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锜
1、哲学从本原论到认识论进而到主体论的发展
哲学史从本原论开始。例如，在中国有万物本原于“道”、“易”、“阴阳”、“五行”、“理”等等的本原观念；在西方有万物本原于“物质”、“元素”、“变化”、“数”、“共相”、“感觉”、“绝对理念”等等的本原观念；在宗教那里我们又看到，万物本原于“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本原论的基本特点是：
1、认为万事万物，或者说整个世界，都来自于一种本原的构造。这种本原是世界的终极所在，它以自身为一元绝对规定，规范和支配一切事物的生成、发展、消亡，它既是世界的开始，又是世界的归宿。世界的存在就是本原的运行、本原的展开、本原的建构、本原的显现，以及本原的回归。
2、认为本原是天赋的自我绝对，它只是“我是我所是”。它创造世界和万物，而没有自身的创造和由来，也没有自身的因果关系。正如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一切，万事万物都可以从上帝那里找到自己的身世和由来，而上帝是没有自己的身世和由来的。
3、认为本原在一切事物之中。本原没有它的自身直观方式，而是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支配和建构来显示自己。本原与事物的关系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共相和本质是永恒的和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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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相和现象是暂时的和变易的。在黑格尔那里，永恒是本原的逻辑所在，而变易则是事物的逻辑所在。
本原论的困难在于：
1、本原没有自身的由来，也没有自身的直观方式，观念对它有着莫衷一样的解释。既可以有物质方式的解释，也可以有精神方式的解释，又可以有非物质和非精神方式的解释。而各种各样的本原方式自我解释，都因无法直观而获得最终绝对的终极证明和确立。
2、它无法说明种种物质的、精神的或非物质和非精神的本原是怎么和怎么能够建构万事万物的？一是怎么和怎么能够生成多的？以及为什么它不能直观，而要通过建构万事万物来显现自己？也就是说，共相和本质为何不能直接地呈现在我们的观念面前，而偏偏要通过殊相和现象来显现？
本原论给予人类思想的重要影响是：
1、它给予了世界一个本原的创立观念。并以这种本原观念，使人们确立了这样的一个事理：即，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本原创立。
2、它给予了世界一个本原的终极观念。即我们的世界有着一个终极所在，它终极地、规定着、决定着世界的运行，是一切事物和整个世界的绝对制控。
3、它给予了世界一个本原的统一观念。在这种本原的大统中，人们将世界理解和整列为了一个统一规定、统一的建构、统一的运行和统一的总体。
现在，我们来考察，人类思想中的本原观念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一种本原所在？我们究竟怎样来看待和理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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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本原之说呢？
首先，人类面对各不相同的事物和事物的运行，为何会认为在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本原，以及是由这个共同本原所支配和建构的呢？而这个共同本原既没有它的直观方式可经验，又没有它的终极所在可断定。你可以把本原称之为老子的“道”、《易经》的“阴阳”、朱熹的“理”，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毕达哥拉斯的“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者干脆把它称之为“上帝”，等等。
由此看来，本原既不是一种直观之物，又不是一种绝对之物，它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之物。这种抽象的观念之物是怎么生成的呢？或者说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在人类的意识中生成，并为人类的意识所深信不疑的呢？这就关系到了人类的意识方式，关系到了人类概念意识方式的逻辑特性。
人类的意识有其特别的构造。人类意识是生命意识的一部分，是从生命意识的久远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中发展出来的。人类的意识是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的综合构造，在这种综合构造中，其基础的底层是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其主导的上层是概念意识。在基础底层的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中，人类的意识活动和其他生物的、动物的生命意识活动一样，生成着种种个别的、具体的、直观的感知事物样式。而在主导上层的概念意识中，人类的意识活动则生成着其他生物和动物所没有的共性的、抽象的和逻辑的概念事物样式。
概念意识生成于概念造就。什么是概念呢?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呢？概念是一种抽象和概括的观念建构，它源自于音节、文字和语言的符号制作、符号定义和符号嬗变。概念在符号嬗变中传承了符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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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抽象和概括，进而把符号方式的抽象和概括嬗变为了概念方式的抽象和概括。
抽象和概括建立在共性集合基础上。当我们用一个符号去记号、指代和名称一种对象时，就有着一种对所有被名称对象的共性集合的抽象和概括。如，当我们用“牛”这个文字符号去记号、指代和名称一切被称之为“牛”的所有对象时，这个“牛”就是一种共性集合的抽象和概括。
共性集合的抽象和概括，又会进一步以概念为对象，进行共性集合递升的逻辑进阶，生成不同逻辑阶乘的概念。例如，以“牛”、“马”、“羊”、“狮”、“虎”、“豹”等等概念为对象，进行从个别到特殊的共性集合递升的抽象和概括，生成“动物”这个特殊逻辑阶乘的概念。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特殊逻辑阶乘的概念，进行从特殊到一般的共性集合递升的抽象和概括，生成“生物”这个一般逻辑阶乘的概念。再进一步由“生物”和“非生物”的一般概念共性集合递升为“物质”这个更为普遍的一般概念。进一步，以“物质”这个更为普遍的一般概念，逻辑倒置地概括一切事物，即以“物质”为根本而概括一切时，“物质”这个一般概念就在它的逻辑倒置中概括一切地嬗变为了根本概念，成为了一个根本逻辑阶乘的概念。如此等等，概念在其抽象和概括的共性集合递升中，一方面以抽象和概括为逻辑核心，生成它的逻辑能动；另一方面则以共性集合递升，展开了它的从个别到特殊，特殊到一般的逻辑进阶，以及由一般嬗变为根本的逻辑倒置。
在根本逻辑阶乘的层面上，当人们将处在根本逻辑阶乘上的概念以概括一切的逻辑倒置方式投向外部世界，就会观念地以此为万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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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根本所在和终极所在，在我们的意识中生成一种本原的观念，以为它就是实在世界的本原所在，并以共相的、本质的方式普遍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终极地支配、建构和规范着万事万物的运行。并进而认为，本原是共相的和本质的，因而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事物是殊相的和现象的，因而是暂时的和变易的。
至于处在这个根本逻辑阶乘上的概念究竟是名称为“道”、“阴阳”，还是“理”；名称为“数”、“元素”，还是“理念”；名称为“精神”，还是“物质”；抑或名称为“上帝”，其意义是一样的。尽管这些概念名称不同，但它们都处在根本概念符号的逻辑阶乘上，都拥有概括一切的逻辑地位和能力，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即它们都共同地认为世界有一个终极本原所在，是这个终极本原的创立和建构，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就是这个终极本原的自我和绝对。
如此，一切本原都是概念意识的观念制作。对本原的揭示表明，它是概念方式的制作，或者说是一种概念方式思维运动的逻辑必然。这种概念方式的思维运动在其共性集合逻辑进阶的抽象和概括中，必然地趋向和导致人类的思维走向一种绝对的追求，这种绝对的追求亦就是哲学的本质所在。当我们把本原和哲学放置于概念方式的考察中，就能清晰和透彻地把握本原和哲学的本质所在，以及它们的由来。
哲学在其本原的思考中，始终伴随着一种无可解脱的烦恼，即，我们观念中的本原之物是不是实在的确实呢？我们的心灵怎样和怎么能够通过一个明白无误的途径而达到本原这个万物之彼岸的呢？
中国古代的理学和心学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理学看来，“格物致知”，本原就是事物的事理，它如同天上的月光普照在所有的水面上，只要进行事物的精深探究，达到它们的终极事理，就能达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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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原所在。而在心学看来，从格物到事理并没有一种绝对的途径和方式，也无法从种种物象中确定事理的终极所在。物由心知，倒不如直接地追究心灵的本性，才能以一种终极的和绝对的方式达到事物的本原。在《坛经》中有个风动、幡动、心动，究竟谁动的争辩，有人认为是风动，有人以为是幡动，而在禅宗的六祖慧能看来，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佛教和心学都认为，心有所动，才有所念；心有所执，才有物相。对于心灵来说，万事万物的相状都源自于心的所欲、心的所动和心的所执。只要心无所欲、心物所执，就能廓清一切，获得至高无上的观照和大智慧。
心学和理学虽各有所辩，但它们围绕着本原的思考，共同地涉及到了心与物的关系，主与客的关系，进而关切到了对心灵的思考。
在西方，认识论的发展亦在漫长的世纪岁月中逐步地萌芽。古希腊哲学对形式逻辑的探求和真伪的辨析，基督教哲学关于上帝的逻辑论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人类的心灵是否可以达到真确的实在，以及通往上帝所必须具备的心灵方式。
然而，具有真正意义的认识论是从近代西方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在那个时代：
有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那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绝对的确定性基础上。这个绝对的确定性基础就是“我思”，我们什么都可以怀疑，但有一条是我们所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怀疑的“我思”是不可怀疑的。一切真正的知识，都应当从“我思”这个绝对确定性的基础上引伸出来，用“我思”、“上帝”等若干天赋的原则进行建构，如同欧几里德的几何体系，是依据若干绝对自明的公理而建立起来的。在笛卡尔看来，上帝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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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则在于人人心中都普遍有着天赋的上帝观念。当然，笛卡尔的此说，只是对于中世纪的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或民族来说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有着洛克对天赋观念的批判，认为心灵如同一张白纸，一切观念都是外部物象的印记。心灵以感知的和反省的两种途径接受和进行外部物象的印记，而外部物象则有着物体本来方式的，作用方式的和能力方式的印入。
有着休谟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在休谟那里，知识的基础是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是经验归纳的而不是观念逻辑的。因果关系是事实恒常结合的经验性归纳，因而一切因果关系只在经验中有效，而不能越出经验之外。我们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因果关系，而不能在观念的推导中确立因果关系的普遍方式。即，我们不能从原因的观念中推导出结果，也不能从结果的观念中推导出原因。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既然因果关系是经验的而不能延伸到经验之外，那么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或然的而不是绝对的，经验的归纳并不能使我们达到知识的普遍绝对的必然基础。
有着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在康德那里，普遍必然的方式既不是外部世界的，也不是经验归纳的，而是我们心灵方式的。一切来自经验的质料，都要经过我们的心灵方式的整列而生成它们的认识“样式”，而正是这种心灵方式对经验质料的认识样式的制作，才是普遍必然方式的真正起源和导致。在康德那里心灵有着它的两种普遍必然的制作方式，一是知性方式的制作；二是理性方式的制作。前者给予了事物普遍必然的知性时空样式；后者则给予了事物普遍必然的理性判断样式。经验质料提供了认识的对象，心灵方式制作了事物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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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以其普遍必然的方式把自身的规律赋予了自然，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心灵方式的制作，有着心灵方式的界限。
有着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在马赫看来，我们所感知的一切，无论是外感的和内感的，都是由我们的感觉所建构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感知的一切，或者说所感知的一切事物样式，是由种种感觉要素和感觉要素的组合所建构的。不同的感觉要素和它们的种种组合建构，以及对它们的感知，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来源。例如，在马赫看来，被人们看作为物质运动终极因的“力”，并不是一种自我绝对，而是种种相互关系感觉要素的组合和建构。
笛卡尔的见解、洛克的见解、休谟的见解、康德的见解、马赫的见解，等等，颠覆了人们传统观念，在哲学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本原论那里，事物的样式、世界的样式是和我们的心灵和心灵构造无关的；而在认识论这里，事物的样式、世界的样式是和我们的心灵和心灵的构造相关的。认识论的轩然大波使得哲学的视域从本原的世界转向了人类的心灵，转向了人类的心灵方式是以怎样的自身普遍必然方式，规范和支配我们的经验和理性，制作事物和世界的样式的。同时，提出了真正的确实性知识基础究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的本原方式上的，还是建立在人类的心灵方式上的重大思考。正是这样的重大思考点燃了认识论，在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的智慧由此进入了认识论领域，试图通过心灵方式的探究，通过主客关系的制作，找到真正确实的知识基础。随着认识论的进入，本原论独断的哲学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它认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或者准确地说一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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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并不是以它们自身绝对的本来方式显现在我们的意识中的。一切意识对象都是受到我们的心灵方式，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方式整列的。正是这种心灵方式的整列，使得一切外部的经验质料必须按照我们的心灵的接受和制作方式来产生认识的成品，这样，一切意识对象在我们头脑中的成品，即事物和世界的“样式”，并不是它们的本来“原型”，而是为我们的心灵的接受和制作方式所加工的。这也就是说，在主客关系上，客体提供了认识的对象，主体则以自身的方式进行接受和制作，生成对象的认识样式。这样，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主客关系基础上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种种观念和实在的“样式”都是主客互为和主客相通所制作的成品。
第二，它认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方式是我们心灵的造就。当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方式去整列意识对象时，它就会以心灵的自身方式投射到所有的意识对象，从而对所有意识对象概括一切地赋予以一种由我们的心灵所造就的普遍必然方式。在康德那里就是普遍必然的知性时空方式和普遍必然的理性判断方式。这样，一切普遍必然方式都源自于我们的心灵而不是实在的本有。这也就是为何我们的心灵会观念地以种种本原的普遍必然方式和规律的普遍必然方式赋予自然，并深信不疑地认为一切本原样式和规律样式都是事物的自身方式。而离开了心灵方式的种种概括一切的投射和赋予，一切本原和规律的普遍必然样式都将离我们消逝而去。
第三，它认为，认识的“样式”是和我们的心灵方式相关的。不同的心灵方式的接受和制作生成不同的认识“样式”。例如，反应的心灵方式接受和制作触觉的事物样式，知性的心灵方式接受和制作多元触角组合的事物样式，概念的心灵方式接受和制作理性的认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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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等。此外，主客相互关系依存的具体情况的不同和变化，心灵方式主观性状的具体不同和变化，亦会造就事物样式和认识样式的种种不同和差别。
第四，它认为，认识具有它的界限所在。即我们的认识能力虽然能够随着主客相互关系的变动而进行无限多样的制作，但这种制作总是受到我们心灵方式界限的。如同在数学上，整数1、2、3、4、5直至n有着它的无限展开，但这种无限展开总是以整数为界限的。偶数2、4、6、8、10直至n有着它的无限展开，而这种展开始终是以偶数为界限的。因此，人类认识的能力一方面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又是有着它的界限的，这种界限就是心灵方式的界限。动物不能离开动物的心灵方式而感知世界，人类亦不能离开人类的心灵方式而认知世界。一切生命体都不能企图获得一种不受任何心灵方式界限的全知全能的认知能力。
第五，它在哲学上对本原论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它把本原论从一种本来方式的形而上学中清理了出来，揭示了一切事物样式和认识样式，归根到底都是人类心灵的观念制作，都应当接受认识论的拷问，在人类心灵的意识方式中找到它们的起源和由来。
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发展亦有它自身的问题和迷失。这种迷失在于，当它把本原论从形而上学的神坛上请下来时，则宣称了心灵方式的自身绝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是先验绝对的，洛克的感知和反省途径也是先验绝对的，康德的纯粹先验的知性方式和理性方式亦是先验绝对的；马赫的感觉要素仍是先验绝对的。认识论在本原论的绝对批判中走向了自身的绝对，在本原论的形而上学清理中转向自身的形而上学。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先驱们仍然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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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本原论所信仰的那种先验的绝对，在哲学上继续追求着一种终极的自我绝对。在他们那里，心灵的方式是先验的和自我绝对的，它们从开始出现就是这样的，既没有它们的主客相互关系的经验历史制作，也没有它们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不同方式和进化过程。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的心灵方式即意识方式，包括所有生命体的意识方式都不是先验的和绝对的，它们同生命体一样，都是从长久主客相互关系的经验历史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的意识方式同我们的生命体，同我们的认识一样，都是一种主客互为的制作。心灵的意识方式不是自身绝对的，也不是一蹴而成和自始不变的，而是在主客相互关系的经验历史中生成、变化和进化发展的。例如，从反应意识到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
认识论在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1、实在的一元性还是二元性的问题。在康德那里，实在既有着客体的“自在自物”，又有着主体的“心灵之物”。两者都是自我绝对的，一个是“自在之物”的自我绝对，一个是“心灵之物”的自我绝对。而传统的本原论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一元性存在，是不能容忍任何二元性存在的。针对认识论的二元性，黑格尔则从心灵规律就是自然规律的总体至高统一上，提出了他的“绝对理念”，认为“绝对理念”是一种终极的世界精神。这个终极的世界精神以其自身逻辑的依次展开，既支配着主体的心灵过程，又支配着客体的自然过程，并由此造就以世界精神为一元绝对的主客统一。在黑格尔那里，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完全多余的，它被“绝对理念”这个终极本原的世界精神和它的一元构造所扬弃。而在另一个场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在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断定上，认为人类的思维可以通过工业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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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途径，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而回到以物的自身方式为一元的终极本原。
然而，黑格尔和恩格斯在批判和扬弃康德的二元论时，亦摈弃了认识的主客关系和主客共制，从认识论的主客共制倒退到本原论的主客同一，认为一切事物样式和认识建构，或者是以精神为绝对方式的，或者是以物的自身方式为绝对的。一切事物过程都是以它们的一元绝对为本原的，事物及其过程在我们心灵意识中的认识样式，是事物自身本来方式在我们心灵意识中的一元绝对映入。于是，认识的主客关系和主客共制走向了消失，心灵意识方式的能动、加入和制作亦走向了消失，留下的是纯精神方式的绝对或纯物质方式的绝对。心灵意识方式的由来，心灵意识方式的生成、变动和进化不同发展形态，心灵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和认识样式的制作，以及对认识的本质和界限的揭示，再一次地被一种本原的、终极的、一元的、绝对的决定论所抹去了。
2、思辨方式和实在方式的问题。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发展，无论是笛卡尔的天赋原则、康德的心灵方式、马赫的感觉要素，等等，都是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近代认识论的发展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们的主体划归和主体方式始终是一种思辨的抽象，而不像实验的求证，缺乏一种实在的坚实。如，笛卡尔的天赋原则、康德的知性方式和理性方式、马赫的感觉要素，等等，它们都是思辨的而不是实在的。如何找到一种坚实的主体实在和由这种主体实在来绽出一切呢？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把目光和视域投向了主体的清理，他们以主体为绝对，期望在主体的清理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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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绝对的确定和主体的绽出，找到哲学的终端所在，认识的终端所在，存在的终端所在，人的终端所在，以及真正的知识基础。本原论的本原绝对和本原绽出在一种新的主体绝对和主体绽出中又复活了，而且变得更为强烈了。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其主导层面上是主体论的。这种主体论，一方面，承续了认识论的主体能动，把存在的本质归结为主体的绽出；另一方面，则承续了本原论的一元性，从客体的一元绽出转向了主体的一元绽出。
这种主体的发掘首先是语言的清理。英国的分析哲学运动掀开了这一页。在分析哲学看来：
第一，语言是主体的最为重要的实在方式。我们关于世界和一切事物的样式都是以语词来名称的和命题的，因此，语言是我们这个世界所以能够得到建构的主体绝对。也就是说，所谓世界，它的种种样式和性状都是用语言来名称，用语言来知晓，用语言来建构的，语言的结构方式和使用规则，亦就是实在的结构和规则，世界、自然、生命、精神、历史、文化等等的一切事物样式都是语言的绽出。离开了语言这个主体绝对，一切便无复知晓、传递和建构。
第二，哲学上的一切形而上学的疑难和纠缠都是由于语言的用法不当和语词的歧义所造成的，只要通过语言的分析和治疗，对语言的用法、语词的含义进行绝对精确的、没有任何歧义的的规范和定义，我们就能够在语言的主体清理上，正本清源，消除一切哲学的迷误和困难。因此，在分析哲学看来，哲学的真正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语言的分析和治疗，与往的哲学都因走错了方向而搞混了思想。
分析哲学揭示了语言对事物样式的名称、知晓和建构，以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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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维和哲学的深刻影响，独辟蹊径地开辟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然而，当我们追问，语言使用的绝对规范是什么？语词含义的绝对定义如何确立，这种绝对的标准和逻辑的必然又在哪里？分析哲学的满怀激情和种种精致的设计，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困难，陷入了它的自身迷雾和难以自证的泥潭。
现象学者则从心理学关于“意向性”所具有的双层结构中获得启示，认为既然“意向性”是一种既关乎行为又关乎对象的双层建构，那么由此推及，我们所认知和感知的一切事物样式亦是一种双层结构，即它们既是观念的又是实在的，是一种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而这种双层结构都关乎到了我们心底的纯意识活动，是这种纯意识活动的绽出。只要我们能够把种种外来影响去除，把纯意识活动裸露出来，我们就可以直观这个纯意识活动是如何建造和绽出观念和实在，建造和绽出一切事物样式的。因此，哲学真正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地、严格地进行主体的清理，和盘地托出这个深藏于心灵底处的纯意识活动，从而在纯意识活动这个主体绝对的裸露中，直观一切意识对象和一切事物样式的本质所在，找到真正绝对的知识基础。现象学者深信，纯意识活动的主体绝对可以给予我们一种终端的直观，真正的直观，只要我们把纯意识的主体绝对裸露出来，我们就可以理性的方式直观存在，直观本质，直观人的“生活世界”，并由此达到人和生活的本来。
那么，我们怎样来清理和达到纯意识活动这个主体绝对呢？现象学的办法就是通过悬隔、加括号等一系列步骤和方法，去除种种外来的影响，最终达到没有任何经验成分的纯意识活动。这种思路在我看来仍是对康德的承袭，在康德那里，纯粹先验的心灵方式是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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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一切经验质料而被裸露的。只不过康德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抽取步骤和方法，康德在对他的知性的和理性的心灵方式的界分和论述中，最为苦恼的是始终不能扬弃经验质料的例证。而现象学者胡塞尔则告诉了我们悬隔、加括号等具体抽取的步骤和方法。然而极为有趣的是，康德虽然没能告诉我们抽去一切经验质料的步骤和方法，却告诉了我们这个裸露的纯粹先验的心灵方式就是知性的时空方式和理性的判断方式。胡塞尔则告诉了我们抽去一切外来影响的步骤和方法，可是却始终未能告诉我们纯意识活动的主体绝对是什么，它一种怎样的本原构造，以及这个本原构造由来，以及它是怎么能够和怎样可以逻辑必然地达到纯粹的本质直观的，并以其观念和实在的双层意向结构而造就一切事物和世界的。现象学者在纯意识活动的主体绝对和真正绝对的知识基础的追求中和无数的哲学前辈一样，在终极绝对的难以自明中自织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形而上学“高尔丁结”。
继现象学出现的存在主义则从另一个视域上进行了主体的清理。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主体不是别的，它是整体存在的“在之中”，这个“在之中”即为“此在”。所谓存在，在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看来，是由此在的发问、此在的操心、此在的领悟、此在的行为、此在的企业等等，所内在地引发和绽出的。没有“此在”这个主体绝对，我们既不知道存在指的是什么，也不会有存在的绽出。对于存在主义来说：
一方面，存在是“物我一体”（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存在主义那里，“物我一体”与“我物一体”的严格区别，前者是物象与主体的吻合，后者是主体与物象的吻合，两者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主体则是这个“物我一体”的核心造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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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主体在其自身不断的解蔽的敞开之境中获得它的所是，成为存在的核心，这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本质所在。存在主义的思想其实就是以“此在”这个主体绝对为整体存在的核心，并由“此在”这个主体绝对来绽出和企业一切观念和实在，并由此而达到哲学的终端，达到人的终极所在，达到“让存在者存在”的终极所是。
然而存在主义的问题在于：
第一，它把“此在”作为真正的主体绝对，可是这种主体绝对的“此在”，无论它的发问、操心、领悟、行为、企业，以及自身的解蔽总是要在“整体”的存在关系中进行发问和绽出的，离开了“整体”的存在关系和舞台，它又如何能够进行它的发问和绽出的呢？如，没有外部对象的相互关系存在，它又如何来发问呢？没有宇宙，它如何来进行星空的发问呢？没有人间，它又如何来进行人生的发问呢？如此等等。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和康德的“现象界”一样，都是无法离开它的依存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依存于“此在”和“整体”相互关系，康德的“现象界”依存于心灵方式和“自在之物”的相互关系。一旦离开了它们所依存的相互关系，它们都是无法立身和展现的，因而是并不能自我绝对的。
第二，它主张了“物我一体”，认为在“此在”为核心的存在建构中，是物与我的相符，而不是我与物的相符，从而导出了一种以“此在”，以人为核心的整体存在，并以这种以人为核心的整体存在为真正的存在。可是，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存在只是一种观念的一厢情愿的赋予，无论是宇宙史的过程，自然史的过程，生命史的过程，人类史的过程，都不是按照人的标准设定和以人为核心而运作的。即便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这种以人为核心的“诗意般的栖居”，亦仅是一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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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的理想和向往。
综观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们既各有绽出，又有着共同基点。
第一，它们承袭了认识论，把哲学的视域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在世界，从客体转向了主体。但和近代认识论所不同的是，在近代认识论那里主体和客体是截然分界的，主体，即我们的心灵方式是以一种外在的方式感知和整列客体的，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个“现象界”，这个“现象界”是一种主客共制的观念实在。而纯客观世界，即“自在之物”，则在我们的主体之外和“现象界”之外，“自在之物”的世界是我们的主体不能进入的，它是哲学的界限所在，也是认识的界限所在。我们的认识始终有着它所不能逾越的两个界限：首先，它受到了我们的“心灵方式”的界限，其次，它受到了“自在之物”的界限。而对于主体论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的。在主体论那里，主体和客体并不是截然界分的，它们共同于一个整体之中，在这种整体之中，主体或以语言的方式、或以纯意识活动的方式、或以“此在”的方式为绝对，在之中地建构了整体。这种以主体为绝对，以主体为核心和由主体所绽出的整体，已是物我浑然，消除了主客界分。
第二，它们都在自身的视域中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都自视甚高地认为，它们的哲学视域和逻辑建构是通向哲学终端的必然之路和唯有之路，并进而认为，哲学的终端在主体的绝对中。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终端在语言的主体绝对中，现象学认为哲学的终端在纯意识活动的主体绝对中，存在主义则认为哲学的终端在“此在”的主体绝对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中。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虽各有见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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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犹如林中路虽有歧路但最终汇集，引导了人们在主体的绝对中深入地探索和理解形而上学，即，哲学需要和当在主体绝对的清理和确定中，找到形而上学的本来方式。
第三，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着各自的终极绝对，这种各自的终极绝对则更进一步表明，它们中每一个都不是也不是哲学的终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无法获得自身唯尊的终端证明。它们既不能离开当下的整体条件，也无法离开不同的相关语境、相关主客关系和相关历史文本。归根到底，它们只是一个个自我绝对，而不是哲学的终极绝对和唯一绝对。主体论的积极意义只是在于，它们提供了对主体的多元清理，使哲学在这种主体的多元清理中获得了它的种种新的视域和敞开，而哲学则在这种主体的清理中，“柳暗花明又一村”，绽出了它的一个又一个新的视域和田园。
哲学从本原论到认识论进而到主体论的发展，使我们看到，新的哲学视域和田园总在跟随主客互为关系的人类历史变动、社会发展和知识汇集切入哲学史。
在本原论那里，哲学的视域和田园投向于主体之外，以及主体和客体之外的绝对之物，企望由此找到既支配主体又支配客体的世界和万物的终极所在，并由此达到自然的终极所在和人的终极所归。但这种投向一直没有体察到操作这种投向的心灵方式，以及心灵方式对事物样式的观念制作。
在认识论那里，哲学的视域和田园则投向了主体的心灵方式，认为只有揭示了心灵方式，揭示了心灵对外部对象的制作方式，我们才能找到认识的本质和界限所在。这种认识的本质和界限是，心灵有其自身的方式整列外部对象，制作事物样式，生成“现象界”。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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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一切知识的来源和确定性基础，亦是认识的本质和界限所在。然而认识论在批判本原论的绝对时，一方面造就了心灵方式的自身绝对和先验绝对，另一方面则造就了主体与客体的撕裂。
而在主体论那里，哲学的视域和田园则投向了以主体为绝对的绽出，在这种以主体为绽出的绝对中，主体与客体在物我一体的整体中。存在是主体的绽出，好比在理论物理学那里，整个宇宙，包括时间、空间、物质、自然、生命、精神等等，都由“奇点”的大爆炸而绽出。当然，在主体论那里，主体的绽出和宇宙大爆炸的绽出有所不同，主体论的主体绽出是以主体的绝对为自由意志的，而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绽出是以“奇点”的性质为决定的，“奇点”从一开始就规定了此后一切绽出的事物进程样式。此外，黑格尔的哲学亦强调世界是一个统一总体，但黑格尔的总体观和主体论的整体观有所不同，黑格尔的“总体”凌驾于主客之上，它既支配着主体的心灵之物，又支配着客体的自然之物，对于主体和客体来说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主宰力量。而对于主体论来说，“整体”只是一种以主体为绝对的自由意志的绽出。
综观哲学史从本原论到认识论进而到主体论的发展，其哲学视域和田园从物性的世界走向心灵的世界，进而又从心灵的世界走向了主体的世界。那么，哲学的视域和田园在哲学史的当下和未来还会投向哪里呢？对此，我们现在无法回答，也不知道新的哲学视域和田园将是什么和将怎样切入哲学史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预期的，新的哲学视域和田园终将会随着人类活动的主客关系的深入和变动，知识的新的汇集而切入哲学史的发展。而主体的清理则仍将是一个展开的领域，如，对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对概念方式的研究，在我看来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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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主体清理的哲学视域和田园。
本原论、认识论和主体论都在追求着自身的绝对。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种追求绝对的思维运动。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以自身的视域和田园为绝对，并以为只有通过自己的那个视域和田园才能唯一绝对地通达哲学的终端和绝对的知识基础。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本原论以自身为绝对，认识论则批判了本原论的自我绝对。但认识论亦在本原论的批判中植入了心灵方式的先验绝对。主体论则不满认识论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撕裂，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以主体为绽出的一元绝对。
我们看到在每一次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新的形而上学确立中，都有着新的批判、新的揭示和新的哲学视野和田园的跟随。它表明，哲学的每一次自我绝对都不是终极的，哲学没有它的终端，只有一个个自我绝对的加入和涌现。在每一次人们以为哲学已差不多已经完了，被权威们宣布行将终结，走到了它的尽头时，车到山前必有路，终有新的哲学视域和田园的绽出和切入，使人们眼睛一亮，噢，原来哲学还可以这样来被探究和讨论的。由此，哲学的发展和绽出，将是永恒的行进，在无限多样的哲学视域和田园的切入和涌现中，人类的心灵将冲破种种终极绝对的束缚，获得不断的解蔽和敞开，走向新的思想和作为。
2、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
生命意识方式不是自身绝对的，而是从地球生命史长久的主客互为的共制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基因的发现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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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多种多样的生命体形态都是在基因变易和适者生存的主客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对于生命意识方式来说，则是随着生命体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而生成、变动和发展的。
地球上的生命意识大体生成和发展出了三种方式：
第一是反应意识。这是一切生命体都有的，这种意识是生命体触觉功能的自然的和物性的生成。它生成反应方式的事物样式，以及反应方式的感知和作为。反应意识既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又是最为基础的意识方式。
第二是知性意识。知性意识高于反应意识。反应意识是一种单一触觉反应的感知和作为，而知性意识则是一种多元触觉合成判断的感知和作为，这种意识方式是生命体多样触觉进化合成的自然生成，为高级动物所有。知性意识生成知性方式的事物样式，以及知性方式的感知和作为。
第三是概念意识。概念意识源自于远古人类的符号制作，即通过符号的制作，将反应的和知性的感知，以及反应的和知性的事物样式转变为符号的抽象和概括，符号的记号和指代，进而通过符号的定义，生成概念建构和概念的事物样式。这种概念建构和概念样式的文化制作，就目前所知，仍为人类所独有，是人类意识建构一切意识对象所独有的观念方式。
生命的意识方式在我看来;
一是有它的层次性的，这种层次性既有它的单一触觉和多元触觉合成的不同层次，又有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不同层次；
二是一个生成、变动和发展的进化过程，不是创生时刻就造就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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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它造就了生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由此划分了主体和客体的界别。
首先，我们来讨论反应意识。
在自然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物性反应方式，一种是生命体物性反应方式，一种是非生命体物性的反应方式。我们把非生命体物性的反应方式称之为客体反应方式，而把生命体物性意识反应方式称之为主体反应方式，并由此界别生命体的主体反应方式和非生命体的客体反应方式。
非生命体的客体反应方式，它显现的是一种客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客体的物性反应方式主要是物与物之间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互为作用的显现。例如，一棵树被火烧焦，这种烧焦所显现的是一种化学式反应；陨石砸在地面形成陨石坑，这个被砸出的陨石坑所显现的则是一种物理式反应。当然一个客体的反应事件会综合地既显现为化学式的反应，又显现为物理式的反应。
生命体的主体反应方式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反应方式，它建立在生命体的物性方式和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有着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以及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和作为，并在这种感知和作为中显现意识，显现生命体的能动。
这里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意识的定义：
第一，意识是一种生命方式的机能和显现。也就是说，意识如同基因复制、新陈代谢、生殖繁衍等等一样，都是生命方式的机能和显现。没有生命方式，意识也就失去了它的自然的和物的根基；
第二，意识是一种主体的感知和作为。意识以其生命方式的感知和作为，生成主体的能动，并由此界分主体与客体，确立主客互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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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第三，意识是一个生成、变动和发展的进化过程。意识随着生命体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由单一触觉到多元触觉，由生物造就到文化造就，生成了它的不同方式。
第四，意识的进化造就了不同意识方式的感知和作为，不同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以及不同意识方式的主客关系。
第五，意识的进化则进而推动着生命体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意识首先是感知：
没有感知也就没有意识。但意识又并不等同于感知。
意识不仅是感知，意识更在于它能够对所感知的对象进行作为，作出主体的反应、判断和建构；
意识造就了主客关系。这种主客关系，按意识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反应意识方式的主客关系，知性意识方式的主客关系和概念意识方式的主客关系。
谈到在感知，感知的深处是什么呢？
感知源自于生命体的触觉，这种触觉需要进一步从生命体的感官和神经机能中寻求，而这正是生命科学所孜孜不倦的任务。这也说明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汲取和概括科学发现的一切成果。大致说来，生命体的触觉由它的感官和神经机能生成，生命体以其触觉获得客体的感知和主体的作为，并由此生成和显现基态的生命意识。这样的过程，既显现了生命体发展的自然史过程，亦显现了生命意识方式生成和发展的自然史过程。
生命体以其触觉进行感知和作为，如，含羞草遇到碰动就垂下叶子保护自己；草履虫在水中游动摄取养料，捕蝇草分泌粘液诱捕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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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结网获取猎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以生命体的触觉为基础，它们是最为原始的意识方式。这种最为原始的生命意识方式，我把它称之为反应意识。
这种反应意识的特点：
1，它是对所触觉对象的感知和作为。这种感知和作为从一开始就造就和显现了意识的主体能动。这种触觉的感知和作为，既是对食物和养料摄取的感知和作为，亦是对生存条件适应的感知和作为。
2，这种感知和作为以生命体的触觉和触觉对象为主客互为关系。例如，含羞草与碰动的主客互为关系，草履虫与养料的主客互为关系；捕蝇草与昆虫的主客互为关系；蜘蛛与猎物的主客互为关系。这种主客互为关系表明，意识是以主客互为关系为制作的，是建立在主客互为关系的基础上的。
3，这种感知和作为的反应意识方式，第一，它是一种生命方式的自然的和物性的生成；第二，它以生命体的触觉为基础；第三，它生成一种反应方式的感知和作为；第四，它造就了反应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第五，它生成了反应意识方式的主客关系。这样，生命体的意识方式从一开始就表明它不是先验的，而有着自己的自然的和物性的起源。我们不能设想一种离开自然、物性和主客关系的生命意识方式，这是我们在进行生命意识方式探讨时，从一开始就要把握的。
其次，关于知性意识。
反应意识是建立在生命体单一触觉活动基础上的，而知性意识则是建立在生命体多元触觉合成基础上的。
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差异在于生命体的触觉由单一到多元的进化。一般而言，低级生命体的反应意识是单一触觉方式的。随着生命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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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器官的进化，从单一的触觉衍化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体觉、性觉（关于性觉人们很少谈论，其实性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生命触觉和机能，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做了极为重要的开创性的工作，尽管他以性为核心走到了心理学的极端）的多元触觉，生命体的意识就从多元触觉合成中生成出了一种新的意识方式。多元触觉的合成，使生命体的感知和作为从单一的触觉对象走向多元的触觉合成对象，并由此生成意识对所感知对象的合成判断，如利害的判断、形体的判断、异同的判断、性爱的判断、力量的判断、行为的判断，位置的判断，环境的判断、距离的判断、速度的判断、方向的判断、生存的判断，等等，并由这种种合成判断，生成生命体的更为高级的感知和作为。
我把这种以多元触觉合成为基础的，高于反应意识的新的意识方式称之为知性意识。知性意识与反应意识既相共性又相区别，其共性在于，这两种意识方式都是建立在生命体的触觉基础上的，都属于生命体的生物本能；其区别在于反应意识是建立在单一触觉反应基础上的，而知性意识是建立在多元触觉合成判断基础上的。一般地来说，低级生命体的感知和作为是单一触觉反应方式的，而高级的生命体的感知和作为是多元触觉合成判断方式的。前者产生反应意识，后者生成知性意识。当然，在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之间有没有过渡形态，能不能再进行生命意识方式的细分，则是可以深入地探讨的，我的研究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探究。
知性意识的基本特征是：
1、知性意识根基于生命体多元触觉的合成。正是这种多元触觉的合成判断，使生命体的意识方式从反应意识进化到了知性意识。
2、知性意识具有合成判断的能力。这种多元触觉合成的判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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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于单一触觉的反应能力。在新的意识方式下，主体已经可以对客观对象，进行合成的判断，并由此作出主体的感知和作为。在动物世界的考察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动物，都发展出了各自特色的以多元触觉合成为基础的知性判断能力，这种知性判断能力包括，生存技能的知性判断和作为，获取食物的知性判断和作为，寻找水源的知性判断和作为，生存迁移的知性判断和作为，性爱求偶的判断和作为，哺育后代的知性判断和作为，分工等级的知性判断和作为，打洞筑巢的知性判断和作为，力量强弱的知性判断和作为，进攻避逃的知性判断和作为，等等。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的批判》中，把判断划归理性的范畴而排斥于知性的范畴，而在我看来，康德的这个划归是有所偏失的，判断有理性的判断，亦有知性的判断。知性的判断是多元触觉的合成判断，理性的判断则是概念建构的逻辑判断。前者是知性意识的判断，后者则是概念意识的判断。
3、知性意识具有物件的现成制作能力。这是知性意识最为重要的主体能动。在自然界，我们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许许多多的动物在长期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它们各自方式的物件现成制作。例如，不少鸟类会利用树枝草叶等纤维材料制作巢窝；有的猴类会利用合适的石块击碎坚硬的果壳，使自己取得果壳里的核肉；猩猩会利用唾液和草梗伸入蚁洞粘吃蚂蚁；在城市中生活的乌鸦，甚至会把果核丢在路面上，利用交通信号灯，让行驶的车辆碾碎，在红灯停车的间歇飞到路面上啄食被碾碎的果实。如此等等。知性意识的诞生为生命体的带来了一种物件制作的能力，这种现成的物件制作尽管是一种简单的感知和作为，但它则以自己的生物性进化为人类文化制作的出现提供了知性的基础。没有这种简单的现成物件制作，人类就无从由现成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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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作跨向文化的制作，并通过文化的制作，从偶然到必然地生成人类所特有的概念意识，概念方式的事物样式制作和概念方式的感知和作为。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动物和人类的本能问题。关于本能，我们需要深刻理解的是，任何一个生命体都具有它的的本能，这种本能无论它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从表面上来看是似乎是不同生命体生而俱有的，例如，人类的婴儿和猩猩的婴儿，在同样的环境成长中，人类婴儿在动作灵敏和机体强壮的生物性上很快就比不过猩猩婴儿，而在语言绘画和工具使用的文化性上，人类婴儿很快就能接受，而猩猩的婴儿则完全不行。
在深入的考察中，无论是动物的生物性本能，还是人类的文化性本能都是在其远祖至今的世世代代活动的进化中形成的。因此，一切本能的激发机制和行为模式，都是由它们的无数前代生物的和文化的进化所铸就的。对这一代生命体而言这种生物的和文化的激发机制和行为模式是生而俱有的和先验的，一学就会的，而对于它们的无数前代的整个生命史而言，则是生成的和进化的。正如英籍荷兰动物学家尼可·廷伯根在他的《本能研究》中所说，每一物种的行为指令系统，都依赖于它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而这又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他把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称之为天赋的释放机制，当类似的刺激出现时，这种天赋的机制就会释放出来，表现出其特殊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经过长期进化后证明是最能适应这种刺激的。此外，精神学者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心理学的探讨中也深入到了本能的个体经历和集体历史，特别是荣格更深入到了从集体到个体的世世代代的积累和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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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讨论概念意识。
概念意识是至今为止生命意识方式最为灿烂的一页，它如同一颗被云雾遮掩的星辰，在生命意识方式中具有它的独特的神秘光环。概念意识方式至今为止，只为人类所独有，正是这种独有，使人们感到非常迷惑。如，为什么和动物有着共同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人类具有地球上所有动物都不具有的概念意识？这种概念意识是如何能够为人类所独具的呢？为什么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之物都未能发展出概念意识呢？等等。
对此，有人把答案投向了上帝，认为概念意识是由上帝按照他的智慧方式植入人类心灵的，是上帝对人类的特别眷顾；有人把答案指向了自然，企图在宇宙中找到某种如同弱相互作用的介子、强相互作用的胶子之类的具有意识功能的智子，从粒子世界中找到意识的来源；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脑的结构，认为人类的大脑结构优于动物的大脑结构，是脑的一定结构方式造就了人类的概念意识；有人则以为概念意识和基因方式有关，是一定的基因编码的造就；亦有人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文化的进化，期望从中找到概念意识的来源。对此，本人在概念意识方式的探讨中认为，既然生命的意识方式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部植入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从生命体的进化史中寻求。上帝的植入永远也无法获得实证；粒子世界、脑的结构和基因编码至今都不能说明它们与概念意识生成的必然关系以及概念意识的本质，因此，本人则倾向于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起源中，寻求概念意识的本质和由来。
我在概念问题的探讨中认为，概念意识既不是上帝授予的，也不是从天降落的，而是从人类史前原始刻画的符号制作中起源、生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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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来的。数万年前，人类的远祖从偶然到必然逐步地发展出了一种以符号的刻画，记号和指代各种外部对象的意识活动。在这种长久的意识活动中，一方面，人类喉咙所发出的声音同这些符号对应地结合，逐步发展出了一种音节细分和明晰的语言；另一方面，各种音节和刻画结相结合的语词和符号的形成，使人类的意识能够以语词和符号的方式，共约地名称所指代的对象，而为彼此交流的知晓。这样，人类的意识活动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即以符号为中介，语言为交流，名称为样式，观念为知晓，文字为记载的意识方式，以及由这种意识方式所造就的人类观念和实在的文化进化。这种新的意识方式的出现已不同于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它不再是与往的生物进化的造就，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进化的造就。我把这种新的意识方式称之为概念意识。
概念意识的特性是，它以概念方式名称物象，制作事物样式，建构观念和实在。它通过符号的制作，符号的名称，符号的抽象和概括，以及符号的定义来建构意识对象，生成人类的观念、思想、知识和实在。当人类一经从生物进化走向文化进化，从现成的物件制作走向文化的物件制作，就从反应意识、知性意识跨向了概念意识，并通过概念意识的确立，使自己从动物世界中走了出来，从世世代代的文化积累和文化进化中造就了人类所独有的文化本能。正如法国学者雅克.莫诺在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中所说：
“一位不怀偏见的观察者，比如说一位火星上的来客，看到了下面的事实是不可能不感到吃惊的，那就是人类的符号语言---在生物界中出现语言，这是唯一的一次，---这种特殊行为的发展，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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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进化开辟了道路，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王国，也就是文化、观念和知识的王国”。
“一桩独一无二的事件，现代语言学家在详细论述人类的符号语言时，认为它同动物所用的通信方法（听、触、视等），是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水平上的”。
“在我看来，最可能的假设是，在远古时的人类中就出现了最原始的符号交往，通过它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就构成了最初的关键性的一种选择，从而在物种内产生了新的选择压力，因此这些选择同物种的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人非常赞成雅克.莫诺的这些见解。尽管莫诺在这里谈的是语言符号，而符号并不仅仅是语言，图画、文字、数字、音符、饰品，以及礼仪等等亦是符号家族的成员。莫诺的见解在于他揭示了人类的符号制作，以其独一无二的行为，开创了文化、观念和知识的王国。而我们当进一步地从符号文化的开创中，深入地探究从符号到概念的嬗变，揭示概念意识的由来，并以概念意识的揭示，洞悉人类文化、观念和知识的概念本质。
考察概念意识我们需要着重把握：
第一，概念意识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符号制作和符号交流。正是这种符号制作和符号交流从偶然到必然，从个体到群体，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方式。或者说使人类不仅拥有生物性的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更独一无二地拥有文化性的概念意识。
第二，概念意识和反应意识、知性意识的界分是：1、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停留于单一触觉和多元触觉合成为基础的感知和作为，而概念意识则跨越到了以抽象和概括为基础的逻辑建构和作为；2、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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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意识和知性意识造就个别的、具体的和直观的事物样式，而概念意识则造就着共性的、抽象的和逻辑的事物样式。
第三，概念意识具有它的思维的逻辑能动。这种概念方式的思维的逻辑能动以抽象和概括为核心，共性集合进阶为展开，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为建构，造就人类观念的事物样式，以及观念和实在的建构。并由此带来人类的新的文化作为。
第四，概念意识方式生成人类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一种概念方式的创制，它通过每一个概念的自我定义和自我与非我的界分，生成了种种概念自我，这种概念自我在人类意识活动中的长久运用和占据，使人类的心灵不知不觉地生成出了一种自我意识，并使这种自我意识，从个体的心灵集聚为群体的心灵，扩展到主客关系的方方面面，并由此生成自我意识不断扩展的占有性、意志性、欲望性、目的性和社会性。使人类如同圣奥古斯汀所说，我们不但生存着，而且还清楚地知道自己存在着，并以我们的存在和知识为乐。
第五，概念之物的制作。概念之物的制作是人类步入概念意识方式的最为光耀的主体能动。这种主体能动以概念方式，使人类从简单的物件合成制作进一步发展为了物件的文化建构，通过对象的概念定义、概念组合和概念建构，进行物件的加工和制作，把种种观念建构化为实在的概念之物。
第六，概念意识的生成使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在受到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支配和作用的同时，更进一步地受到了概念意识的支配和作用。这三种意识方式的存在，使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具有着生物和文化，情感和理性，本能和教育等等的多元双重构造。
以上，我就生命意识方式进行了大略的哲学清理。这种清理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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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和揭示生命意识的进化和由来。生命意识在其长久的主客互为关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中，生成和发展出了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当然，生命意识在这样的三个方式之间是否具有某些更为前期的和过渡的形态，以及不同物种和个体在这三种意识方式中是否具有不同的发展程度，是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的。此外，生命意识的未来走向将如何，或者说在走向宇宙的遥远未来会不会进化和生成出一种新的，我们现在还不可能知道的生命意识方式，并由此造就新的生命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和新的生命意识方式的作为，则是值得人类期待的。
对生命意识方式的哲学清理则将深刻表明，生命意识如同生命体一样，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对于一切生命体来说，它们的生命形态和意识方式，既不是自我先验绝对的，更不是在创生时刻就安排好的，而是一个生成、变动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对生命意识方式的哲学清理，是哲学史从本原论走向认识论并进而走向主体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我以为，对生命意识方式的探究，以及对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的深入研究，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主体发掘和清理，它是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领域，中国当代哲学应敏悟地承担起这一任务。
3、谈谈西方现代哲学
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和思潮。把握这三者共同的基本架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现代哲学的本质特点,更为深入地了解哲学的发展。
西方现代哲学，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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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德的揭示。
在康德那里，认识的建构既来自于经验质料，亦相关于我们的心灵方式，是心灵方式和经验质料的共制。心灵方式是我们的心灵所自带的，具有它的先验的绝对规定；经验质料源自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刺激对我们的感官的作用，并为我们的心灵方式所整列，制作成知性的和理性的事物样式。在我们的心灵方式和认识建构的外部是“自在之物”，由于一切外部的刺激都要经过我们的心灵方式的整列和制作，我们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心灵方式而去直接知晓“自在之物”和它的原型的。因此在康德那里，我们的一切认识，一方面受到我们的心灵方式的界限，另一方面则受到“自在之物”的界限。当我们谈论世界时，这个世界不是别的，它只是和只能是心灵方式和“自在之物”共制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是“现象界”。这样，实在被界分为了两个不同的，又彼此相关的世界，即“现象界”实在和“自在之物”的实在。
康德的揭示以其深深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哲学家，他们极为赞赏康德的先验绝对的主体心灵架构，但又都不满意康德对认识的界限和那个不可原型知晓的“自在之物”，以及“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的两个不同实在世界的划分，更不赞成“心灵方式”这个主体绝对与“自在之物”这个的客体绝对所造就的二元论。他们始终期望通过某种方式，对主体绝对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整、确立和绽出，以一元论的绝对直达世界原型，达到心灵方式与自在之物，现象与本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真正统一，进而获得没有任何前提的真正普遍必然的知识基础。现代西方哲学从总体上来说，正是在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确立的基点上展开它的视野和田园的。
首先，我们来谈谈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自视甚高，自认为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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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它的领军人物维特根斯坦断言，从今以后，哲学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不是与往的继续。它将使人类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可以和伽利略以及他同代人创立力学的转折相提并论。于是哲学就是分析，这个形而上学的或哥白尼式的新方法诞生了。这个新的方法的基本点是：
1、分析哲学认为，一切事物样式，都是由语言所名称、表象、知晓、建构和绽出的，因此，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规律就是观念和实在的结构和规律，人们应当从语言的结构规律中，获得主体的绝对，获得观念和实在的绽出，获得真正绝对的知识基础。
2、分析哲学家把哲学问题变换为语言问题。在分析哲学看来，我们的思想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因此，语言的分析是我们讨论哲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我们才能以一种绝对的方法，澄清思想，排除疑难，把握概念和命题的真确所在。
3、在分析哲学看来所有传统哲学的问题，包括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形而上学的重要胡说，都起源于我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方式对我们的思想的不幸影响，也就是说，所有的哲学问题是由于语言混乱造成的。因此，哲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进行语言的分析治疗，找到和确立一个能够毫无歧义地解决语言使用和语词定义的绝对标准。
4、尽管分析哲学家们，如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威斯登，等等，对语言如何造成对思想的不幸影响，以及如何解决语言混乱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案和动机，但他们都共同地企图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使全部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的本质得到揭示，它们的无意义性得到显现，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按照正确的语言方案，通达真确的概念、命题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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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为哲学的本质和原则就是语言的界限和游戏规则。这是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的思想核心。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们不能超出语言的界限，思想我们不能思想的东西，说我们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语言游戏的逻辑结构，推论出观念的结构，实在的结构，世界的结构以及历史的结构。
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康德的渊源，又看到了黑格尔的影子：
康德提出了认识的“界限”，以及知性的和理性的心灵方式，维特根斯坦则提出了语言的界限和语言的游戏规则。
康德把心灵规律赋予了自然，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的规律赋予了哲学。
黑格尔把康德的心灵规律转换为世界逻辑，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规律转换为了观念和实在，世界和历史的结构。
分析哲学与康德和黑格尔有着很深的渊源，诚如分析哲学家罗素所说，“在剑桥，我读了康德、黑格尔，也读了布雷德雷先生的《逻辑》，他们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以上诸点中，我们不难看清，分析哲学究其根本：
第一，以语言为主体绝对，认为语言的结构规律就是观念和实在的结构规律，试图从语言的分析治疗和语言的绽出中获得世界和历史的结构规律。
第二，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即语言分析的方法重建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哲学，赋予哲学新的本质和任务，确立真正绝对的知识基础。
有人认为，分析哲学忽视了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重大哲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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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眼界十分狭窄，它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因而束缚了哲学的发展。但我以为，分析哲学并不反对自己的形而上学，它认为，只要你相信和使用它的方法，一切哲学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一个全新的哲学就能建立。如同鸵鸟一样，只要大家一起把头埋在语言分析的沙土里，一切哲学问题都消失了。同时我也以为，分析哲学很有价值地揭示了语言对思想，以及语言方式对人类心灵、行为的重大影响。这里就包含了一种革命性的东西，就是以语言和语言方式的创新，营造新的思想和作为、建构新的观念和实在。
当代，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的发展，人们使用的语言和语言方式的变化，例如，网络语言、论坛、博客、搜索、短消息等等的出现，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方式的变化正在缓慢地、广泛地、持久地、决然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给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重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和变迁。此外，语言所使用的符号方式，例如，字母符号的语言方式极为讲究它的逻辑构造；汉字符号的语言方式则重它的编撰应用。这两种语言符号方式的不同，所造就的民族思维特性的内在差别亦是很值得人们研究和探讨的。
在数学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数学语言符号的创新和应用，对于数学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阿拉伯数字的创立和应用、几何符号的创立和应用、代数公式的创立和应用、坐标的创立和运用、微积分的创立和应用、矩阵的创立和应用、二进制的创立和应用，等等，等等，都深刻造就着人们新的观念建构、思想求取和实践作为。
再来谈谈现象学。有人说，没有现象学，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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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是不可想象的。在现象学看来哲学就是绝对自明、普遍有效的本质认识。为此，现象学非常不满意康德关于直观属于知性范畴的偏执，期望从理论上找出一种解决的方法，扩大直观的范围，寻找到精神直观和本质直观，从而达到真正的理性生活和知识的绝对基础（胡塞尔），以及人的生命本身和心灵的自我更新（舍勒）。
我们如何才能达到精神直观或本质直观，并获得知识的绝对基础呢？现象学大师的基本考虑和方法是：
一是扩大直观的范围，把直观从感性扩展到理性。以舍勒的见解来看，就是要重新审视我们对经验的理解和界定。经验并不是康德所理解的那么狭窄，只是知性的，经验不只包含知性的经验，更包含理性的经验，这样，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知性的经验达到事物的现象直观，更可以通过理性的经验达到事物的本质直观。这种本质直观也就是精神直观和范畴直观。知性直观，比较好理解，在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它的形状、大小、颜色、硬度等等都可以为我们的知性经验所直观。而本质直观就很难理解，什么是本质呢，如对于这张桌子来说，它的形状、大小、颜色、硬度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直观，可是这张桌子的本质是什么呢？又如何为我们的精神所经验直观呢？对此，舍勒的见解并不能为我们作出纯然明证的解答。
二是进行现象学还原，还原到纯意识活动。在现象学看来，一切事物样式都是意识活动的双层结构，即是一种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晓一个事物样式，这个事物样式既是观念的，又是实在的，是一个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一切事物样式都是我们的意识活动造就，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纯意识活动的裸露，从根子上直观意识活动是如何建构观念和实在的，从而从纯意识活动的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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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直观事物的本质。然而我们的意识活动总是受到种种外部影响的干扰和遮蔽的。只有把种种外部影响的干扰和遮蔽去除，我们才能到达纯意识活动，进而通过纯意识活动的裸露给出观念和实在本质的直观，给出绝对正确的知识基础，进而直观世界和历史，直观人生和生活的本质所在。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去除种种外部影响而到达纯意识活动的结构和绽出呢？如同我们怎样才能穿过厚厚的地壳和地幔进入和看清地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用胡塞尔的办法，就是通过悬搁、加括号、终止判断、存而不论，把握纯然明证的、直接被给予的事实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无论是康德的“自在之物”，经验的“个别之物”，理性的“本质之物”，主体的“本身之物”的存在，都是意识活动的观念造就。我们可以通过意识还原、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步骤，对自在之物、个别之物、本质之物、主体之物一一悬搁、终止、存而不论和加括号，最终把纯意识活动这个一切观念和实在之绽出的绝对基础，以及这个绝对基础的纯然明证地裸露出来，从而完成哲学的任务。
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在兜了一个很大圈子后，又螺旋式地回到了笛卡尔天赋观念。在笛卡尔那里“我思故我在”的这个“我思”是一个天赋原则，它是自明的和绝对确定性的，而在胡塞尔那里的“纯意识活动”则亦是建立纯直观绝对的自明性和确定性上的。至于这种“纯意识活动”是否如同“自在之物”、“个别之物”、“本质之物”、“主体之物”的一样，也是意识的一种观念造就，是否也可以悬搁、终止、存而不论和加括号，给予进一步的追问呢？对此，由于思路在胡塞尔那里已被嘎然终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看来现象学并没有能使我们纯然直观地通向没有任何前提的真正绝对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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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那里，一切事物样式都是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由“纯意识活动”造就，也就是说，世界、生命、历史等等的一切事物样式都是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是由“纯意识活动”所构造的。这样，世界、生命和历史等等，在胡塞尔那里并不是自身的实在，而是一种意识活动的实在。“纯意识活动”，在胡塞尔的心目中是一个先于一切事物样式和一切观念和实在的“先验自我”，一切事物样式、一切观念和实在只是这个“先验自我”的绽出和造就。这样，胡塞尔就为我们找到了一切观念和实在的唯一的绝对的确定性基础。接下来的工作，胡塞尔是要为我们寻明这个“先验自我”，也就是这个唯一的绝对的确定性基础的纯然自明的实证。可是，岁月不饶人，他没有时间来完成了。我非常同感这样的话，“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胡塞尔觉得自己和摩西多少有些相似，后者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但却未能踏进并亲自耕耘这块土地”
在胡塞尔那里，我们又看到了很熟悉的康德的身影。在康德那里，我们的心灵抽去一切经验质料，留下的是纯粹的知性的时空方式和理性的判断方式；而在胡塞尔这里，通过“自在之物”、“个别之物”、“本质之物”、“主体之物”的一一悬搁，留下的是纯粹的意识活动。康德告诉了我们抽去经验质料后的纯粹的心灵方式是什么，但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来抽去经验质料；胡塞尔则告诉了我们一一悬搁的抽去步骤，但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纯意识活动”究竟是什么。
我们来谈谈存在主义。
首先我们进入到海格德尔的心灵世界。对于存在问题海格德尔有着他非常独到的见解。当我们讨论存在问题时，一般总是把存在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和规定，而海格德尔则独具慧眼地从存在问题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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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切入，提出了存在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发问和发问者本身的活动和所是。在海格德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源自于发问，如世界、历史、自然、生命、空间等等，都源自于发问，因发问才得以显现和绽出。如同姹紫嫣红的花朵，都是从花蕾中绽出的。因此，只有抓住存在问题的发问和发问者本身，按照它的“我是我所是”进行通达，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存在，以及存在的绽出。
存在问题在海格德尔那里，原始于发问和发问者本身，正是这个发问和发问者本身的活动，在之中地内在地和外在地绽开了存在。这个发问和发问者的本身，海格德尔用一个术语把它名称为“此在”。海格德尔的存在主义就是以“此在”为基石，通过此在的规定、此在的话语、此在的操心、此在的意愿、此在的企业等一系列新颖的、深奥的、晦涩的概念术语的编织，使存在的本质和构造在“此在”的意向和作为中一一绽出，并最终走向“人，诗意地栖居”这个存在的至高境界。
海格德尔对康德深有研究，并写了两部有关康德哲学的专著。海格德尔认为，尽管康德已把时空划归到了主体方面，但是康德并没有进一步探寻时空这个发问的本身，既耽搁了存在问题，又耽误了“此在”这个存在的基础清理和发掘。当然，这个艰难的哲学任务现在已由海格德尔自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下来。
对于萨特的见解来说，一个虚空、干净、本来就存在着的意识是第一性的。因此，存在的基石就是意识，而意识的本身是虚无，并因其没有任何规定的虚无而具有它的自由本质。意识以其不断流动的自由本质的绽出，建立自为的内在结构和人为的外在结构，从而使事物的生成和结构有了以意识为绝对的本质、规律和必然。在萨特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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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虚无自由本质，决定了存在的意义和所是。同海格德尔把存在归结到人的绝对一样，萨特亦把存在归结到人的绝对。人的绝对在海格德尔那里是“诗意地栖居”，在萨特那里则是“永远的自由选择”。
在萨特那里，存在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意识的虚无和自由。在萨特的心灵中，虚无始终缠绕着存在，唯虚无才能进入自由作为。如同中国古代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谆谆念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互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真可谓当其无，才能有形有象，才有意境，才可妙用无穷。
对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和理念的审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处于二十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其鲜明的特点。第一，他们都循着康德及笛卡尔的方向，把哲学划归于主体的探究和主体的绝对。康德把普遍必然以心灵的方式划归到了主体，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个非常可疑的、累赘的、游离于我们主体之外的“自在之物”。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认为，实在不是自身的实在，而是由主体所绽出的实在，无论世界、自然、生命、历史等等，都是由我们的主体所绽出的实在，都应当从我们的主体绝对中寻求它们的本真。康德的那个在我们主体之外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自黑格尔以来就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多余的，是不符合哲学一元论的绝对绽出的，并为西方现代哲学家们所承袭。他们的哲学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确立和拓展主体的绝对，从主体绝对的一元论绽出上，给出普遍必然的观念建构和实在建构，建立绝对正确的知识基础。
对此，分析哲学以语言为主体绝对绽出观念和实在，试图以语言的分析治疗消除所有哲学问题，使哲学得到还原，并以真正的语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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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规律绽出自然的、精神的和历史的结构规律；现象学以“纯意识活动”为主体绝对绽出观念和实在，通过对纯意识活动的裸露，以纯意识活动对观念和实在造就，直观本质和实在，达到真正绝对的知识基础和人类的理性生活；存在主义则以“此在”为主体绝对绽出观念和实在，破解存在的奥秘，给予存在问题第一性的解答，并由此导出存在的本真和建构。
第二，康德揭示了我们的一切认识都是主客共制的成品。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认知，都是由客观经验质料的提供和主观心灵方式的制作所生成的。康德的见解隐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即我们的认知确立的一切事物样式，都是一种既含有主观又含有客观的双层结构。正是在这点上，心理学认为意向性是一种意向和作为的双层结构，而对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来说，它们亦不约而同地把一切事物样式以及整个世界的样式视作为是一种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当人们把一切事物样式和世界样式视作为一种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时，就会内在地以一种普遍必然的方式，把它们终极地归结为主体的造就和绽出，并以主体为一元绝对。在分析哲学那里这个主体绝对就是“语言”的创造和绽出，在现象学那里这个主体绝对就是“纯意识活动”的创造和绽出，在存在主义那里这个主体绝对就是“此在”的创造和绽出。
第三，为了寻找主体绝对的实证，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立足于建立一套自明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们的概念体系，无须来自任何经验材料的抽象和概括，而是一种纯自身逻辑阐发的建构，无论是语言、纯意识活动和此在，都是一种纯自身的逻辑阐发的概念体系统。它们如同宗教中的“上帝”一样，始终是一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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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本原。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自信，他们的各自一套的概念体系都是自明的和天赋的，可是，他们都共同地遇到的一个难于绕过的问题：即，他们所使用的任何一个概念的定义都不能自己定义自己，需要用别的一组概念来给予知晓。这样，一方面，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自信它们的概念体系是自明的和天赋的；另一方面它们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都需要用别的一组概念的引入来界明。于是，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陷入了一个自身永远难拔的漩涡，即为了得到一个概念体系的自明而不得不进入到一个永无终端的概念定义的进程，即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新的概念定义，一个概念定义被新的一组概念的引入界明了，这个新引入的一组概念又引起了它的定义，又需要引入新的一组概念进行界明，如此循而往复，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在苦难的地狱中，眼看成功地把沉重的石头一步一步地搬到了山顶，那石头又滚到了山下，需要一步一步地重新再搬，永远也无法停息自己的劳作。概念定义的逻辑使得哲学家们的苦苦追求，沉沦于思想的痛苦而难以自拔。
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无尽定义，一方面会使体系的概念涌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种种概念的涌入又需要保持它们的互为一致和不发生歧义。为了追求概念体系的终极自明，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要千思万虑地穷诘于种种独特含义的概念创制，使得它们的各自体系如同迷宫般地日益复杂、艰深、庞大和路径丛杂，并难免各种歧义的萌发。这就是为何人们普遍感到哲学大师们的文章和著作文字浩瀚，概念奇特，语焉不详，难以进入和直截了当，以及时时陷入自身矛盾而难以自拔的原因。
第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价值在于，他们以极其认真、严肃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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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探讨了语言、意识、此在的主体作为和造就，丰富了康德以来哲学对主体的开拓、发掘和清理，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主体的制作、能动和作为，以及主体性状对观念和实在建构的密切关联。哲学对主体的开拓、发掘和清理是一项开放的永远也不会终止的任务，这种主体的开拓、发掘和清理，将使我们更加深入主体性状的了解、把握和解放，获得新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视野。无论是舍勒的“人”，还是胡塞尔的“人”；无论是海格德尔的“人”，还是萨特的“人”，都是对“人”的更为自由发展的追求。
二十世纪那个时代，在全球的意义上，是人们要求进一步解除战争苦难、殖民统治、专制压迫的时代，在西方更是上帝死了，种种反理性主义思潮出现的时代。人类精神面临了对世界、自然、生命、历史和心灵的重新认识。一方面，如何认识人的自由发展和生存价值；另一方面，如何确立认识和实在的绝对基础，成为了时代的新的重大思考。西方现代哲学的分析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和存在主义运动，无疑是那个时代人类精神重大思考的哲学结晶。在哲学家们的学说创立背后，是时代精神的呼唤和要求，是人的信念、人的生活、人的精神和人的作为的新的解放的追求。此外，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见解，例如，分析哲学关于语言影响思想的见解，现象学关于直观包含感性和理性的见解，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见解，等等，都是极有价值和极为重要的。
以上就现代西方哲学的渊源、问题和价值作了些有剪裁性的探讨和评析。总的来说，我以为：
1、现代西方哲学，沿着笛卡尔和康德所开创的方向，从语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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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纯意识活动和此在的绽出上，对主体所进行的进一步开拓、发掘和清理，使我们在主体的把握上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深度。
2、这种对主体的开拓、发掘和清理并不会由此结束，哲学的运动仍将会以新的主体方式的揭示，对我们的主体进行永久的、深入的开拓、发掘和清理，获得新的哲学创立。
3、主体及其主体方式并不是自身绝对的，它是在人类长期主客相互关系的经验历史中逐步生成和发展出来的，并随主客相互关系的经验历史变动而获得它的新的主体性状和主体方式。哲学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主体的种种性状和方式；另一方面需要从主客关系的基点上，从主客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动中，进行新的哲学思想的穿越。
4、在实在的问题上，我赞成自康德以来的一种思想，即一切认识建构的事物样式和世界样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双层结构，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我们应当从主体和客体的两个方面，以及主客相互关系上，考察我们的认识建构，认识的本质和认识的界限。但我与康德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歧在于，我以为，这种主观和客观、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只是认识的建构、本质和界限所在，它并不能扬弃客体的自在，也不能导致主体的一元绝对。认识的建构并不是纯主体绝对所能造就和绽出的，它始终是一种主客共制的生成。离开了客体和客体所提供的认识对象，主体亦将不复存在和无所造就。只有在主客相互关系的基点上，主体才能够有所作为，有所造就，才能够使认识既通达于主体，又通达于客体，符合我们的经验生活和理性建构。
5、现代西方哲学所追求的那种没有任何前提的绝对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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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构在主客互为和主客共制这个基石上的，是随着主体性状、客观状况和主客关系的不断变动而变化的。这样，一切知识建构都不是自我绝对的，一方面，它既以主体为前提，又以客体为前提，无论离开了主体还是离开了客体，它都将因主客关系和主客共制的解体而消逝；另一方面，它将随着主体性状、客体状况和主客互为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涌入种种新的建构和发生种种旧的解构。
6、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它的价值意义或者说革命性的意义，这种价值意义或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它主张人的主体能动对世界、自然、生命、历史、文化的观念建构和实在建构，要求确立和通达人的主体自由，进行主体性状的更新。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需要补上这一课。当今中国人的哲学观在其主导层面上，是以一元绝对规定的决定论为秩序为统治的，在这种一元绝对规定决定论的秩序面前，无论自然界和人类生活都是被一种终极的一元宇宙，一元社会、一元历史、一元现实、一元物理的秩序所严格规定的，而没有主体绽出的自由意志的历史创造和这种主体绽出的观念的和实在的造就。正如，在《圣经》中，当亚当和夏娃以人的自由意志吃了智慧之果而获得了智慧和自我，则被视作为严重违抗了上帝的绝对意志和规定，从此背负上了人类的原罪，被逐出伊甸园。然而，亚当和夏娃当年如果惧怕拥有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就将在永远处在上帝意志的绝对规定的笼罩下，如同动物般的蒙昧，只知饥饱，无忧无虑，赤身裸体地生活在伊甸园，既没有意志，也没有羞耻，亦没有自我，更不会劳动创造，永远也不会选择、进入和创造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因此，如何从世界是一个无限多样的绽出，从人类主体的自由意志的绽出，以及从世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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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多样绽出和人类主体自由意志绽出的主客关系和主客共制的哲学高度，冲破一元决定论的藩篱，进行主体性状的更新，造就世界、自然、生命、历史、文化的新的观念建构和实在建构，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旗帜和方向。
7、对形而上学的每一次思考和批判，都带来了认识论的推进。西方现代哲学期望通过主体绝对的开拓、发掘和清理，通过对认识论的真正确立，通达形而上学，获得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统一，从而完成哲学对绝对的终极追求。可是这种主体绝对的开拓、发掘和清理，总是难以达到它的尽头。如同爱因斯坦希望建立一个终极的能够囊括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的大统一场，始终只是一块上帝的应许之地，而难以进入耕耘。看来，我们亦无法通过主体绝对的形而上学追求而达到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统一，我们只能依据哲学的内核，不断地从形而上学走向认识论，走向更为深入和广阔的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哲学视域和田园。
4、关于分析哲学
二十世纪英国的分析哲学认为：
1、一切观念和实在都是由语言的名称、语言的交流，语言的知晓，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显现所绽出的，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是观念和实在的结构和规则。
2、哲学上的种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和悖论，都是由于语言的使用不当和歧义的混乱所造成的。因此，应把哲学还原为语言的分析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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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语言的分析和治疗，消除语言的使用不当和语言的混乱，从而达到思想的澄清，知识的绝对本真和新的哲学的创立。
3、一个命题在哲学上是否具有真确性，关键在于语言使用的规范和语词定义的精确。凡符合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词定义精确的命题是真确的和有意义的，凡不符合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词定义精确的命题则是虚假的和无意义的。而语言使用的规范和语词定义的精确必须是绝对的，不能有任何一点丝毫的歧义发生。
然而，分析哲学所遇到的问题是：
这种语言使用和语词定义的精确规范以何为标准呢？这种标准又是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终极绝对的标准的呢？好比一把尺子，可以用它为量度的标准，但问题是这把尺子的本身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打造出来，又如何能够成为一种终极的绝对标准呢？
对此，分析哲学家之间各有各的见解和方案设计。有纯语法的分析治疗，仔仔细细地研判每一个思想命题中的语法结构，试图从语法结构上制定一个终极规定的标准，以此检验一切命题的真伪；有语词定义的分析治疗，极为精细地进行每一个语词的推敲，试图确立一种没有任何歧义的语词定义的绝对的衡量标准。然而，尽管分析哲学家们个个竭尽心力，包括试图运用数理公式设计种种语言使用和定义方程，总是难以获得一种最终的、完美的、没有任何问题的绝对标准，每一种自以为可以通向绝对和终极的标准方案总是带来它难于自明的问题。
此外，同一哲学家的见解在其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无法达到一种终极绝对。例如，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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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语词的定义在其前期思想中是有它们自身的绝对标准的，而在其后期思想中，语言的使用方法和语词的含义不是自我绝对的，而是和它们所处的语境、历史文本直接相关的，需要从它们所处的不同语境和历史文本中寻求和研判它们的真确所在。
分析哲学带来的价值和启示是;
第一，它揭示了语言对事物样式的建构。我们对事物样式的知晓，都是以语言为表象地进行名称和定义的，因此，一切事物样式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语言方式的，是一种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需要通过对语言方式的深入研究来拓展我们对人类意识的理解。
第二，它揭示了语言的使用和语词的定义是和它们所处的语境和历史文本相关的。例如，在人烟稀少、地域广阔的地方，人们的语言使用和语词的定义，凸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抒情；而在人口密集、市井繁杂之处，人们的语言使用和语词的定义则较为讲究语气和功利的计较。此外，同一语词，在不同的语境和历史文本的解读中，或者在古代和现代的使用中，其实际的含义和褒贬，往往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学的研究在这里是可以同历史学的研究互为综合的。
第三，它揭示了语言方式是影响思想的，一个民族的语言方式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想，或者说一个民族的思想特性是和这个民族的语言方式相关的，它为语言学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例如，汉字的语言方式和字母的语言方式，给东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带来了不同的特性。前者的思想和文化特性于应用的实效，后者的文化和思想特性于逻辑的构造。
第四，它从语言对观念和实在的双层结构绽出上，揭示了语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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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关联，语言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关联，对这种关联的进一步认识和深究，为哲学开创了一个新的视域和田园。
分析哲学的终极追求未能成功在我看来主要是：
第一，它未能看清语言的背后是什么，把眼界局限于和停留于了纯语言的分析和治疗。而在我看来，在语言的背后是人类的概念意识方式，语言是这种概念意识方式活动的载体，只有从语言深入到概念，从语言方式深入到概念意识方式，从语法规则以及形式逻辑深入到概念逻辑，我们才能给予语言分析适当的位置。
第二，绝对的、永恒的、不变的和毫无歧义的语言使用方法和语词定义是没有的。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中所意识到的，语言的使用方法和语词的定义并不是自我绝对的，而是和它们所处的语境和历史文本相关的，是由不同的语境和历史文本所绽出的。
第三，对一个思想命题的真伪判别来说，不能简单地从语法上和语词定义上来进行断论。一个符合语法的命题，或者符合形式逻辑的命题，亦会是一个虚假的无效的命题。一个语词的定义是通过一组别的语词来进行的，它的定义可以被A组语词来建构，亦可以被B组语词所建构，而获得不同的定义建构。因此，对一个思想命题的真伪判别，应当从概念逻辑中寻求。
这里谈点本人的思考：
首先，人类的语言是从长久的音节与符号的结合，特别是音节与文字符号的结合中逐步细化生成的。当人类在生命意识方式的历史长河中生成出概念意识方式时，语言就在这种概念意识活动中被用来记号、指代、名称、表象所意识的对象，成为概念和概念意识活动知晓的载体。而概念则通过它的逻辑进阶、从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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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以及组合定义等，运用语言，形成种种思想活动的命题、知识建构和哲学思考。因此，只有把语言使用和语词定义还原为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我们才能廓清思路，求得命题的分析和真伪的判别。
一切思想命题都是概念方式建构和概念逻辑直接相关。概念逻辑的核心是抽象和概括；它的展开方式主要有：共性集合递升，从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组合和定义等。
1、抽象和概括。
这是概念逻辑的核心，它包括直观的抽象和概括和逻辑的抽象和概括。其中，直观的抽象和概括，它生成直观概念；逻辑的抽象和概括，则生成逻辑概念。
直观概念是对具体感知对象的直观的抽象和概括。如，“方形”、“圆形”、“三角形”，等等，都直观于具体感知的图形，是对具体感知图形的直观的抽象和概括。无论“方形”的抽象和概括、“圆形”的抽象和概括，还是“三角形”的抽象和概括，它们都是具体感知的直观，方就是方，圆就是圆，三角就是三角，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直观感知的区别。因此，“方形”、“圆形”、“三角形”这样的概念，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所生成的直观概念。
逻辑概念则是非直观的抽象和概括，它是对直观概念的再抽象和概括。如“几何图形”这个非直观概念就是对“方形”、“圆形”、“三角形”等直观概念的再抽象和再概括，这种再抽象和再概括因其是抽象之再抽象，离开了具体到抽象的直观，它所建构的概念是抽象之抽象的逻辑生成，因而，我把它称之为逻辑概念，并以此而区别于直观概念。
直观概念和逻辑概念不可混同。当然，直观概念在抽象和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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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亦是一种特殊状态的逻辑概念。例如，“方形”是对所有被称之为方形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圆形”是对所有被称之为圆形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三角形”是对所有被称之为三角形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但直观概念和逻辑概念的区别是，它只是一种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概念，而不是抽象之抽象的逻辑概念，对此，我们在直观概念和逻辑概念的界分中要特别用心地予以细察。
2、共性集合递升的进阶和嬗变。
概念的抽象和概括有着它的共性集合递升的进阶和嬗变，这种共性集合递升的进阶和嬗变以其逻辑的展开，生成了个别、特殊、一般和根本四个阶乘的逻辑概念。例如，“圆形”、“方形”和“三角形”是个别阶乘的逻辑概念，“几何图形”则是特殊阶乘的逻辑概念。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货币生成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个别价相对物、特殊相对物、一般相对物和货币的逻辑进阶和嬗变。货币的逻辑在于它是一般价值相对物的嬗变，也就是一般价值相对物以其逻辑倒置而概括一切的嬗变。马克思以概念的逻辑必然，通过共性集合递升的进阶和嬗变，从概念逻辑和商品交换的历史，也就是说，从观念逻辑和实在历史的双层结构上，为我们透彻地揭示了隐藏在货币背后的逻辑制作和历史制作，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概念逻辑的极为光辉的运用。
处在不同的逻辑阶乘位置上逻辑概念是不能混同的：
例如，在中国古代公孙龙曾提出了过这样一个命题：即“白马非马”。“在白马非马”的命题真伪分析中：就“白马”和“马”的逻辑阶乘来说，“马”处在比“白马”更高一级的逻辑阶乘上，“马”是对白马、黄马、黑马、大马、小马、军马、骏马、母马、公马、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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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等所有被称之为马的对象的共性集合递升的抽象和概括，因此，从概念的逻辑阶乘地位上来说，“马”高于“白马”，“白马”确实非“马”，“白马”和“马”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可在逻辑阶乘上混同。
当然，“马”在逻辑阶乘上高于“白马”，因而，它又能够逻辑反向倒置地概括和摄取“白马”，包括概括和摄取黄马、黑马、大马、小马、军马、骏马、母马、公马、牧马、野马等等。也就是说，在共性集合递升的正向逻辑进阶上，“白马非马”是符合概念逻辑的，而在高阶乘对低阶乘逻辑倒置的概括摄取中，“白马非马”是不符合概念逻辑的，“白马是马”才是符合概念逻辑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白马非马”的命题，概念逻辑的正向进阶和概念逻辑的反向倒置将会有相反的真伪判别。
又如，“上帝是万能的，上帝能不能画一个方的圆？”这是一个经院哲学的命题。既然上帝是万能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上帝画出一个“方的圆”。这个问题在语法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形式逻辑来看，也是可以成立的，上帝是万能的，所以，前提条件是完全充足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命题，人们直观地接受不了，是和人们的直观相悖的。其原因我以为就在于，这个命题是违背概念逻辑的。
在概念逻辑中：
第一，“方形”和“圆形”都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直观概念，方就是方，圆就是圆，两者都是以直观感知为根基的。而“方的圆”则没有它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直观感知的根基；
第二，“方形”和“圆形”都是个别概念，处在个别概念的逻辑阶乘上。它们可以通过个别概念的共性集合递升进阶为“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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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特殊的和逻辑的概念，而不能通过共性集合递升进阶出一个“方的圆”的个别的和直观的概念。
这样“方的圆”，既违背了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的直观感知的根基，又不符合概念从个别到特殊的逻辑要求，是人类意识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所无法接受的。由于人类意识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无可接受，以及这种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断然否决，上帝就无法画出一个“方的圆”。由此，“上帝是万能的，上帝能不能画一个方的圆？”这个命题就被我们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判断为是虚假的和无效的。在此，我们看到在人类认知的思想原理上，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是高于上帝的，或者说，认知是以我们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为第一性思想原理的。
上述命题的真伪，从概念逻辑上进行分析，是很明了的，如果我们从语法和形式逻辑上来分析则是很难厘清和界定的。
3、概念从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运动。
概念有着从具体到抽象的运动，同时又有着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运动是概念逻辑的极为重要的建构方式，也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建构方式。
首先，从具体到抽象。一切概念的生成都起始于从具体到抽象。例如，“石块”这个概念，就是从种种被称之为石块的具体对象中抽象生成的。从具体到抽象是概念生成的根基所在，离开了从具体到抽象，一切概念既无由生成，也无法进行它的逻辑展开。比如，“圆形”、“方形”、“三角形”等等的概念离开了被称之为圆形、方形、三角形的种种具体感知图像就无法抽象和概括地生成。而“几何图形”，离开了“圆形”、“方形”、“三角形”等等的具体对象亦无法共性集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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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地逻辑生成。从具体到抽象的运动，亦是概念共性集合递升的逻辑基础。
其次，从抽象到具体。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建立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基础上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从无到有，从一到多，从空洞到内容，推动着概念的向前发展和思想的发展。在我看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是一种概念逻辑的反向倒置，也就是说概念逻辑既有它的正向进阶，又有它的反向倒置。这种反向倒置从不同概念逻辑阶乘上，以其逻辑倒置的概括和摄取，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比如，当“生物”、”电磁效应“、“基本粒子”等等的概念从具体到抽象地生成出来后，它们又会在自己的逻辑阶乘上，从抽象到具体地进行自身内容的不断充实和丰富，把种种新的发现、新的对象摄入为自身的内容和建构，推动思想、认识和知识的发展。
4、概念的组合和定义。
第一，概念的组合。一切命题都是概念的组合，如“黄金山”是“黄金”和“山”的概念组合，“飞马”是“飞”和“马”的概念组合，“我家”是“我”、和“家”的概念组合。
第二，概念的定义。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概念定义的基础上的。一个概念的定义是由一组别的概念来界定，例如，关于“物质”的定义、“时空”的定义，“生命”的定义，“精神”的定义、“社会”的定义、“人”的定义，等等，都是需要用一组别的概念来建构的，它们不能自己定义自己。例如，我们不能用“物质”这个概念来定义“物质”，以“人”这个概念来定义“人”。由于一个概念的定义必须通过一组别的概念来建构，因此，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和用怎样的一组概念直接相关的。对于概念甲来说，用A组概念定义和用B组概念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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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带来对甲概念定义的建构不同。
例如，在芝诺的悖论中，“飞矢不动”、“跑得飞快的阿基利斯追不上乌龟”。在这样的悖论背后潜伏着的是两种不同时空定义的对立：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方式的时空定义，一种是抽象的数学方式的时空定义。
在经验方式的时空定义中，时空是一组“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和“运动无关的”概念组合，在这样的一组概念定义的运用中，飞矢能够前进，跑得飞快的阿基利斯很快就能够追上乌龟的，运动是真实的；
而在数学方式的时空定义中，时空则是一组“无限可分的”、“量化的”、“和运动相关的”概念组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组概念定义的运用中，时空将被数学方式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地无限分割的，飞矢不能前进，跑得飞快的阿基利斯永远也无法追上乌龟的，运动是不真实的。
芝诺悖论的问题，从概念逻辑上分析，第一，它以数学方式的时空为绝对定义，排斥了任何其他的时空方式定义；第二它用数学方式的时空充当经验方式的时空。这样芝诺的悖论在概念逻辑的分析中无疑是虚假的和无效的。
以上，我就语言背后的实质是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以及概念逻辑的核心和概念逻辑的主要展开方式作了简略的讨论。我的见解是，思想命题的真伪和是否有效，不仅需要语法的分析和形式逻辑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概念逻辑的分析。许多形而上学的思想命题往往既符合语法又符合形式逻辑，从语法和形式逻辑上是难于解开的。例如，对于“既无又有”、“既无限又有限”、“既存在又不存在”等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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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在形式逻辑中是无效的，它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定律；而在辩证逻辑中则是有效的，它符合辩证逻辑的定律。因此，对于一个命题真伪和是否有效的判别来说，其核心所在既不是语法，也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它们背后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这恰恰是分析哲学一直未能精深地意识到的。
分析哲学之所以未能从语言到概念，从语法到概念逻辑，是他们的探讨未能深入到语言的由来，深入到生命意识方式的历史进程，以及概念意识方式和概念逻辑的研究，并以此考察人类观念的思想活动，因而，未能在语言的分析中抓住真正的核心。分析哲学从语言方式的视域探究哲学，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方向，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而十分可惜的是，分析哲学以一种自我绝对的方式解读语言，从而未能使这种开创获得更为深入的开拓。
5、人类理解再研究
生命意识具有三种方式，一是反应意识，二是知性意识，三是概念意识。这三种意识方式都在我们人类机体和大脑的心灵中存在，它们综合地构成了人类的意识方式。
当我的手指被火焰烫了一下：
在反应意识方式中，我马上会通过我的机体的触觉感到灼疼并作出躲避的行动，生成事物的反应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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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性意识方式中，我会通过视觉、疼觉、嗅觉等作出触觉的合成判断，获得火焰会造成灼疼和伤害的感知，并存入大脑的记忆，生成事物的知性样式。
在概念意识方式中，我通过符号名称，以及名称组合，如：“火焰”、“灼疼”、“机体”、“会使”、“产生”等等的符号名称，用“火焰”这个符号名称所有被称之为“火焰”的对象，用“灼疼”这个符号名称所有被称之为“灼疼”的对象；用“机体”这个符号名称所有被我们称之为“机体”的对象，用“会使”、“产生”的符号名称所有被称之为“会使”、“产生”的对象。这里的对象，既有“火焰”、“机体”这种实体对象，又有“灼疼”这种感觉对象，又有“会使”、“产生”这类关系对象。有了符号名称，接下来就有了名称的组合，把“火焰”、“灼疼”、“机体”、“会使”、“产生”等名称符号组合起来，就得到了“火焰会使机体产生灼疼”这样的一种由名称组合的思想建构。
在日本作者梦枕貘所著的小说《阴阳师》里，阴阳师安倍晴明多次和武士博雅讨论“咒”的问题，认为“咒”首先是名称，一块石头在那里，它之所以为石头，是因为我们给这个被称之为石头的对象起了一个“石头”的名称，如果用这块石头砸人，我们又可以给这个被称之为石头的对象另起一个“武器”的名称，于是这个对象又被成为了“武器”。当然，安倍晴明的用意在于讨论人们可以通过“名称”的注入和强化，施以对象“式”的束缚进而使名称成为强有力的“咒”能，这就另当别论了。而对于“式”的理解我们则可追溯到柏拉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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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式”或“通式”。在柏拉图那里，所有被称之为“桌子”的对象之所以为桌子，是因为有一种“桌”的通式或桌的共相存在于所有被称之为“桌子”的对象中，是桌的通式使它们成为了桌子。这种思想如同中国宋代的朱熹理学，“理”规范一切而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所谓格物致理，就是主张了以“理”这样一个万物的通式或万物的共相来把握一切事物的本质所在。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
1、当我们用名称这种符号样式去记号和指代被我们所名称的对象时，我们就使被我们所名称了的对象获得了一种具有观念和实在双层结构的事物样式，例如“石头”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具有观念和实在双层建构的事物样式。
2、同时亦使我们的意识获得了一种观念的创制能力，即以名称方式的抽象和概括制作事物样式，把反应样式和知性样式的事物感知制作为抽象和概括的名称事物样式。
在动物世界，无论多么聪明的动物，它们都不会象人类那样用“石头”、“武器”等等的符号来名称事物，制作抽象和概括的名称事物样式，告诉我们这个是“石头”、那个是“武器”。更不会制作名称组合的思维建构，把“火焰”、“灼疼”、“机体”、“会使”、“产生”等名称组合为“火焰会使机体产生灼疼”的思想建构。
而对于人类来说，既具有生物世界和动物世界的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又具有生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所不具有的概念意识。或者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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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意识是一种以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为底层，概念意识为主导的综合构造。
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的基础是生命体的生物进化，而概念意识的基础则是生命意识的文化进化。就概念意识而言，它不是人类的天赋，也不是上帝对人类特别眷爱的置入。概念意识是从符号文化的制作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正是符号制作这个文化行为，以符号的制作、符号的名称，符号的定义，独一无二地在人类的意识活动中生成了概念意识，并使人类的大脑、感官和机体，人类的生存方式跟随着概念意识的生成和作为发生了相应的文化进化，成为人类在这个世界所无可改变的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数百年前，洛克和休谟以他们的哲学智慧为我们写了《人类理解论》和《人类理解研究》，提出了他们关于观念和知识由来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我看来至今仍然闪耀着哲学的光芒，有着我们所需要的汲取，当然亦有着他们的时代不足和缺失，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探讨。
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深入地批判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外界物象在我们的心中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知觉。
第一，洛克认为，我们的心灵是一张白纸，它以感知和反省的方式接受外部事物而生成我们的观念；
第二，观念由三种物象方式造就，一种是物象本体方式的造就，一种是物象作用方式的造就、一种是物象能力方式的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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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洛克看来，一切观念都不是天赋的，人的心中没有天赋的原则，一切观念都来自于外界物象的经验造就，是物象在我们的心中所产生的知觉。
休谟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中则认为：
1、我们的一切思想材料都来源于感觉，依靠我们的感官和经验；2、一切知识都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3、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跟着一个事实的恒常结合，它是经验的，不能延伸到我们的经验之外；
4、因果关系是经验的因而不能从观念的逻辑导出。
在休谟看来，观念或者说人心所有的全部创造力，只不过是把感官和经验供给于我们的材料混合、调换、增加或减少罢了，它并不是什么奇特的官能。
休谟认为知识的基础是因果联系，而因果联系是经验事实的恒常结合，它由经验导出而不能延伸到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只能在经验的事实恒常结合中建立因果联系，而不能从观念的逻辑推论中建立因果关系。例如，违章作业可以造成工伤，但违章作业并不必然造成工伤。要把违章作业同工伤联系起来，就需要经验的事实，只有在经验的事实结合中才能建立违章作业和工伤的因果联系。没有经验的事实结合，我们是无法从违章作业的观念中逻辑推论必然的工伤之果，也不能从工伤的观念中逻辑推论必然的违章作业之因。因果联系是经验归纳的而不是观念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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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洛克和休谟关于观念和知识来源于经验是正确的。但通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之通篇，他们指出了观念和知识离不开它们的经验来源，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研究我们的心灵方式是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能动地制作经验材料而建构事物样式，并进一步造就我们的观念和知识的。洛克讲了心灵的感知方式和反省方式，但他仅仅以此为物象进入心灵的途径，而这种途经的本身是不作为的。正如汽车通过马路进入小区，是汽车的作为，而不是马路的作为。在洛克看来心灵只是一张白纸，它只能被物象所印入而没有对物象的制作。
洛克和休谟都没有深入到生命的意识方式，并进而从生命意识方式的探求中剖析生命意识方式的进化和能动，给予人类理解更为透彻的揭示。而这项工作则在康德那里得到了开创。在康德那里，心灵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心灵有着它的知性方式和理性方式的能动和作为，它以自身的方式整列经验材料，进行知性方式的事物样式制作和理性方式的事物样式制作，赋予了事物普遍必然的知性的时空方式和理性的判断方式，从而阐明认识的建构、认识的本质和认识的界限。康德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认识论的视野和思路，他的不足和缺失只是在于，在康德那里，心灵方式是先验的和自身绝对的，而不是一个以主客互为关系为基础的，生成的、变动的和发展的进化过程。
上一个世纪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学的发展，揭示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在许多时候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机体内的某种情感的、欲望的、本能的、底层的无意识刺激机制所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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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意识刺激机制一经激活就会冲破理性的藩篱，生成非理性的意识行为。这种非理性的意识行为包括精神病理的意识行为、梦的意识行为、性的意识行为，等等。
这种情感的、欲望的、本能的、底层的无意识刺激机制，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一种以性欲为核心的个人经历的就造，而在荣格那里这种刺激机制则是人类世世代代代集体历史的造就。
在心理学中：
第一，不同的行为模式是同个人经历和集体历史所造就的刺激机制相关的；
第二，人类的意识活动是一种多元构造，如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一种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的多元精神构造，或者一种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多元精神构造。
而我在生命意识的探讨中则主张，在人类的身上集聚着三种不同的意识方式，即反应意识方式、知性意识方式和概念意识方式，使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意识行为，既有着机体的生物性刺激机制，又有着观念的概念逻辑。生物的刺激机制和观念的概念逻辑，在人类的心灵中，各自地、权重不同地、综合地在各个事件场合支配着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意识行为，使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意识行为呈现了它的多重结构的复杂性。
人类的意识活动，既有着经验的感知造就，又有着抽象的概念造就，它们都是建立在主客相互关系和主客共制的基石上的。没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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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提供，一切意识活动都将失去根基而无从由来；没有概念方式的制作，一切观念的和知识的事物样式则都无法生成。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曾为我们详尽分析了人们关于万物本原和动因的终极思考，以及由这种终极思考所引发的种种迥然不同的观念和知识的见解，例如，有的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一切都由水所生成；有的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宣称一切事物都是数；有的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由原子的聚集和离散所建构，等等。由此带来人类智慧在本原认定上难以克服的形而上学困难。对此，我以为关键并不在于如何来圆满地、终极地确立一种所谓的本原绝对，以排除形而上学的疑难，而是在于这样的形而上学疑难是“怎是”（亚里士多德语）地为我们的概念意识方式制作所生成的。
人类的概念意识方式，造就了四种型类的观念事物样式：第一、名称事物样式。人类的概念意识方式是建立在符号制作上的。当我们用一个符号去名称一个对象时，我们的意识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即通过符号名称的方式把所感知的事物样式制作为了一种抽象的、观念的名称事物样式。这种名称的事物样式和反应的和知性的事物样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反应的和知性的事物样式是触觉的、具体的、直观和感知的，而名称的事物样式则是符号的、抽象的、逻辑的和观念的。我们头顶上的太阳，无论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日本人等等，在感知的事物样式上都是触觉的、具体的、直观的赫然感知的，而在名称事物样式上则是、抽象的、逻辑的和观念的。中国人以“太阳”这个观念的、抽象的符号名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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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用“Sun”这个观念的、抽象的符号名称太阳，俄罗斯人用“Солнце”这个观念的、抽象的符号名称太阳，法国人用“Soleil”这个观念的、抽象的符号名称太阳，日本人用“サン”这个观念的、抽象的符号名称太阳。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同一对象的感知事物样式可以观念地、抽象地转变为各种名称符号的事物样式，尽管每一种名称符号的事物样式在其符号系统和群体交流中的知晓有着它们各自的通式和共约。这种以名称符号的事物样式的制作，极为重要地隐含了一种观念创制的自由选择，它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和直观的感知事物样式的束缚，为人类按照自己的观念方式制作事物样式提供了多样绽出的基础。
第二，逻辑事物样式。在符号名称的记号和指代中，人类的意识获得了一种抽象和概括的能力。这种抽象和概括一经生成，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即抽象和概括共性集合递升的逻辑进阶。这种以抽象和概括为核心的共性集合递升的逻辑进阶，从个别阶乘进阶到特殊阶乘，从特殊阶乘进阶到一般阶乘，进而由一般阶乘逻辑倒置概括一切地嬗变为根本阶乘，并由此造就人类观念所特有的逻辑事物样式：即个别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特殊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一般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根本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例如：
“狮子”、“老虎”是个别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是对所有被称之为“狮子”和“老虎”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
“动物”是特殊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是对所有被称之为“动物”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动物”这个特殊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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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狮子”这个个别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是建立在“狮子”、“老虎”、“猴子”等等个别阶乘逻辑事物样式基础上的共性集合递升上的逻辑进阶。
“生物”是一般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是对所有被称之为“生物”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而“生物”这个一般阶乘的逻辑逻辑事物样式则高于“动物”这个特殊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特殊阶乘逻辑事物样式的共性集合递升的逻辑进阶。
“物质”是根本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是对所有被称之为“物质”的对象的概括一切的抽象和概括。它是建立在概括一切的逻辑倒置上的。除了“物质”，其他如“本原”、“元一”、“太极”、“共相”、“理念”、“存在”、“实在”等等都是根本阶乘的逻辑事物样式，它们都处在根本阶乘事物样式概括一切的逻辑倒置上的。
所有逻辑事物样式，无论是个别逻辑事物样式、特殊逻辑事物样式、一般逻辑事物样式、根本逻辑事物样式，都是由抽象和概括这个概念的核心逻辑，以及抽象和概括的共性集合递升进阶所造就的，是我们心灵的概念方式的逻辑制作，是我们把握自然的一种意识活动方式的制作。尽管人们在概念方式的自我习惯中，观念地、理所当然地把种种逻辑事物样式当作了自然实在的本有，以为它们都是意识外的实在的自身方式。而对人类意识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揭示，则将使我们知道，种种逻辑事物样式只是概念意识和概念逻辑的抽象的和观念的制作，而不是意识外实在的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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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合事物样式。如休谟所说，当我们把“黄金”和“山”这两个观念组合在一起时，就得到了一个“黄金山”的组合事物样式；当我们把“有”、“德性”、“的”、“马”等若干观念组合在一起时，就得到了“有德性的马”的组合事物样式。组合事物样式的制作，给了人类意义极为重大和深远的文化创制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以观念组合的方式，进行事物样式观念创制和观念建构，并进而从观念的创制和观念的建构走向物化的、工具的、产品的制作；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制作；艺术和科技的制作，以及其它种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制作。当然，这样的制作的无限多样生成，既受到人类与自然的互为关系的界限，又有着人类意识方式的界限。
组合事物样式带来了人类观念所特有的思想和知识的疑难。例如，“存在”的事物样式和“不存在”的事物样式的观念组合，产生了一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组合事物样式；“开端”的事物样式和“没有开端”的事物样式的观念组合，产生了一种“既有开端又没有开端”的组合事物样式；“无限”的事物样式和“有限”的事物样式的观念组合，产生了“既有限又无限”的组合事物样式。如此，等等。这些日常观念所难以理解和释疑的组合事物样式，并不是自然实在的事物样式，而是由我们的概念方式所造成的观念事物样式，它们的本身并不是实在的疑难而是观念的制作。
第四，定义事物样式。定义亦是知识的建立方式，也就是说，一切知识从观念上来说都是通过定义确立的。其源义在于，当我们以一个符号指代对象时，这个符号作为群体交流的媒介，对它的指代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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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必须通过定义来确立和共约，从而能够成为群体交流的所知晓的思维单元。而一个符号的定义，其方法不外就是用一组别的符号来表达。当我们通过一组符号对一个符号进行定义时，一方面使符号嬗变为了概念，即概念是符号的定义；另一方面则由此生成定义方式的事物样式。如，当我们对“民主政治”这个概念符号进行定义时，我们就会引入公民、权利、制约、法制、公平、自由、言论、选举、竞选、透明等等的一组概念符号来界定。从而，使我们观念中的“民主政治”获得了一种界定的知晓，有了它的定义事物样式。定义事物样式的出现，使人类的意识方式在概念的运动中，获得了一种更为能动的建构能力，即知识的建构能力，并进一步使这种知识的建构能力，伸展向了种种定律的建构、原理的建构、系统的建构、数理的建构，更为能动地推进人类的文化进化和文明创造。
定义事物样式不是自我绝对的，它可以为新的概念符号的引入或新的概念符号的组合所重构。如，“民主政治”的定义事物样式的确立，它可以通过“中国特色”等新的概念符号的引入和组合来建立，获得某种特定的含义；亦可以因若干“西化”的概念符号的引入和组合而进行新的重构，获得普世的含义。同时，在新的概念符号引入和组合中，既有着新的定义的建构，又有着旧的定义的解构。
定义事物样式和组合事物样式一样，在造就人类智慧的同时，亦造就人类观念的种种思想疑难。对这些思想疑难，我们只能从观念方式中寻明和讨论它们的“怎是”，而不能从实在的自身方式中寻求和讨论它们的“怎是”。为此，亚里士多德走向了形式逻辑，以形式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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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三段论和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为人类思想的第一性原理，以排除各种思想疑难，达到绝对的知识和观念。而黑格尔则走向了辩证逻辑，以辩证逻辑为人类思想的第一性原理，确立绝对的知识和观念。例如，那些“既是又不是”、“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有限又无限”、“既有开端又无开端”等等的思想疑难，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那里将被形式逻辑的定律所清除，因为它们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观念建构和事物样式。而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那里就不再是思想的疑难，而为辩证逻辑所认可，它们完全符合以变易为核心，对立统一为展开，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式，因而是完全符合辩证逻辑的观念建构和事物样式的。在概念方式上，形式逻辑是对事物界定的观念建构和事物样式，而辩证逻辑则是对事物变易的观念建构和事物样式。两者都是概念方式的建构和事物样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合理内核。
以上，我从概念方式上，通过名称事物样式、逻辑事物样式、组合事物样式、定义事物样式的分析，对人类的理解，对人类的概念方式的事物样式进行了探索。这种探索尽管是初步的，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清理和发掘，但它将是一件极为重要而富有意义的工作。
概念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同反应意识方式和知性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反应意识方式和知性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是一种以触觉为基础的感知建构，而概念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则是一种以逻辑为核心的观念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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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概念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是对反应意识方式和知性意识方式的事物样式的再创制。这种再创制，也就是对感知事物样式的名称制作，逻辑制作，组合制作和定义制作。
这种制作，一方面造就了人类的观念、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文化，并在群体交流和传承的知晓中理所当然地使人们以为观念的世界就是实在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另一方面则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观念制作的主体能动和主体作为，正是这种观念制作的主体能动和主体作为，使人类从观念到实在，通过主客互为、主客相通的制作和作为，加入到自然世界的无限多样绽出，造就了人类的工具文明、机器文明和科技文明，并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概念方式的自由意志和文化春创造。
人类的意识构造具有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的心灵和行为，既具有它的生物性，又具有它的文化性；既具有它的本能性，又具有它的逻辑性；既受到它的生物进化的刺激机制的支配，又受到它的文化进化的概念方式的理性支配。
这样，当我们从概念意识方式上揭示人类的文化进化和心灵能动时，我们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即，从“怎是”上，寻明观念、思想和知识是如何在人类心灵中生成的，并进而了解我们的观念、思想和知识都是概念意识方式的制作而不是先验的和天赋的置入。这样，我们就从一种更高层面的哲学洞察中，达到了对人类理解的更为通盘的思考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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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哲学的还原
当我们谈论哲学，问：哲学是什么？有着已有的种种回答，如：哲学是关于世界本质的终极思考，哲学是最高的智慧所在，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计，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等等，等等。这些回答都有道理，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只是解释了哲学的功能，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哲学的本来是什么？哲学是怎样在人类的心灵中产生？它所追求的是什么?
要达到哲学的本真，就需要对哲学进行还原，还原到哲学的本来面貌。
在种种关于哲学理解中，我非常赞同黑格尔的见解，他极为精辟地指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
黑格尔的见解：
1、“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2、“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以上两段，见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版序言）。
哲学的本来是什么呢？哲学不是别的，从本真上讲，哲学就是一种思维运动，这种思维运动有着它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就是通过概念逻辑的正向进阶和反向倒置，生成一种概括一切的心灵观念，并以此为世界的本原和终极所在。探讨哲学的本来，就要了解它的思维方式，进而达到哲学的自我意识。
人类头脑中，有着两种互为联系的意识运动：
一种是知性意识的运动。这种知性方式，不仅人脑具有，许多高级的动物脑也具有。所谓知性意识，是指头脑通过视觉、听觉、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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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体觉、性觉等多元触觉合成的判断，所生成的知性感知和知性感知方式的事物样式，以及由这种知性感知所生成的种种记忆和行为。
一种是概念意识运动。这种运动，是人类工具和符号制作的文化进化的生成。就目前所知，它只为人脑所有。所谓概念意识，是指人脑借助于符号的抽象和概括，把知性感知的事物样式制作为符号的记号、指代和名称，并由符号的定义生成概念，形成的概念的思维运动和概念方式的事物样式，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文化作为。
概念意识运动与知性意识运动有着互为的联系。知性意识运动是概念意识运动的基础，概念意识运动是知性意识运动的升华。知性意识运动提供了由触觉合成的感知材料，概念意识运动则通过符号的名称、指代和定义，把知性的感知材料转化为认知的概念。而概念意识运动一经生成，它就以自己的生命力和作用方式在人类的头脑中生成了一个观念的世界，并以观念的方式作用于实在，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世界。从而使人类的心灵从知性意识走向了概念意识，从感知的世界走向观念的世界，从知性的作为走向了概念的作为。
这样，人类的思维就是概念与知性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概念与知性密切相关，知性提供了概念生成的基础，离开了知性，人类意识就没有了抽象和概括的对象；离开了概念，知性的感知材料就无法升华到观念的建构、思想的运作、知识的构造和文化的作为。
哲学是概念意识方式的必然导致，它生成于概念逻辑的展开。概念逻辑以抽象和概括为核心，并由此展开概念逻辑的运动。这种以抽象和概括为核心的逻辑运动，首先就是共性集合递升的正向进阶和反向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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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向进阶就是，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根本的逻辑进阶和嬗变。这样的正向进阶，生成了个别概念、特殊概念、一般概念和根本概念。这四种概念各自处在自身的逻辑阶乘上。
所谓反向倒置就是处在不同逻辑阶乘上的个别概念、特殊概念、一般概念和根本概念都可以反向倒置地进行自身的概括和摄取。如“牛”这个个别概念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阶乘上，反向倒置地概括和摄取一切被称之为牛的对象；“动物”这个特殊概念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阶乘上，反向倒置地概括和摄取所有被称之为动物的对象；“生物”这个一般概念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阶乘上，概括和摄取一切被称之为生物的对象；存在这个根本概念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阶乘上，概括一切地摄取一切被称之为存在的对象。
而正是在根本概念的正向进阶生成和反向倒置的概括一切上，概念逻辑在根本概念的逻辑阶乘上，造就了一种概括一切的高度，并由此生成哲学的思考和追求。
如：
1、马、牛、羊；虎、狮、豹、猿、猴，等等，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于一切被称之为马、牛、羊；虎、狮、豹、猿、猴的对象的抽象和概括，并处在个别概念的逻辑阶乘上。
马、牛、羊；虎、狮、豹、猿、猴等个别概念经共性集合递升，进阶到动物这个特殊概念。
2、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等，它们每一个都是特殊概念，处在特殊的逻辑阶乘上。并可经共性集合递升进阶为“生命体”这个一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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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命体”这个概念在与“非生命体”的概念共处中，会被调整为特殊概念，与“非生命体”一起，共性集合递升地进阶为“物质”这个更大范围的一般概念。
而“物质”这个更大范围的一般概念在与“非物质”的概念共处中，被调整为特殊概念，与“非物质”一起，共性集合递升地进阶为“存在”这个更高范围的一般概念。
4、当人们把“存在”这个一般概念，逻辑反向倒置地概括一切被称之为存在的对象，无论这种对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在这样的场合，“存在”这个概念就嬗变为了根本概念。
当然，人们也可以把“物质”这个一般概念，逻辑反向倒置地概括一切被称之为物质的对象，使“物质”这个概念嬗变为根本概念。
5、在根本概念的逻辑阶乘上，“存在”的概念、“物质”的概念，等等经过正向进阶和反向倒置，达到了概括一切的高度，成为了它们所概括的一切对象的根本所在。根本概念的生成以及它在根本逻辑阶乘上的概括一切，就会不知不觉地在人类的意识中，把它赋予万物，概念方式地生成一种万物的本原观念，并以根本概念的概括一切，生成哲学的思维和哲学的追求。
由此显见：
1、哲学是概念方式的必然导致；2、它是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制作；3、它由概念逻辑的正向进阶和反向倒置生成；
4、它以概念的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展开，把思维驱向种种概括一切的绝对追求，并赋予世界本原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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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类关于世界有一个本原的所在，万物由一个共同的本原生成，以本原为世界万物的终极和绝对，以及对本原的种种追求和界说，都是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制作。这样，对哲学本真的揭示，我们不是从它的种种功能中寻求，而是应当从它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由来中寻求。
还原哲学，从它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制作中寻根，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第一，它将使我们透过种种令人云里雾里的美誉中直达哲学的本真，从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中判明哲学的由来、生成和追求，达到哲学的自我意识。
第二，它使我们懂得，人类的概念思维具有哲学思考的普遍性。哲学不是任何国家、种族或个人的专利，也不为任何一个国家、种族和个人所独具和把持。在概念逻辑的普遍必然方式中，各个国家、种族和个人间有着不同视域方式或不同程度的哲学追求。一般地来说，西方哲学以学理的方式追求绝对，建构种种形而上学的终极建构；东方哲学则以伦理的方式追求绝对，探求种种至上的行为准则。哲学思维是人类概念意识方式发展所共有的心灵制作，任何一个国家、种族和个人都可以专致地通过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运作，造就种种哲学的洞见。
第三，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所造就的种种根本概念，如，“太极”、“阴阳”、“物质”、“理念”、“存在”、“元一”等等，一方面，它们都各不相让地以各自的概括一切给予世界无限多样的终极绝对和观照；另一方面，每一个根本概念都是有缺的，是不能自我终极的，例如，“物质”不能概括“非物质”，“存在”不能概括“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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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亦不能概括“非上帝”，它们都是有缺的和不能终极的。这样，任何一种哲学思维所建构的终极绝对的观照都不是终极的，而是种种自以为终极的自我绝对。
第四，哲学和哲学史不为任何自我绝对的建构和宣称所终结。哲学和哲学史的发展按其逻辑本性来说，是无限多样概括一切的逻辑制作和涌现。每一种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哲学制作都不能凌驾于哲学之上，终结哲学和哲学史的发展。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是对绝对的追求，他以其深刻的洞见触及到了哲学的本真。我与黑格尔的不同见解只是在于：
1、在黑格尔那里，思维运动是自身独立和自身绝对的。而我认为，思维运动不是自身独立和自身绝对的。人类的思维运动，建立在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的基础上，而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都是在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主客互为的历史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离开了这样的基础和由来，思维运动则将成为无本之木，走向它的消失。
2、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对绝对的追求被理解为是对终极绝对的追求，这种终极绝对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终的发现和解决，这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我的见解则在于，每一种哲学绝对追求的获得，都是一种自我绝对，而不是终极绝对。哲学家们所求取的种种绝对都不是终极绝对，而是他们各自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制作的自我绝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亦是一种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制作的自我绝对而不是终极绝对。
3、哲学没有它的终端，在哲学上没有任何终极绝对而只有一个个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哲学制作，它们都是一种自我绝对。哲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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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追求，是种种自我绝对的追求，每一种自我绝对都是一种特有的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制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照。哲学和哲学史在本质上是一个又一个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制作的不断创立和涌现，并由此给予我们无限多样的世界观照和视野的主导。
7、哲学的内核
哲学是概念逻辑的正向进阶和反向倒置，发展到概括一切高度的思维运作。正是这种思维运作，在其概念方式和概念逻缉的构造上，使人类的心灵产生了将万事万物归源于由某个终极之因的观念，并赋予这种终极之因创制世界的本原性质。这样，人类关于世界存在着一种终极本原的思考和追求，在本质上源自于概念方式和概念逻辑的制作。正如康德所说，人类的心灵把自身的规律赋予了自然。
哲学从种种概括一切的概念建构中制作世界的终极所在和本原所在：
在“周易”那里，万事万物都由阴阳合成，“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并以阴阳二爻六十四卦的组合表象人事的吉凶变易。
在孔子的“中庸”那里，万事万物都由其两端或两极的中和生成，主张一举一动取其中和才能包容至大，中庸被奉为了至高的智慧所在。
在老子的“道”那里，则“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天运永常的至理，道生万物而易万物，万事万物皆因合符于道而生存光大，背离于道而衰败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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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培多克勒的“元素”那里，天地万物以“气、水、火、土”为基本元素。这四种元素或聚或散，或增或减，而成就为形形色色之万物。
在毕达哥拉斯的“数”那里，万物都是数，宇宙的一切都内含着数的庄严、和谐和完美，数是宇宙的支撑，亦是宇宙和谐、完美和同一的终极显现。
在赫拉克利特的“流变”那里，万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中，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变化乃是万事万物的建构因和作用因，乃是世界的本性和全貌。
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那里，世界由自然微粒生成，自然微粒的种种组合、变化和运动造就了一切事物及其变化，形成着世界和万物的自然律。
在柏拉图的“理念”那里，“理念”是世界的灵魂，它没有自己的殊相，而以共相的方式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支配和规范着一切事物的运行，“理念”不能为我们直观，但它为我们的理性认知。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里，事物的本质在于它的形式，形式具有构建性，是惟一形成事物的力量和推动，事物之发展的本质在于不断求取其形式的完美和至上。
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实的，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我的怀疑即我思，对此是不能怀疑的。只有通过“我思”这个确实而又自明的主体，以及若干心中的天赋观念，犹如有了若干不需求证的自明的几何公理，人们就能造就确实和普遍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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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纯粹理性”那里，外部世界所提供的一切经验材料都为我们心灵的先验的知性方式和理性方式所整列，这种心灵的先验装置为我们制作了一切知性的和理性的事物样式，规范了认识的建构、认识的本质和认识的界限。
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绝对理念”是一种世界精神。这个世界精神以其普遍必然的逻辑展开，从抽象到具体，既支配和生成着人类的心灵方式，又支配和创造着自然的造就，最终以哲学方式的自我意识回归它的本体。
在马赫的“感觉分析”那里，一切事物，包括物体、关系、力，感知、意识、自我等等，都是感觉要素的复合。种种感觉要素的互为依存、作用和联结形成了一个感觉系统，造就了一个的感觉世界。在这样的感觉系统中，一切物理的和心理的东西都是感觉要素的组合，并在感觉系统中获得它们的统一。
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那里，世界终极于物的自身方式。物质以其自身的方式，展开它的观念的和实在的规律和运动。思维是物的反映，并在这种物的反映中，通过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作用物质的辩证关系，能动地进入物的自身方式，获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尼采的“强力意志”那里，意志是生存的本原。一切生存和发展都被确立为了“强力意志”的扩张。强力意志以其自身的能力和欲望，创造超人，创造英雄种族，创造世界。上帝死了，而强力意志将毁灭一切旧的传统和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和文化，造就一个新的世界。
如此等等。这一系列关于世界之终极本原和终极绝对的思考、揭示和见解，给出了不同的世界观照和行为的要求，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含有人类思辨和精神发展的认识真理及精华，给予了人们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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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求取的导向。
哲学家们在各自概括一切的绝对追求中建构世界的根本所在和终极所归，一方面表明了哲学是种种追求绝对的思维制作；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任何一种哲学方式的绝对追求，都是一种自我绝对而不是终极绝对。没有一种哲学的自我绝对的制作可以至尊独一地凌驾于整个哲学之上，导致哲学和哲学史的终结。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哲学的内核：
一方面哲学在其概念方式的思维运作上，其概括一切的逻辑统摄总在收敛一种终极所在，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亦如康德所见，人类思维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或如海格德尔所说，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
另一方面，哲学在其各自绝对的追求中，以其种种概括一切的逻辑统摄，总在以自身的方式不断地打破任何一种终端绝对的框束，创建新的自我绝对。
哲学思维的这种对立统一，构建了哲学的内核。正是这个内核，以及这个内核的对立统一展开，驱使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以其不懈的心灵耕耘，站在各自独具的概括一切的视域观照上，从新的认识材料不断涌现的抽象和概括中，进行新的世界建构，在种种新的世界建构中，创建新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照，推动人类精神的进取、求索和走向新的思想高度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闪射，它的种种概括一切的世界建构和自我绝对，关系到世界的由来、人类取向等形而上学的思考和认识论的求取。这种思考和求取没有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只有各个时代精神的永恒探索和不断建说。这种永恒的探索和不断的建说，以种种新的概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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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观念的和实在的概念建构，给予了人类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重大的观念变革、思想解放和新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思想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取中，哲学不是书斋的学问，也不是思辨的自我陶醉。在人类思想和人类社会的进取中，哲学是各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它造就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世界观念、生存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思辨赋予了人们不同的思想活动，实践行为、伦理价值、历史取向、社会进程和创造的能力。
新的哲学思辨的创立和切入，并不是纯个人智慧的创见，它是个人智慧站在时代的前沿和高度，对新的认识材料和新的实践、历史进程所造就的新的世界建构的敏悟和洞见。在种种哲学视域和创见的背后，是时代进取所需要的新的人类精神的召唤和跃迁。
古希腊哲学曾以其思辨的光辉照耀了地中海沿岸的历史文明和对理性的追求。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曾以其天人合一的伦理规范，为建立中华和东南亚的儒家文明，提供了长期的思想架构和精神支柱。
近代哲学则以人文和科学的全新的精神和物质的揭示，以欧洲为策源地，掀动了人类观念的一系列重大的思想解放，推进着人文思想的广泛传布、地理探险的重大发现、科学实验的创造发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创立。
现代哲学则将进一步地以认识论的推进，以人类精神新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阶进，走向新的世界进程，走向新的创造，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的全面自由和人的发展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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