄而起，惊人的预见、完美的未来想象、广告式的描述，替代了严谨的学术研究，普通知识被抬到了学术的高度。当网络泡沫散去后，应该冷静思考一下了。

现在，边缘性的、空白的选题也要挖空心思找了，这种情形应该使人醒悟：学科发展不在于抢占多少看得见的地盘，而在于否能在某一点上取得深入研究的成果。

三、运用现成理论假设的多，对已有理论假设如何得出知之不多。

这主要指对传播学的研究。由于近年出版的大量传播学译著中，多数为教材，因而造成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是结论，对于如何得出结论反而了解不多，当然也会看轻得出结论的研究过程和环境背景。于是，直接将各种理论假设运用到各种研

究中去的情形较为普遍，而忽略了不同的环境背景。也许当较多的传播学经典研究论著在中国出版后，这种情形将有所变化。

四、对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共同语言的研究项目开发不够。

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并非所有项目都没有共同的语言，例如“健康传播”、“传媒与儿童”、“传媒与性别”等等，具有全球共通性，而且这些研究世界上很活跃。但是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或本来就缺乏，或只限于个别研究者（已有较高水准），没有在学界形成气候。在学术色彩浓厚的学科基础理论方面，本来应该有较多的共通语言，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深厚的研究积淀，难以形成对话局面，总是停留的相互介绍情况的层面。

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论文占据学术期刊较大篇幅带来的新问题。

在要求研究生每年必须发表若干论文的制度没有改变之前，国内现有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和各省级的新闻业务刊物，发表的研究生论文比重越来越高（因为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大）。这些论文大多是有些内容的，其中少数论文水平较高，这类文章的发表传播了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意识。但是，读书时期的论文，毕竟是入门之作，学术层次是有限的。绝大多数学生发表了几篇文章，毕业后不再从事研究和教学，再也不写研究文章了；后来的学生发表的论文，只能停留在师兄师姐文章的层次上，不可能有多少超越。这样一来，现有期刊的学术水平，总是停留在某一层次，难以提高。

除了改变这种要求学生必须发表的规定（要求学生写出达到发表水平的文章，但不强求发表）外，鼓励在岗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人员，特别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有能力写论文者多写些论文发表（但不应强行要求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高

学术期刊水平的途径。当老师的，大多有较丰富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思考问题通常要比学生深刻些，他们的文章有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要有计划地挑选学生中的优秀论文推荐发表。发表学生的优秀论文，也能够对老师发表同样优秀的论文，起到一种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