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翻译史概述

华夏历来就是个泱泱大国，而其中的历史文化更是渊源漫长。当然，我国翻译史也不例外，灿烂的翻译史深深根植于中华的传统文化---这一浩瀚的沃野。

我们今天的重点便是中国古代翻译史，谈起中国古代的翻译史，就免不了要说这四大阶段，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一段历史的洪流。

早在《礼记·王制》一书中便记载着古代翻译官官职，“象胥”、“寄”、“狄鞮”、“译”皆是翻译语言工作者的称谓。早期可不同当代，那段时期算是口译时期，直到佛经翻译时期的草创期，绝大多数依旧无写本，采取口授，翻译人员以外籍或是华裔僧人为主。

虽然佛经翻译处在草创期，可佛经翻译却带来了我国第一次翻译热。正是如此，翻译逐步兴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便是东汉时期的安世高，安世高此人偏好直译，后人评价：“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此外，他高产译经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多数已经遗失，颇为可惜。

时光悠悠，恍然之间佛经翻译便得着发展，而此间又出现一人物，世人皆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其中一支，名为支谦。支谦本人，突破了早期僧人所偏好的直译，而是追求文质。他所作的《法句经序》是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倾向于质”的维祇难一干众人的建议下“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使得支谦发出了“名物不同，传实不易”的感叹。

与支谦处在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人，他名道安，道安此人与支谦的翻译追求截然相反，他好直译，偏于质，但也为我国翻译史书留下了浓厚的笔墨，他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观点。这一观点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使得钱钟书先生将其誉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

何为“五失本”，何为“三不易”。

其中“五失本”指的是：经文乃是外文，原语和目的语的语法语序皆大为不同，容易将原语改的面目全非，此乃一失本；经文自身颇为质朴，将质朴的原文译的有华彩，易失经文的原有面目，此为二失本；经文中有反复论述，译过来难免将其删删减减，易失其重要之处，此为三失本；义说与前者类似，就是经文概括总结会有重复之处，译来难免有累赘的嫌疑，亦会将其删简而去，此为四失本；

前话重提，亦会删去，此为五失本。

而“三不易”便是：因处在的时代不同，将古文改成适合今人所看的言语，此为一不易；古代圣贤之人的言语看似简简单单，却掩藏着深奥的大义，此为二不易；芸芸众生之中，平凡人占多数，让平凡人来传译经文，此为三不易。后人彦琮，追随道安的步伐，倾向直译，完善“五失本、三不易”后，在《辩证论》提出“八备”说，其“八备”主要讲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两方面。

时光兜兜转转，佛经翻译来到了“满月”之际，在圣堂迎来了他的繁华，也迎来了他的重要知己--玄奘。玄奘此人，将经文翻译领到了跨时代的纪元。后人将鸠摩罗什之前的译文称为“古译”，而玄奘之后的称为“新译”，从此处可窥见一斑。

玄奘曾提出过“五不翻”，即神秘语不翻，多义词不翻，中国没有的词不翻，通行已久的音译不翻，在宣扬佛教的场合不翻。神秘语不翻，例如“般若”，若译为“智慧”，则显得浅显不少，故此不翻；多义词不翻，是因为多义词中的含义往往有多层的深意，故此不翻；中国没有的词不翻，现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词，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如“可口可乐”、“咖啡”、“尼龙”等词，通行已久的音译不翻，因为这已经成了惯例，故此不翻；在宣扬佛教的场合不翻，是因为可以不让经文显得浅显，故此不翻。

玄奘在“五不翻”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的十一种分工，分别是译主、证译、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使得译文不仅有高深的内涵，还有溢于言表的华彩和朗朗上口。

佛经翻译盛世于唐朝，趋于式微于北宋时代。

但在北宋时期，也有著名的佛经翻译学者，那便是赞宁，世人称“律虎”。在他眼中，佛经翻译便是“有缘则遇，无道则违，折中适时。”在翻译经文时，他采取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在“质”和“文”中找到了平衡点。此外，他提出“六例”：译字译音、胡语梵言、重译从西域译来的经文，直译印度的佛经、注意原语的雅俗，即粗言细语、注意译文的雅俗，即华言雅俗。

佛经翻译的落幕，迎来了与传教和学术相关的翻译的开场，至始我国到了第二次翻译的高潮，即在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有罗明坚、利类思、利玛窦、罗雅各等人。中国受其启发的翻译家也不少，像徐光启、李之

藻、杨廷筠等人，为我国的翻译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