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的国史研究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 目： 明代学者的国史研究 专 业： 历 史 学

姓 名： 段 卫 朋 指导老师： 侯 虎 虎 职 称： 副 教 授 答辩日期： 二〇一一年五月廿九日

明代学者的国史研究

摘要：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其史学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国史（或称当代史、本朝史）的编撰。明代由于《明实录》的记载失实，史官职能的废失与修史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学者们个人因素等的影响，刺激了明代学者编撰当代史的热情。在明代学者们的努力下，明代的国史编撰成果十分显著，也为历朝所不及。明代学者国史的编撰，不仅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而且对后世修史，尤其是清修《明史》有着极其重要

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学者；国史；明实录

The Research of Ming DynastyScholar’s of National History

Abstract: There are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history is the emphasis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history (or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dynasty) in preparatio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false records, historian and repair funct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ste system failure is not perfect, and scholars such as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factors to stimulat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scholar's passion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compiled results of national history is very significant, but also the reach dynasties. Ming scholars, national history compiled, not onl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repair history of the later, especially Kiyonaga \"Ming Shi\"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cholars; national history; Ming Dynasty

“国史”一词，谢贵安在《明实录研究》一书中说“国史的概念有两种，一是指本朝的历史；另一种是指一国之正史，是最具权威性的记载当朝历史的史著”。[1]p13本文所讲的“国史”是指明人所撰修的包括官修、私修在内的当代史史著。明人对当代史的重视是历朝所不及的，当代史著之丰，也是历史罕见的。

一、明代学者撰修国史的原因

纵观明代学者对当代史的编撰，经历了发生、勃兴、繁荣这样的发展过程。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但不得不承认，明代学者的当代史著作丰富，为前代历朝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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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小树先生统计，在《明史· 艺文志》所载录的各类明人史部著作中，当代史占据了极大的比例。如正史类110部著作中，当代史著69部，占62.7%；杂史类217部，当代史201部，占92.3%；职官类93部则全部为当代史著作，占100%；传记类144部中，专记明代人物的史著有56部，其余的中有涉及明代人物。[2]数量如此之多的当代史著的编撰，使明代的传统史学在当代史事记载上显得较为详备。明代学者热衷于当代史的编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明实录》记载的失实

中国的实录制度始于南朝，至唐代成为延续不变的制度。名为“实录”，自然应以据实记录为原则，这是中国史学十分可贵的优良传统。但到了明代，由于上层统治阶层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使得有明一代《实录》出现了严重的失实现象。《明实录》的失实现象，从《太祖实录》到《熹宗实录》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其中失实最为严重的主要发生在《太祖实录》、《英宗实录》、《孝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不为建文帝撰修实录。《太祖实录》曾历经三修，故失实最严重，主要表现在为朱元璋讳饰和朱棣讳饰两方面。《英宗实录》中对代宗景帝大加诋毁，把景泰之事系于“废帝郕戾王附录”之下。《孝宗实录》的失实主要是在于它的总裁官对与自己有仇隙的大臣进行随意诬饰。而《光宗实录》则是明代党派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以上所列仅是《明实录》记载失实中的冰山一角，仍有许多现象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明代被作为国史看待的《明实录》这种失实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明人对明史的了解，也成了明代史家心中的郁结，因而明代的学者们就主动担负起了纠正失实的《实录》的历史责任，于是一些学者纷纷投身于当代史的编写工作，以求“补国史之缺”。

2、明代修史制度的不健全与史官职能的废失 我国古代历朝都十分重视历史编纂，“国亡史存”是其传统的修史原则，历代都有一整套完整的修史制度。而明代，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则成为一个特例。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这是明代修史制度的一大缺陷，而史官职能的废失也是明代修史制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明代修史制度的不健全与史官职能的废失主要表现在：

其一，史官无专职。这一现象明人陆容在其《椒园杂记》卷14中记载说“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监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3]p35可见明朝除“国初”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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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朝旧制外，此后不再设国史院，使翰林院的侍读、侍讲等官员与史官在职掌上相互混淆，没有明确的分工，实际上是取消了撰修国史的修史机构和专门人员。所以郑晓在其《今言》中说：“我朝虽设撰修、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尔”。[4]p36

其二，起居注设罢不常。据史料记载起居注制度出现在西汉时期，此后历朝都设专门的官员进行撰修起居注。但到了明代，起居注撰修出现了设罢不常的状况。明初建国时重视起居注的撰修，据载“圣祖初建国，爰重史事，设起居注。甲辰年（1364）十月，以宋濂、魏观为起居注，日侍左右，记言动。„„”。[4]p70但是起居注制度“记人主言动起居之事”，和朱元璋是专制性格是绝对不相容的。于是起居注设置没有延续多久，洪武九年（1375）即被罢去。后来在万历朝时一度被恢复，但时日不长。这种起居注设罢不常的状况，使得史官难以得到与皇帝有关的可靠资料，其结果是使得明代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诸帝实录在没有起居注的情况下修成，严重影响了实录的可靠性，成为明代史学的明显缺陷。对此明代学者王世贞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 ！„„其于左右史记言行，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4]p77

其三，《日历》撰修的废止。日历的撰修始于唐宋时期，此后一直被历朝统治者撰修不止。明初洪武六年（1372），翰林学士詹同等人奏请朱元璋编修“日历”。太祖从其所请，命詹同、宋濂为总裁官，负责撰修日历。洪武七年（1373）修成，名为《大明日历》，它的撰修为日后《太祖实录》的编撰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但明代是“日历”编撰至此而已，此后历朝再也没有编撰过“日历”。日历和起居注是历代修实录特别看重的史料，而明代起居注的设罢不常和日历的废止影响了实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修史制度的不健全与史官职能的废失是明代自开国以来整个明代史学上的一大问题。这使得明代的国史研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一些学者们主动承担起了史官们的职能去撰修国史。

3、学者个人因素：人期班马之心

自从司马迁、班固等人开创了以当代人撰写当代史的先例以后，在古代中国就形成了当世人记当代史事的传统，明代学者也不例外，人人都企图效仿班马二人名留千古。

从明人的许多当代史著述的序言中，可以发现，后出的史书往往总是指出先出史书的不足，表达撰者的不满。薛应旂说自己撰写《宪章录》的原因云：“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效纪传而断落，遂不辞衰惫，尽出旧所录者，摘什一于千百，汇为斯编，与经世者共之。”[5]p186吴瑞登《两朝宪章录》的编写，他称赞薛应旂《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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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参之列圣《宝训》、《实录》，与夫馆阁名公诸集数十种乃克就编，义例正大，书法谨严，足以为他日征信者之左券”。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然事增文省，博士家尚以《新唐书》之病病焉。甚哉！纂组之难也。”[5]p225总之大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够荣膺史任，各不相让，于是“人各操觚，家期班马”，当代史著竞相呈现。

陈建《皇明通纪自序》中载有黄佐写给陈建的一段话“昔汉中叶有司马迁《史记》，有班固《汉书》，有荀悦《汉纪》；宋中叶有李焘《长编》，皆汇载当时累朝政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朝自太祖开基，圣子神孙垂光继照，垂二百祀矣，而未有记者。子纂述是志，盖并图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8]p125由此可见历代私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是推动明代学者撰述当代史的原因之一。

关于明代学者撰修当代史除了以上原因外，还与文化出版事业的发达、思想因素等有关。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汇成了明代学者撰修国史的潮流。

二、明代学者国史撰修的成果

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质量也是不可忽视的。而明代的当代史著作成果之丰富，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地。 （一）万历朝以前的国史编撰

到了万历朝，明王朝其实已经以它恢弘的气势走完了二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二百多年里，明代的国史编撰总的来说并不是很发达，由于政府控制了当代史的撰修大权，所以表现为官修力量强、私修力量弱的这样一种畸形。 1、洪武至正德时期

明王朝成立之初，统治者十分重视修史，尤其是当代史的编撰。洪武初期，官方先后编成了《大明日历》、《皇明宝训》、《洪武圣政纪》等当代史著。此后，《日历》被废止，历朝官方修史只修《实录》和《宝训》体。这导致在万历以前的官修当代史著作中以实录的成就最大。

明代《实录》被看作是惟一的国史，因而明代特别看重实录的编撰。明代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任皇帝实录。嘉靖以前，已修成8部实录，它们是《太祖实录》257卷、《成祖实录》130卷、《仁宗实录》10卷、《宣宗实录》115卷、《英宗实录》361卷、附《景泰帝事迹》87卷、《宪宗实录》293卷、《孝宗实录》224卷、《武宗实录》197卷，共1664卷。其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它以编年的形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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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保存了具有重要历史史料价值的当代史史料。[6]p326此外，政府还修有《宝训》体的当代史著作。这些都是万历以前官修的当代史主要成果。

牢牢把握国史的修撰大权，确立国史是政府的事、私人不得越俎代庖的观念，是明代万历以前官方史学的最大特点。

明代万历以前，政府不修纪传体国史，私人更不敢染指当代史领域，只能写一些杂史。顾炎武说“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其实并非“国初人朴厚”，而是被统治的过死而已。从有关史料来看，明代有一条“自专自用”的罪状，它虽没有明确禁止民间私修国史，但私修国史同样属于“自专自用”的行为，这对于当代史的发展十分不利。而这种禁止私修国史的状况，到了弘治、正德年间，出现了改观。[4]p217这主要便现在：

其一、建文朝史的补辑。靖难以后，成祖朱棣取消了建文年号，不为建文修实录，企图以此掩盖历史真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不敢言建文君臣之事。到了弘治初年，吏部右侍郎杨守陈大胆地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言论，主张修《建文实录》，以补国史之缺。但其不久病故，使其主张未能为人所知。嘉兴人郁兖的《革朝遗忠录》是现存较早的建文史著。正德年间，人们撰作的建文朝史渐多。张芹续宋端仪《革朝遗》成《建文备遗录》，林塾复因张芹书，扩编成《拾遗书》。此外还有郑禧《革除群忠事略》、袁仁《革除编年》等。

其二、开国战争史的编写。成化以后，有人开始对明开国史感兴趣。俞洪作《平吴录》、黄标《平夏录》、陆深《平胡录》、董承叙《平汉录》，还有无名氏的《平蜀录》、《北平录》等。这些书几乎将开国时几大战争都讲到了，虽然没有发展到整体叙述开国史，但也算一大进步。

其三、编写当代名臣录风兴起。自成华十四年（1478）彭韶作《国朝名臣赞录》后，弘治年间此风甚浓。弘治十一年（1488）杨廉成《皇明名臣言行录》、《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弘治十三年，尹直成《皇明名臣言行通录》。弘治十八年，徐纮成《皇明名臣琬琰录》、《皇明名臣琬琰续录》。此外还有何乔新的《勋贤琬琰集》、谢铎的《名臣事略》、林塾的《名臣录补赞》等。 2、嘉隆时期

嘉隆时代是明代当代史撰修的一个高峰期。随着政府对私修国史控制的松弛，一些有远见的学者纷纷搜集零星的当代史资料，准备写史。而到了嘉靖中后期，他们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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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撰成了一些不同体材的明史专著，从而使当代史的编撰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撰成的当代史著作最主要的有：吴朴的《龙飞纪略》、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郑晓的《吾学编》、高岱的《鸿猷录》、雷礼的《国朝列卿纪》和《皇明大政记》、薛应旂的《宪章录》、夏浚的《皇明大纪》等。在此仅对对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和郑晓的《吾学编》作简单的介绍。 （1）陈建与《皇明资治通纪》

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人。嘉靖七年举人。陈建对于嘉靖以前的当代史编纂十分不满意，由于官修《实录》藏在禁宫之内，外人无法看到，而一些人编修的书“往往拘于义例，不能详于此而遗于彼”。鉴于这种状况他编成了《皇明启运录》，后又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编成了《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并将两书合成《皇明资治通纪》（简称《通纪》），共42卷。《通纪》是嘉靖时代的一部明史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代通史著作。

该书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在体例上并无创新之处，在史料的引用上更是有“失真”、“失实”之处，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按语上。其按语使用很多，内容十分广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探讨帝国盛衰的规律。陈建写《通纪》的目的十分明确，“祖宗时士马精强，边峰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易废弛比比也”。这样的区别“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以致之也？”到底是“世变”还是“人事之得失”导致帝国江河日下的局面？这是《通纪》所探讨的问题。

二是宣传自己的改革主张。《通纪》按语的主题思想是积极宣传其社会改革思想。在吏治上，陈建主张不拘流品、超升、久任三位一体的人才选拔制度；在军事上，主张废军卫，行寓兵于农之制，加强边防抵御蒙古人的入侵；在财政上，主张改革宗禄制度。

三是臧否本朝人物。当时有人告发《通纪》的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以一人闻见，臧否时贤”。陈建敢于对本朝人物用自己的标准进行评判，这确实是《通纪》的一大优点。

《通纪》的诞生，是明代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现填补了明代通史撰写的空白，同时打破了禁区，开创了一股撰修当代史的风气。[4]p226 （2）郑晓与《吾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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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1499~1566），字窒甫，号淡泉，浙江人。其作品较多，有《今言》、《古言》、《吾学编》、《吾学编余》《国朝制书》等。其中《吾学编》是第一部纪传体明史著作，以“文章简质，颇近陈寿”著称。

《吾学编》共69卷，14篇，包括《皇明大政记》、《建文逊国记》、《皇明同姓诸王表、传》、《皇明异姓诸侯表、传》、《皇明直文渊阁诸臣表述》、《皇明两京典铨尚书表》、《皇明名臣记》、《建文逊国臣记》、《皇明天文述》、《皇明地理述》、《皇明三礼述》、《皇明百官表述》、《皇明四夷考》、《皇明北虏传》。

（2） 《吾学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仿《史记》而作的综合体明史著作，故邓元锡称之为“明史记”。《吾学编》的出现，开启了明人的综合体明史撰写风，也开启了明人复兴司马迁史学精神的先河。晚明的学者们撰写当代史，谁也无法绕过《吾学编》，他们总要参考此书，可见其对当代史撰写的影响之大。[5]p167 (二)万历朝官修本朝史及其以后的国史撰修

万历至崇祯朝的七十年左右，时间不长，但在史学上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越了此前的二百多年，是明人当代史编撰的繁荣期。 1、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活动

所谓官修本朝正史，指的是由政府组织纂修本朝纪传体史书的活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富有修史传统的国家，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修史，明朝自然也不例外。自建国起明朝就有官修本朝史的活动，为了修史还沿袭前代制度设有专门的史官之职。除了官修之外，还有私人修本朝史活动。但是万历朝官修纪传体本朝史却是近三百年来唯一的一次撰修国史活动。

这次修史活动的发起者是陈于陛。万历二十一年（1593），礼部尚书陈于陛上奏疏《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请求由政府出面，纂辑本朝正史。在这篇长达3000余字的奏疏中，陈于陛对撰修“国史”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构想，如修史取材原则，当以实录为主，兼采野史家乘；修史顺序，先修志，次修纪、表、传；修史的时间断限，上迄开国，下至隆庆；体例主张仿正史例，增订《训录类编》等。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神宗命首辅王锡爵、张位等人为总裁官；以陈于陛、沈一贯、冯琦、刘虞夔四人为副总裁官；以余继登、焦竑、董其昌等19人为纂修官，开始了明史上有名的撰修本朝史的活动。

此次修史先后有不下50人被任命为总裁、副总裁和纂修，不少人为修史出谋划策，表现出了学者们对修本朝正史的极大热情。但这看似有着美好前景的修史活动，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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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被停止。究其原因，据史书记载，表面上是由于存书的地方失火，迫使停止修史活动，但从根本上看，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好的修史领导班子。这次修史都有高级官员兼任，没有专职的领导，同时领导者本身并不是史学工作者，起初就对修史工作极度的不热心，致使其敷衍了事。而真正关心修史的学者陈于陛在开局修史后不久就病故，致使整个工作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总之，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明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撰修本朝正史活动被迫半途而废。

陈于陛主持的这次修史活动从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正史开馆到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因故停止，前后不到三年。尽管只有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先后受命修史的史官们仍然为后人留下了一批有价值史著。直至今天，至少还有九种史学作品流传于世。主要有：焦竑撰《国史经籍志》、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史继偕撰《皇明兵制考》、吴道南撰《国史河渠志》、叶向高撰《四夷志》、杨继礼撰《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撰《七太子传》、《庙祔十五王传》和《汉庶人传》。

焦竑撰的《国史经籍志》共五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目录书。该书是焦竑在参与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时所撰，此书最大的优点就是著录历代典籍，重视分类。全书采用了三级分类法，第一类为大类，大类下为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子目。其中大类共五个，包括制书、经、史、子、集类。制书之下为御制等四类；经类下为易、诗、书等十一小类；史类下为正史、编年、杂史等十五小类；子类下为儒家、道家等十六小类；集类下为制诏、表奏等六小类。本书小类下的子目，并非全设，而是根据需要才设置。本书在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对后人了解明人著作，尤有帮助。但对前代典籍之著录，多抄自有关目录书，难免失误。[7]p42

而焦竑的另一部作品《国朝献征录》则是一部明代人物传记资料的汇编。此书所载为明初至嘉靖时的名人。其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其无官者，则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分目载之。凡所载神道碑、墓志铭均注明作者，但所载野史、杂文资料多未注明出处者。本书搜集极广，保存了丰富的明人传记资料，可用来校正实录和《明史》。[7]p47 2、万历以后的国史撰修

万历以后在官修正史的失败，明列朝实录的广泛传布，经世思潮的高涨等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当代史的撰修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尤其是私人修史纷纷代庖，私修当代史再度强盛。

万历以后史家编撰的当代史著，其数量之多，很难去统计其精确的数字。钱茂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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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根据其掌握的材料统计结果显示：综合体有《昭代明良录》、《名山藏》、《皇明副书》等8部。编年史有《皇明大政纂要》、《明政统宗》、《国史纪闻》等15部。续补、重订《通纪》的编年史有《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皇明十六朝广汇纪》等23部。名臣录类书有《今献备遗》、《皇明名臣备考录》、《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等26部。建文朝史有《建文朝野汇编》等13部边疆及域外史地类有《万历武功录》、《皇明象胥录》等53部。此外还有许多作品由于历史久远早已散逸难以统计。由此可见明代在万历以后当代史著数量之惊人，明人当代史的编撰也进入其繁荣时期。[9]

万历以后当代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童时明的《昭代明良录》、吴士奇的《皇明副书》、何乔远的《名山藏》、朱国祯的《皇明史概》、尹守衡的《皇明史窃》等几部著作。

童时明的《昭代明良录》是一部“体祖龙门，法宗庐陵”的纪传体明史著作。凡本纪十二，世家五十三，列传四百多。全书约四十万字，二十册。该书有别于一般的明史著作。它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明史，而是为了阐述他的“明良”思想。所谓的明良，明指君主之明，良是指大臣之良。换言之，是歌颂贤明的君主与优秀的名臣。《昭代明良录》略君详臣，偏举明良。全书20卷，君只有4卷，而臣则有16卷。列传一律是类传，有开国名臣、靖难名臣等13类传。论赞仿司马迁风格，“或论其轶事，或于言外标揭风神”。除自己的话外，还引用70多位史家几百条的论赞。《昭代明良录》没有参考过实录，它的主要依据是明代前期各种名臣录、私史写成的。总之，这部书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当是不成问题的。[5]p270

吴士奇的《皇明副书》是一部纪传体明史著作，以其备正史裁择，故曰《副书》。全书共100卷，在体例上，仿《汉书》多些，分本纪、表、志、列传四部分。表有《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阁臣表》、《铨尚书表》、《科选表》、《逊国忠臣表》六个。损益《吾学编》与《兾山堂别集》而来。志有庶征、效庙、文庙、方域、边防等十志。列传有合传、类传。《副书》参考野史与实际调查资料而成，在明代后期实录广泛传播的时候，吴士奇却没有参考过实录，这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5]p373

由于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做过多的陈述。

三、明代国史撰修的影响

有明一代前后二百七十余年，修撰史著无数，其中明代学者尤重当代史的编撰，成就为历朝所不及。我们应该看到明代学者国史的修撰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人修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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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国史的撰修为后人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囊括所有史事，写史者总是选取重大事件、重要制度变革、重要人物加以记述，因史家个人选取的角度不同，每一部史书都有其特定的史料价值。明代虽然没能修成一部纪传体国史，但在明代确将历朝的《实录》作为唯一的国史看待，因此特别重视实录的撰修，在明代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保存史料方面。

《明实录》是根据明代档案、公文、邸报等一次文献及《起居注》、《六曹章奏》等二次文献修撰而成，虽然以“政治鉴戒”为主题，以政治史实为主要内容，但它任然以军事、经济、教育、科技、医药、灾异等各个方面的史料作为它的外围圈层，从而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明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是由于它的包罗宏富，史料广泛，几乎所有关于明朝历史的正规史料及史书，都来源于《明实录》。正如张舜徽先生指出：“（明清实录）是记录最高统治者历史形象的最原始资料。”（张舜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第6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不管是明人所修的明史著作，还是后人所修纂的明史史籍，都是从《明实录》这一明代史料的渊源中采择挹取的。例如明人孙承泽《春秋梦余录》是一部有关明代文化史的笔记性史书，其卷三二所载的陈于陛有关请修明代正史的奏疏，就是取之于《神宗实录》卷七六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乙卯”条。《国榷》和《罪惟录》中大量的史实也取自《明实录》。由此可见，明代实录对于明代历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1]p433此外，明代学者还撰修了大量的当代史著，这些史书从不同角度记载了明代历史，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

明代学者的国史撰修还对后世修史，尤其是对清代《明史》的编修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清朝在建国初就着手修《明史》，令各地进献相关的史料，因此许多明人当代史著成果被送入明史馆中，成为其修史的资料。当然，明代唯一一次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所取得的部分成果也被献进了明史馆，其成果对清修《明史》有着重要影响。

焦竑所撰的《国史经籍志》作为万历朝官修本朝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它对后世修史有着重要影响。在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明史馆中据王鸿绪所呈310卷《明史稿》改写成《明史》时，金门诏任纂修官。这时，他认为焦竑所撰写的《国史经籍志》信而可征（因为其所载皆明代之所见存），于是据之撰写“艺文志”，增其所未备，并更定了叙录。不过，金门诏撰写的这个“艺文志”最终没有收入乾隆四年出版的《明史》之中。焦竑撰写的《国史经籍志》除了对金门诏所撰的“艺文志”产生了影响外，还对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所撰的《元史·艺文志》产生了影响。钱大昕在撰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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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艺文志》时，采择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国史经籍志》。他说：“予补撰《元史·艺文志》，所见元、明诸家文集、小说，无虑数百种，而焦氏《经籍志》、黄氏《千倾堂目录》、陆氏《续经籍志》、朱氏《经义考》采获颇多。”[7]p219

清高宗敕修的《续通志·校雠略》也直接吸纳了《国史经籍志·纠谬》的成果。《续通志·校雠略》的撰写方法是依据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等，“参以先儒之论说而折衷之”。这里所说的“先儒”主要有马端临、焦竑等人，而以引用焦竑之说为最多。《纠谬》的内容几乎全部被《续通志·校雠略》援引。可以说《续通志·校雠略》校雠汉、隋、唐、宋四朝之经籍志、艺文志，是以焦竑《纠谬》为主体内容的。[10]

除了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外，朱国祚的《孝宗大纪》也曾被清修《明史》时所参考引用；史继偕的《皇明兵志考》，曾被后世许多史书直接或间接抄袭和引用；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至少曾被《国榷》《明书》《明史》等书抄袭或参考。总之明代学者的国史编撰对后世修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结束语

明代学者编修国史的动因，不外乎上文提及的几点；《明实录》的记载失实，修史机构的不健全及史官职能废失，学者人期班马之心等因素。这刺激了学者的撰修国史的热情，故其当代史著作颇多，其特点可归纳如下几点：

一是取材上以实录为体，兼采群书。《明实录》的传播于世是明代一朝所特有的现象，明代的学者们在撰修当代史的时候取材便大多以实录为主，同时兼采众家之书，这成为明代史家较为统一的看法。如朱国祯作《皇明史概》，是严格遵循以实录为体，参考群书的原则。而谈迁前后两次修《国榷》，也是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的。

二是体例上有所创新。我国传统史学的体例到了宋代基本已都有了，但史体的革新仍然受到人们的注意。明代史家撰史，早期多为“纲鉴”、“宝训”等，此后又多为仿体，但在局部任然有所创新。如雷礼的《列卿表》就是糅职官年表与人物行实于一体。全书以职官为经，以年表与行实为纬，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年表不用表谱体，是此书的一大特点。将年表与行实结合起来写明史，是雷礼在体例上的一大贡献。朱国祯的《皇明史概》吸收了宝训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形成了一种由“记”和“传”两大快构成的新史体。何乔远的《名山藏》的记载对象的范围和叙事顺序的安排虽不出纪传体，但它不诚纪、传、表、志，而一律称“记”。这种以“记”为单位的新史体，我们称之为分类体。

三是资治意识较浓。一般来说，当代史著作，尤其是草创时期、危机时期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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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著作，必然和时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看明代的当代史编撰，无论是洪武初创时期，还是正统以后的危机时期，尤其万历以后走向灭亡时期的当代史著作，它们都有很浓的资治思想，这是由史学研究的时代性所决定的。如洪武朝的《皇明宝训》、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朱国祯的《皇明史概》等都是草创时期或危机时期所产生的当代史著作，其具有浓厚的资治思想。 参考文献

[1]谢贵安.明实录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2]李小树.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言[J].北京社会生活，1999（1）. [3]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M].人民出版社,2005.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M].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6]李小林.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 [7].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M].南开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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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开军.《焦竑<国史经籍志>的传播及影响》[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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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辞

本论文是在侯虎虎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感谢侯老师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搜集、论文写作以及论文修改等方面给予我细心的指引和教导，使我对明代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最终完成毕业论文。导师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以及创新的工作精神，令我终身受益，是我毕生学习的典范，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侯虎虎老师以及大学四年里众多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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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11，13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