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_高盼望

中国教育学刊2015.02官方微信号：zgjyxk

论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高盼望

［摘

徐继存

要］教师专业化持续推进、社会角色深刻转变、群体性失落亟待缓解等问题呼唤乡村教师的文化

，由首属群体向次属群体的过渡以及进入“弱关转型。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人情”到“金钱”

系社会”的现实，构成了乡村教师文化转型的基础。生活方式的重构和人文精神的重塑为他们的文化转

型提供了方向。为了回应转型中的诸多挑战，除外源性的助力之外，还需要该群体挖掘其内源性动力，完成自我提升。［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教师；文化转型［［中图分类号］G45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5）02－0096－05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城镇化已到了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预示着农村基础教育布局的大幅改观，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影响乡村教师的生活状态。城镇化的影响不单是物质层面的变化，还是文化层面上的转型。新的文化范式将会不断地渗透到乡村教师群体中，进而影响其生活方式、价值判断甚至文化类型的转变。所谓文化转型，是指某个时代特定族群或集体由习以为常、不假思索、无意识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转向另一种相对异质的文化模式的过程。新形势下，乡村教师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剧烈动荡，文化转型将无法避免。

闻、怡然自乐、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和农民所不同的是，乡村教师在“锄耕”之外还承担“笔耕”的重担。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使得多数乡村教师的生活重心也越来越向后者倾斜，即乡村教师更加职业化与专业化。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化对学校布局的影响尤为明显，相应地带来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的改变，深刻影响着乡村教师

［1］

的专业生活。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乡村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的期待及其实践上，如学习城市教师的培养模式，期望通过专业引领、教学实践、教学反思、教学研究等手段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素养。这一切都将带来教师生活方式的变化，构成该群体文化转型的外在动力。

乡村教师对“教书育人”这一观念的理解，。“教书育人”折射出教师专业化推进前后的变化

基本被视为教师专业生活的核心，但在细微评判之后发现其着力点是有所侧重的。旧时代的乡村教师对教学认识总体浅薄，较为倾向将教学看作教书、识字，育人乃奢望之求；当下的教师普遍将教学看作育人的手段，以教书、识字为基础，把育人成才作为职业理想。乡村教师专业化绝非简单的技术化、器物化所能实现，它意味着为人师者教育理想的真正改观。要想真正实现乡村教师的专业化，就必须以该群体的文化转型作为前提。

一、文化转型的时代诉求

城镇化在客观上使很多农村变成“城镇化农，乡村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传统的乡村”

土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乡村教师逐渐从以前的“农民取向”转为“市民取向”；教学生活中，他。新一轮城镇化势必们出现更多的“专业化取向”

带来教师专业化和教学技术化。与此同时，该群体社会角色深刻转变和群体失落等因素呼唤教师的文化转型。

（一）教师专业化持续推进

城镇化之前，乡村教师几乎有着与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鸡犬相的命运

（二）教师社会角色深刻转变

过去，尽管乡村教师收入较低，但因其具有

250014）；徐继存|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

高盼望|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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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

相当的文化水平，往往被视为乡村知识精英。然而，该群体在向城镇化过渡的过程中，精英的光

。“乡村教师本环逐渐褪去，沦为专业“教书匠”

应具备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教育现代化使得他们被孤立为专业人，应该重新发现乡村教

［2］”师，提倡其精神自治并提供相应的保护机制。

也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教师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他们阶层分化及社会化带来的后果，城镇化并没有消除乡村精英的时代焦虑与文化困境，反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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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加剧。

，“乡村教师质量、待遇等另有学者撰文指出

问题是表面的，更深层的是他者规训异化与自我迷失下的身份认同危机，加强其身份认同与自我

［4］

归属感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如果说乡村教师的专业生活可以通过训练、控制等技术化手段以及奖惩制度进行改善的话，那么，他们所面临的角色转换及其身份认同危机则较为棘手，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该群体在文化层面的遭遇。在调和该群体物质追求的同时，也要重视并且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回应其文化困境。

过思想的渗透、知识的积淀以及行为的濡染而成，因而是渐进、温和、内隐的。如今在多元刺激之下，乡村生态系统变化显著，乡村教师的乡土依附性降低，这便构成了乡村教师文化转型的现实基础：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嬗变，由“人情”到“金钱”的社会交换，由首属群体向次属群体的过渡，由强到弱的社会关系转换等。

（一）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嬗变

：“西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道

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周孔教化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于师恒曰

［5］

‘师父’，而有‘徒子徒孙’。”农业社会结构简单、流动性较小、同质性强，相互之间多局限于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彼此之间的归属感浓厚。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城镇化运动加剧了乡村民众、乡村教师之间的城乡流动，从而打破了以往的乡里民约、宗族社会，代以法律规约、社群团体。生活于祖荫之下，因袭祖先生活方式，寻求祖先庇佑，因循旧制，延续香火等千年农业社会形成的社会纽带与生活共同体渐被专业分工所取代，已有的乡里亲情、族人互助渐被市民社会、市场经济裹挟的个人主义文化所消解。笔者曾选取某县的乡村教师进行生活史研究，起初他们对旧有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极为推崇，对新的生活理念以及学校教育中的新方法、新技术较为抵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拒斥行为逐渐缓和并开始顺应、接受新的理念和技术，逐步形成新的教学文化。

（三）教师群体性失落亟待缓解

当代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乡村教师面临着多种冲突以及转型的阵痛，这不是某个教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群体都要面对的困境。尤其突出的是多种问题构成了乡村教师的群体性失落，即教师的生活现实没有达到群体期待的社会标准，又在道德情操、人格魅力、职业素养方面备受期许，甚至被视为社会良心和公共关怀的代表；个体或部分教师表现较差带来社会对整个群体的苛责，由之造成的种种负面体验导致乡村教师的群体性失落。自改革开放以来，教师群体经历过多次波动（甚至逃离教育事业），这是个人利益、物质享受与教育理想、精神追求博弈之后的结果。

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加剧了乡村教师群体的负面情绪，他们开始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在长期压抑、焦虑、无助的情形下难免会产生消极倦怠、自我放逐甚至是攻击行为。攻击行为分为对外和对内攻击，即指向他人、社会或者自身、家庭，无论何种指向都可能造成恶性的影响。普通教师群体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此种困境，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乡村教师更是需要倍加关照。

（二）由“人情”到“金钱”的交换

城镇化逐步带来部分乡村学校布局变化、学校重组等结构性调整，乡村教师在教学生活、社会关系、群体参与、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难免会受影响。乡村教师的社会交往从传统的“人情”维系转向于“金钱”交换。事实上，当下很多乡村已经开始经历城镇化的进程，社会分工细微化，以前农村婚丧嫁娶所需要的族人、亲戚、邻里帮助已经开始向商业化运作发展。基于人情的乡村秩序逐步转向基于金钱的社区组织，在“等价物”转换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可能丢掉长久以来形成的乡情，同时以归属感的丧失为代价。

依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二、文化转型的现实基础

传统乡村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以熏陶为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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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乡村生活形成的是有机团结，城镇生活则为机械团结；依照韦伯（MaxWeber）交往目的理论，乡村、城镇生活分别侧重感情性交往和工具性交往；依照索罗金（PitirimA.Sorokin）等人的理论，二者有交往的持久性和临时性以及社交网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之分。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城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国城镇化大潮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席卷整个乡村社会，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从乡村社会走向现代社区所面临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必将构成乡村教师文化转型的现实压力。

同时，也会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的消减。有研究

，“强关系”者指出，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

和“弱关系”都需要回报，它是动态的，处于不

［7］

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无论关系的强弱，它的本意都是提高关系人的帮助意愿，而不是为了

。当然，强弱关把“弱关系”发展成“强关系”

系的变化也可以进行人为的转变，尤其是中国从

，这是乡村教师需要面对来就是一个“关系社会”

的现实。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并非易事，这将是

一个难以预料的历史进程，能否实现或能多大程度地实现，需要人们进一步探讨、追问并将其置于教师发展与社会进化的历史中进行分析与批判。

（三）由首属群体向次属群体的过渡

，但城镇化后的乡村尽管声称“离土不离乡”

社会机制、邻里组织、日常生活等都将与传统乡村社会迥异。乡村教师从以前主要面对微型的家庭、族人、乡民等与“我们”相关的首属群体（primarygroup），逐步过渡为较大型的、缺乏感情维系的、暂时的与“我”相关的次属群体（sec-ondarygroup）。这就暗示乡村教师的社会交往将逐渐变得宽泛化、临时化、表面化和功利化等，他们将成为专业群体中的一员，如工业生产的螺丝钉一样缺少存在感，变得匿名化。

：“除家庭外，还有传统乡村恰如杨懋春所说邻里经济或村庄经济组织，他们是以家庭单位为

基础的。邻近家庭合作耕地、播种、打谷的事时有发生，但很少出现不同家庭成员间建立的独立的经济组织。除消遣和个人娱乐外，该村的社会”社会学结构或社会活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研究者发现，剧烈的社会转型并没有立刻使人们的生活从首属群体过渡到次属群体，其中有中国传统伦理与差序格局、亲疏有序思维的影响，也与社团、协会、兴趣群体、学术群体等次属群体的匮乏、欠发达有关。但是，可以预见，首属群体重要性减小，次属群体重要性增加的趋势将不可阻挡。

［6］

三、文化转型的可能与挑战

，“文化是行动的逻辑”。乡村在很大程度上

教师接纳什么样的文化也预示着他们后续的行动。文化在贬义上是群体行动的陷阱，在积极意义上则是群体自觉的体现。乡村教师的群体文化可以通过其日常生活方式的呈现和内在人文精神的表达来展现，所以，该群体的文化转型亦可通过这——生活方式的重构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来完成—

的重塑。尽管断裂的文化与习俗一时难以重建，乡村教师处于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左右摇摆、无所适从，但是，这种文化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教师在进行转型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磨难与挑战。

（一）文化转型的趋向

乡村教师生活方式的重构，其实质是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改变在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状态下形成的传统的、封闭的、自在的、慢节奏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去体验现代的、开放的、强制的、紧张的、变动的生活。当然，现代的并不都是好的，恰当的文化引导必不可少。笔者认为，乡村教师生活方式的重构主要体现为主动、和谐、健康、高尚等特点。同时，乡村教师应该由自发的、被动的社会适应转变为自觉的、主动的自我改良，积极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乡村教师应该保持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乡村教师通过和谐的社会交往和适当的运动保持心理和身体的健康，抵制市场经济、网络文化、虚拟生活的不良影响；乡村教师应该自知身为人师所肩

，“教师的权威应依赖于学术素养及负的道德使命

专业水平的提高，教师应是一群有反思意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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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知识分子”，并将阅读、思考化为生命中

（四）由强到弱的社会关系转换

“强关系社会”以亲缘和地缘为主，强调先赋

。“弱关系社会”与之不同，则以性关系的重要性

友缘和业务为重，它强调“自致性”关系的重要

性。随着市场分工的细化与信息网络的普及，乡。人们村教师群体不可避免地进入“弱关系社会”

在社会支持方面也将会从以前寻求家人、亲戚帮助逐渐向团体、组织、机构转移，在机会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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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

不可或缺的部分，重新找回知识精英的身份。

教师作为人文主体，尽管一直受时代、地域、，能否通文化等因素的映射而出现不同的“幻影”

过艰苦的探索，最终寻找超越区域文化、时代限制甚至历史时空的永久“形式”呢？乡村教师对利益的关切应该和对尊严、命运的期望一样，不是压抑内在心灵，而是要在无形中增加自我表现与自我期待之间的可能。在市场经济覆盖下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一旦教师不善于展现或者羞于表达，无异于是对自我价值的贬低。乡村教师人文精神的重塑需要深入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不断追问个人生存的本质，走向自由自觉的人文精神，超越以往有限的存在。教师不是被动的、无生命的机器，不能仅仅规限于狭隘的物质活动，他们需要精神追求与自我超越。正如海涅所质问的，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是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

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提供“外源性”动力，尽量避免该群体陷入信仰危机、精神萎靡和道德滑坡等危境。然而，来自乡村教师内心的波动则更为棘手，推动其“内源性”的改变才是该群体文化转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乡村教师的自我提升

世俗生活的诱惑、规章制度的压制以及他者的规约，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乡村教师群体的文化转型。期待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完善，无异于向这个世界摇尾乞怜，或许仍旧难以得到应有的或者足够的慰藉。教师们所能做的与其是苦苦等待，倒不如在等待的同时提升自身修养，以一种自我救赎的形式完成文化转型。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在论述“人发生转变的先决条件”时，坚信如果认识到自身存在问题，找出了相关病因，并认识到这种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为了战胜这一问题，必须树立起一定的行为规范，必须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实践。我们相信乡村师者会意识到问题并分析病因甚至有能力做出改变，他们之所以没有实践，或许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抉择。所以，乡村教师有必要尝试通过自我提升来回应他们所遭遇的困境、挑战与磨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

首先，克服个人追求中的“物化”倾向，确立高尚、道德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大潮席卷之下，国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陷入狂热的状态，主体性的张扬被异化为器物性的迷恋，从“重义轻利”，甚至出现“重利轻义”的倾向。到“义利并举”

乡村教师不排斥对优越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个人

欲望的表达，也不能丢弃传统的谦和、勤俭，更。否则，自我意不能放任生活追求的过度“物化”

识在无休止的欲望中逐渐迷失，被工具理性慢慢吞噬；本欲追求更高的自主，却被这一过程中所衍生的“物化”产品所奴役，在不知不觉中戴上了亲手为自己所制造的镣铐，原本高唱赞歌的征服者逐渐沦为“被征服者”的附庸，人所自诩的主体性光芒也将不复闪耀。当代乡村教师需要有重建自身教学生活的勇气，提升个人修养，完善个人价值体系，并提高教师群体的时代品位。或许，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个人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因而向世俗屈服、退缩；即使少有的一些人在苦苦坚守，却被世人看作当代的堂·吉诃德，被讥讽为不谙世事的傻子。但是，

（二）文化转型的挑战

如果说近年来的城镇化运动带来了乡村教育生活的改观，那么，当下城镇化大潮势必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动摇。人们有理由担心乡村教师因处于乡村蜕变与城镇化进程之间而引发的内心冲突，甚至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的偏离等问题。群体的文化转型并非沿着理想主义的模式演进，它可能走向更加世俗甚至危险的路径。以往的乡村教师可能需要遵循集体主义、客观主义和利他主义等规训，如今则可以有一定的个性张扬，可以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甚至出现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城镇化并不总是伴随着优美的事物，其中要面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判断，还有生活多元化、不确定性、反中心、反正统、世俗化等文化势力对乡村教师造成的巨大影响。

乡村教师深涉城镇化潮流之中，新与旧、中与西等视域转换所带来的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也在所难免，这一冲击带来群体外在生活与内心世界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它不单单体现于教师经济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还需要体现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智慧的提升。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新理念快速渗入教学“场域”的同时，也必将提升对乡村教师教学管理、教育技术、教学质量的要求。或许主管部门、学校管理者等“他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教师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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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

我们应该坚信并承认，高尚的选择终究会赢得内

：“君子不器。”心的安宁与世人的敬重。孔子曾说

我们或许可以将之演绎为乡村教师如欲向往“为

，则不应被下位的、世俗的“器学而成德之士”

物”所束缚，超脱对器物形态的狂热，走向更高

层次的精神追求。

其次，打破自我定位中的“固化”现象，树立积极、自信的时代形象。乡村教师的这种固化包含三种类型：玩世不恭的犬儒定位，否定自我的自卑情节和以启蒙者自居的傲世心态。对于犬儒定位的人来说，他们曾经普遍怀有激情、理想，但因屡屡碰壁而过早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也只能以荒谬、冷漠的行为对待之。这些人尽管将事物的“价钱”看得一清二楚，却忘记了它们的价值所在，恰如别人所评价的，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为人师者必须改变这种定位，揭下玩世不恭的面具，重新点燃生活的理想和激情。谈及自卑情结，阿德勒在《生活的科学》中总结道，自卑的人最爱说假如我如何如何，我就会怎，“对待他们的办法是鼓励，而绝不是打击，么样

必须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困难，有能力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对待自卑感的唯一办［9］

法”。还一种就是警惕以启蒙者自居的心态。为人师者可以起到启蒙的作用，但这一现实是在生活、教学中通过师生互动等形式达成的，绝非全部归功于教师；怀有明道、淑世的情怀自然无可厚非，但这不代表自己的教化行为是科学的、合理的，更不能视之为预言、真理，仍需留有足够的、可供探讨的空间甚至容纳他人的评判。简而，“不卑言之，乡村教师是一个积极、自信的群体

不亢”才是其绝佳的写照。

最后，关怀他者并悦纳自我。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不能被动地依赖师德规范的修正、法律条文的牵引甚至苛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它应在教师自主、自觉并关怀他者与悦纳自我中实现。关怀学生是乡村教师的职责所在，也是该群体的现实写照。尽管当代教师面临重重的道德危机、信任危机，但这多是以个案的消极影响、个人的僭越或触碰社会底线而呈现的，不能全盘否定乡村教师对他者的关怀。因为关怀他者乃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与荒芜，必将危及所有人的生存。如果说教师关怀他者是社

会化的结果，那么悦纳自我则是其自然权利和生命的旨归，因为我们都是弗罗姆所说的“为己的。弗罗姆说：“人有一种幻觉，就是认为他的人”

一切行动都要有助于本身的利益，于是他的作为便接受了这种幻觉的支配，尽管他除了真正自我的利益外，对其他一切事物也都付出了力量……

［10］”他为自己，也为其他的一切事物。所以，乡村

教师除了承担教学责任之外，还有改善自我生存

，“你状态的责任。正如科恩（N.C.KOH）所说

要成为你所能够并且应该成为的样子，不过你得自己想这样，有本领做出正确的生活选择，并为

［11］”了实现这一选择而付出最大努力。或许我们的教师还要学习克尔凯郭尔（SorenAabyekierkeg-aard）那份欣赏自我的态度，他说：“你知道，我

很喜欢自言自语；我发现，在我的相识者中间，”最有意思的人就是我自己。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乡村教化的百年嬗变研究”（项目编号：11BH03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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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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