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斋书录解题在版本学上的价值

张固也等

南宋陈振录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现存最早的私家目录之一。由于宋代雕版印书事业的兴盛和版本学的初步发展，陈振录也十分重视图书版本问题，因而《直斋书录解题》在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本文拟从版刻史料和版本研究两个方面对《直斋书录解题》在版本学上的价值作些探讨，并顺便就近年人们所关注的“版本著录之始”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我国的雕版印书事业，经过唐、五代、北宋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日渐兴盛，但迟迟没有引起士大夫文人的普遍关注，所以当时对刻书活动的记载并不常见。反映在书目上，《崇文总目》等所载版刻史料都极为罕见。南宋初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介绍图书时已经注意版本，但记载刻书时间、刻书者和刻书地点的史料也只有寥寥数条。

《直斋书录解题》的版刻史料空前骤增，多达数百条。它所记载的刻书活动，从“五代开运丙午”刻《九经字样》，一直到南宋的大量刻书，时间跨度很长。它所涉及的刻书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尤以唐宋集部为最多。它所记载的的刻书者，官方刻书的有国子监、御府、修内司、福建提举司、浙漕、江东漕司、江西漕司、湖北漕司、五羊漕司、浙右庾司、吴兴郡学、京口学宫、豫章郡学、建昌军学等；书坊的京师书肆、建安书坊、临安书肆陈思、麻沙书坊、蜀书坊、临漳（漳州）射垛书坊、长沙书坊等；私家刻书的有周益公（必大）书塾、欧阳修家、陆游父子等。另外，有寺院刻书。如潮州灵山寺刻《韩集》。这些记载已经足以反映出五代至南宋时期雕版印书史的总体风貌，即雕版印书从初步发展走向相当兴盛，刻书各类从单调到丰富，以及刻书三个系统即官刻、坊刻、私刻都已发展到相当水平。

《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宋代特别是南宋地方官的刻书活动最为丰富，约有一百多条，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刻书之盛和刻书地域之广这两大特点。

宋代地方官待遇优厚，又可动用公款，而印行图书既可收揽声誉，有时还能获得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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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所以各地官员刻书成为一时风气。陆游就曾说过：“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士大夫之刻书可分为数类：有以家藏善本付梓者，如尤袤知太平州，以家藏《苏氏演义》刻板；有刻其地之乡贤及旧时名宦遗著（尤其诗文集）者，如南剑州太守刘允济刊郡人罗从彦《尊尧录》，吴郡（苏州）守李伯珍刻《白氏长庆集》；有刻当地方志者，如舒州太守张彦声刻《同安志》；有刻父祖师友遗著者，如严州太守陆子遹刻其曾祖陆佃《尔雅新义》、父陆游《剑南续稿》；有自刻其著作者，如陆游知严州，刻《剑南诗稿》。其刻书目的都在传播书籍，与人为善，初非为营业谋利，值得肯定。《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士大夫刻书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朱熹、宇文时中、曾逮、楼钥、熊克、耿秉、韩无咎、汪纲、留元刚、晏知止、郑定、周必大、晁子建、郑寅、洪迈、刘敏士、朱在、潘墀、俞意、魏了翁、钱厚、张材、陈辉、刘珙、吕昭问、李寿朋、万钟、赵不斯、孙德舆、张维、真景元、赵师侠、李道传、李性传、李大谦、司马䢍、董令升、吕惠卿、杨倓、莫伯虚、徐璹、楼炤、邓开、王琪、裴煜、方崧卿、葛峤、何友谅、朱衮、郭森卿、周纶、赵汝砺、陈东、刘孝韪、陈杞、赵纲、胡衍、曾噩、魏峻、范雍、黄汝嘉、方翱、赵壁、陆时雍、李兼、赵汝谈、倪祖常等七十余人，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版刻史料。

《直斋书录解题》所涉及的刻书地点除五代、北宋时的汴京、太原府和金国（称虏中或北方）以外，主要是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南方各路。现根据南宋行政区划，将书中涉及的刻书地点列表于下（括号内为书中所用异称）： ①

陆游：《跋历代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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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两浙东路 府州军数 刻书地名 7 绍兴府（越州、会稽），庆元府（明州、四明），瑞安府（温州、永嘉），台州（天台），婺州，衢州（三衢），处州（括苍） 刻书处数 7 两浙西路 8 临安府（杭州），嘉兴府（秀州），湖州（吴兴），8 建德府（严州、新定），平江府（苏州、吴郡、姑苏），镇江府（京口），常州，江阴军 建康府（金陵），宁国府（宣州），徽州（新安），7 太平州（当涂），广德军，信州，南康军 隆兴府（豫章），江州（九江），赣州（章贡），吉州（庐陵），抚州（临川），袁州（萍乡县），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 扬州，高邮军，泰州（吴陵） 安庆军（舒州，同安），庐州，黄州，光州，无为军 江陵府，鄂州（崇阳县），复州，归州（巴东），襄阳府 潭州（长沙），衡州，道州，宝庆府，武冈军 成都府，眉州，雅州（汉嘉） 遂宁府 忠州 / 福州（三山），建宁府（建安），泉州（温陵），南剑州，漳州（临漳），兴化军（莆田） 广州（五羊），韶州（曲江），潮州 静江府（桂林） 9 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 9 11 淮南东路 淮南西路 荆湖北路（附襄阳府） 荆湖南路 成都府路 潼川府路 夔州府路 利州路 福建路 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 13 10 16 9 13 14 14 17 8 14 25 3 5 5 5 3 1 1 0 6 3 1 需要说明书的是，宋人提及同一个地名，有时可指府州军，有时可指县，颇难判定。《直斋书录解题》明确记载刻书的县有萍乡、崇阳、溧水、南安、建安、莆田六县，前二者因没有提及其所归属的州，故括注于州名之下。南宋共设有15路188个府州军，张秀民先生曾根据现存宋版书和方志、书目等各种文献记载，综合考证出刻书地点遍及15路97个府州军。①

而仅《直斋书录解题》一书已经涉及的刻书地点，竟达14路64个府州军，足以充分反映出宋代刻书地域分布上的特点。两浙路15处都曾经刻书，说明其刻书最为普遍。江南东西路16处，福建路6处，其比例仅次于两浙路，也是宋代的刻书比较普遍的地区之一。四川地区所涉及刻书地点不多，但解题中使用版本名词，以“蜀本”、“川本”为最多，近二十处，说明四川亦为宋代刻书中心之一，但其刻书地域分布不广，主要集中在成都、眉山两地。淮南东西路8处，荆湖南北路10处，都不到半数。广南东西路地处偏僻，刻书地点最少。这和张秀民先生综合研究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直斋书录解题》还记载了一些版刻和版本掌故。如南宋以各地书版入国子监，书中有三处提及：“宇文时中守吴兴，以郡库有二史板，遂取二书刻之，后皆取入国子监。初，郡人思溪王氏刻《藏经》有余板，以刊二史置郡庠。中兴，监书多阙，遂取其板以往，今监本是也。”《通鉴纲目》“尝刻于温陵，今板在监中”。《国朝会要总类》“刻于蜀中，其板今在国子监”。又如苏州虎丘寺藏朝廷颁降印本，书中亦有三处提及（目录类、释氏类、音乐类）。 ①

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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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某部书具体刊刻过程的记载就更多了，兹不赘述。

可见，《直斋书录解题》的版刻史料相当丰富多样，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雕版印刷史和考订图书版本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

由于雕版印书的盛行，图书版本日增，导致版本问题日趋复杂，迫使学人区分和研究版本的意识更为强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版本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更使其在目录学价值之外，同时具有很高的版本学研究价值。

1、版本名称的区分。

宋代以前，已经出现好本、误本、古本、俗本、印本、江南本、河北本等二三十种版本名称，①但当时雕版印书尚不普遍，版本名称也不成系统。宋代新立了众多的版本名称，仅《直斋书录解题》所使用的，就有近百种之多。通过对它们进行归纳分析，可以看出其版本名称的区分标准主要有：

与刻印本相对区分：如写本、手写真本、真本、初本、录本、旧本、旧藏本、古本等。 与非刻印本相对区分：如板本、刻本、刊本、印本，均指雕版印本，可视为“版本”的别称。此外，它称石刻书籍的拓本为石本、石刻本、碑本，亦与非刻印本相对而称。

以刻书者区分：如监本、国子监本、古监本、旧监本、京监本、御府刊本、漕本、府本、郡学本、浙右庾司本、麻沙坊本、书坊所刻本等。

以抄刻时间区分：如唐本、今世所行本、元丰京监本、嘉祐蜀本等。

以刻书地域区分：如蜀本、川本、古京本、杭本、建安本、麻沙本、三山本、淮东本、四明本、严本、长沙本、虏中本、潮（州）本等。

以收藏单位或收藏者姓名区分：如秘阁本、家藏本、宋（敏求）本、李淑家本、石林叶氏本等。

以编校、注著者的不同区分：如王弼本、唐魏万本、旧注本、建宁四注本、李轨注本等。 以行款、字体等区分：如巾箱本、杭细本、蜀刻大小字本等。

以书本完缺增修情况区分：如全本、节本、略本、重修本、增刻本等。

此外，以写印所用颜色不同区分的有朱墨本之名，以校订情况区分的有定本之称，以书本规格高低区分的有善本、赐本、俗本之名，等等。

可见，其区分版本的方法已经比较科学，可以视为对前此版本学成就的继承和总结。明清以迄当代，版本名称层出不穷，更为繁复，但基本的区分标准和方法大致没能出此范围。

2、版本异同的比较。

异同比较是版本学研究的传统内容之一，但宋代以前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同书不同传本在文字、篇卷、篇第等方面的差异。宋人则将同书异本内容上林林总总的差异，都纳入版本学研究的范围。《直斋书录解题》对版本异同的比较尤为重视。其所比较的对象，包括不同写本之间，写本与刻本之间，以及众多刻本之间的异同。涉及的方面，除了内容、文字外，还有书名变换，如绍兴间湖北漕刻本《政和五礼撮要》，绍熙中摹印改名为《政和冠昏丧祭礼》；有篇卷分合，如《忘筌书》，“新安所刻本凡八十二篇，与《馆阁书目》、《诸儒鸣道集》及余家写本篇数皆不同”；编次体例的差异，如《稽古录》中，“越本《历年图》诸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注本的不同，如《扬子法言》，李轨注本与建宁四注本不同；序跋附录的有无，如张九龄《曲江集》，曲江本有邓开序，卷末有行状、神道碑、谥议，蜀本无之，等等。

这种比较，非校勘学的校正文字所能范围，是版本学独立于校勘学的标志之一。 3、版本特征的提示。

版本特征是版本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明清学者尤其是清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最 ①

刘国珺：《论我国古籍版本学确立于宋代的标志》，《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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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宋人则是始开风气者。陈振孙是最早重视版本特征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之一。他在《皇祐新乐图记》一书的解题中说：“余平生每见承平故物，未尝不起敬，因录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写，不少异。”又在《三朝训鉴图》解题中说：“此书盖当时御府刻本也，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衽铺观，如生庆历、皇祐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这种做法和态度，已经很接近明清以来的嗜古佞宋者，说明他对旧版书的重视，不仅在内容方面，也包括外部形式上的风格特征。所以，《直斋书录解题》对于诸如字体、行款、墨色、装帧、校勘、题跋以及藏书印记等版本特征均有所涉猎。如谓《春秋加减》，“此本作小缋册，才十余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正’”。《春秋经》，“每事为一行”。《高氏小史》，“今用厚纸装缋夹面，写多错误”。《御注孝经》，“家有此刻，为四大轴”。《三朝训鉴图》，“卷为一册，凡十本，事为一图，饰以丹青”。《皇祐新乐图记》，“其末志颁降岁月，实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苏州观察使印，长贰押字”。《陶靖节年谱》，“卷末有阳休之、宋庠序录、私记，又有治平四年思悦题，称永嘉示以宋丞相刊定之本”。《周益公集》，“漫其数十处”。《神宗实录朱墨本》，“其朱书系新修，黄字系删去，黑字系旧文，其增改删易处则又有签贴”。

4、版本源流的考述。

这是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宋代是雕版印书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写本书还占有很大的份量，所以《直斋书录解题》中除了刻本源流的考订外，还极为重视写本之间以及刻本与写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尤其是否据古旧原本刻印。如《李翰林集》的解题，就是一篇考订《李白集》版本源流的重要文字，它涉及唐宋时代《李白集》的编集源流，即李阳冰编录《草堂集》二十卷，乐史重辑《李翰林集》三十卷，宋敏求又加以增订，最后“曾鞏因宋本而次第之”，这属于考述其古旧写本源流的。又据旧藏本篇数，怀疑“然而蜀本即宋本也耶”，这是进一步考订刻本与古旧写本关系的。又据元丰中毛渐题跋，认为“然则蜀本盖传苏（州）本，而苏本不复有矣”，这是考述蜀本和苏本两种刻本之间源流的。其考订的结论容可商榷，但陈氏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5、版本优劣的品评。

版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较好的图书版本，所以优劣品评是版本学研究的传统课题和目的所在。《直斋书录解题》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重视古本、真本、正本，并以是否照古旧原本刻印作为优劣品评的标准之一。这和宋代有些学者“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的观点是相通的。①二是在各类刻本中，而对无论是杭州、长沙还是麻沙等地坊本都予以批评。对各地官私刻书的优劣，则往往有具体的评判。三是其善本概念除宋人普遍重视的精于校勘，未加妄改外，尤其重视卷帙的完足，故常有“全本”、“全书”、“完整”、“完善”之称，即认为原本完全或经校订而达到篇目卷帙完整的版本，方为善本。除内容之外，他还重视版本形式上的精粗美恶。如评《襄阳志》“为书既详备，而刊刻亦精致，图志之佳者”；《桂林志》“撰次疏略，刊刻草率”；曾噩刻《杜工部集》“字大可考，最为善本”。可见，其善本概念以内容与形式并重，是比较科学全面的。

6、版本鉴定的尝试。

版本鉴定，即通过版本内容和形式上的某些特征，来确定其为何本，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宋代版刻问题之复杂和书贾造伪之严重，均不及后代，故鉴定版本尚易。《直斋书录解题》和其他宋代文献一样，大多直接著明版本，而无须进行多么复杂的版本鉴定工作。其中大量涉及的图书古今真伪鉴别等，严格说来不属于版本鉴定范围。②但一方面其古今真伪鉴 ①②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如王皓《宋代版本学成就管窥》（见书目文献出版社《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刘国珺《论我国古籍版本学确立于宋代的标志》二文并以《郡斋读书志》据《吕温集》“今集先赋诗，后杂文”与刘禹锡编次其文集时写的序文不合，定其非刘禹锡本为例，其实这是古今鉴别，与通常所谓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不同。二文举黄伯思《跋元和姓纂后》“首有‘镇海节度使印’，盖富韩公家旧本也”为例，其实这是据印记鉴别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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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方法，如据序跋、题跋、篇卷、印记、书目著录等鉴别，往往可以移用于版本鉴定；另一方面，陈氏确实进行了版本鉴定的尝试，其中一些根据版本特征来鉴定的案例相当典型。如《释书品次录》解题：“末有黎阳张晕跋，称大定丁未，盖北方板本也。”《皇祐新乐图记》解题根据其“首载诏旨”，“其末志颁降岁月”，鉴定为皇祐所刊赐本。《春秋加减》解题则据其“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正’”，鉴定为“承平时禁中书也”。

三

《直斋书录解题》版刻史料之丰富，版本研究之成就，是宋代其他任何书目无与伦比的。丁瑜先生说它“把传统的目录学和新兴的版本学结合起来，融会在解题中，这在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比较中肯的；但丁氏进而认为，它“创为一格，开始详著版本”，①似欠妥当。因为若就其解题中涉及了版本学内容而言，它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谢德雄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一个所谓“版本著录之始”的问题，认为传统目录学者以尤袤《遂初堂书目》作为最早著录版本的目录是不对的。他认为：“版本著录以晁公武《郡斋读

书志》为开端”，《直斋书录解题》“在版本著录的完备上却是《遂初堂书目》所不能比拟的”。②

谢氏的观点近来颇有影响，但仍有值得商榷处。 首先，谢氏自称是对姚名达先生说“加以论证”，其实是对姚说的误解。姚氏《中国目录学史》在谈及“版本目录”时，完全沿袭了传统观点，只是在肯定传世书目中“南宋初年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亦即在肯定该目为版本著录之始的前提下，反对当时有人以尤氏作为版本学的创始人，且指出“晁、陈之作，亦颇注意版本”而已，③并不是说二家书目也著录版本。谢氏征引姚说，没有引用上面那句，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弊。

其次，丁氏、谢氏都曲解了“著录版本”的原意。所谓《遂初堂书目》开始著录版本的说法，是清代学者纪昀等的传统主张，而由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加以论定的。其书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条说：“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也。„„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可见，所谓著录版本是指像《遂初堂书目》那样，以图书的不同“异本、重本”作为条目加以著录，如“川本《史记》、严州本《史记》、川本《前汉书》、吉州本《前汉书》、越州本《前汉书》”。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二目中，一部书只列为一个条目，而不列“异本、重本”。晁公武在自序中更明确地说，他编制书目是“去其复重”的。所以尽管二家书目的解题或提要中经常言及图书版本，但书目所著录的究竟为何种版本，以及二家所藏该书究竟有多少种版本，往往难以确定。丁氏、谢氏等忽视了三家书目编撰体制上的这一根本区别，以晁、陈二家与尤氏书目等量齐观，貌似新说，其实是连“著录版本”这一基本概念都没有理解清楚，而将解题中提及版本和条目中著录版本混为一谈。谢氏在解释“为什么历来认为最早著录版本的是《遂初堂书目》”时，说是晁、陈二家书目“对版本的著录夹附于提要之中”，容易被人所忽略。试想，清代以来像纪昀、叶德辉等饱学之士，岂能如此鄙陋？这实在是厚诬古人。

我们认为，关于版本著录之始的传统说法是对的，重视和研究晁、陈二家书目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固然必要，但说它们和《遂初堂书目》一样也著录版本，甚至更为完备，并不妥当，

源流，并未进而鉴定其究为何种版本。 ①

丁瑜：《试论〈直斋书录解题〉在目录学史上的影响》，原载《宁夏图书馆通讯》1980年第1期；后被收入书目文献出版社《目录学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古籍论丛》所收丁氏《〈直斋书录解题〉及其作者简论》略同。 ②

谢德雄：《论版本著录之始》，原载《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3期，1992年被收入书目文献出版社《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该文原为谢氏《宋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中的一节，此文原载《图书馆工作》1983年第2期，后被收入书目文献出版社《目录学论文集》。 ③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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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适足引起学术上的混乱。

原载《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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