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丽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纪丽，1987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纪丽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28）
摘要：余华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余华的小说创作以暴力、血腥和死亡为主题，通过对人性恶与荒诞世界的描绘来展示和诉说痛苦。而到了9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则更多地展现了人性悲剧的元素，强调必须直面生存困境，讴歌了在苦难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悲悯力量。从对苦难的颠覆到对苦难的救赎，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小说主题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和苦难的展示却一直是他的小说创作中不变的主线。
关键词：余华小说；主题演变；暴力快感；苦难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21)01-0098-06
回首余华的小说作品，基本上能看出前期以呈现暴力为核心、后期将烘托苦难当作核心的主题演变趋势。20世纪80年代，余华在先锋精神的引领下，用“零度叙事”的写作方法，写出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继而又写出《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一九八六年》等多篇作品。余华在其早期的作品中通过对罪恶、暴力等代表性内容的表述，充分地展现了人性的罪恶、展现了人类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创作从先锋角度开始过渡到民间角度，进入了后期创作时期。后期作品中令人不寒而栗、无处不在的暴力慢慢地消失，出现的则是数不尽的痛苦与折磨：通过对人生中各种问题和磨难的表述，叙说着活着的艰难。后期的典型作品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其前、后期的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却有一个主题贯穿始终，那就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体验、对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展示。
一、先锋时期的暴力主题
余华前期小说中的“苦难”场景基本上都属于描述人性恶的领域，此类罪恶涵盖了暴力、血腥等阴暗面。这个时期的余华，执迷于对暴力、血腥等冷酷甚至残忍场景的叙述，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小说主题话语为“暴力”“死亡”“荒诞”“宿命”“偶然性”等。
（一）暴力——人性本能之恶
从余华前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人性恶是导致所有暴力、血腥与杀戮的最终原因。也就是说，人性恶是造成苦难的核心要素，苦难也使人性恶彰显得十分充分。《现实一种》中梦魇似的彼此折磨，《河边的错误》里疯子在河边不断造成的惨剧，《死亡叙述》中卡车司机被村民活活地用镰刀和锄头肢解，《世事如烟》中祖孙乱伦、父亲卖女求生、九十岁的算命先生通过诱骗小女孩企图延长自己的阳寿等等描写，都是人性恶的具体展示。余华借由这些展示来告诉
读者，在这个貌似完美的世界当中、在这个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当中，人依然活在他本能的恶里。
余华曾说：“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1］162在初期的典型作品《现实一种》中，余华将暴力的表达推向了巅峰。小说中，主人公之一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以虐待还在摇篮里的堂弟为乐，最后无意间将堂弟摔死。这里，一个尚不具有理性的四岁小孩代表了纯粹的本能暴力。由此为起因，兄弟两家步入了循环复仇之路。这一过程充满了本能的愤怒与复仇的冲动，不过山岗杀死弟弟山峰又有着冷静的理性策划。这里，兄弟俩代表的是本能和理性参半的暴力。小说最后，山峰的妻子将被枪决的山岗的尸体送给医生们，医生们则一边谈笑风生一边轻松并残忍地将山岗的尸体肢解了。这里，法律和医生代表的是纯理性的暴力。这些暴力描写，可以看作是余华把隐藏在人类心底深处的攻击欲望现实化了，并由此来说明文化价值上的虚假性。
（二）血淋淋的屠宰场
20世纪80年代的余华也许是一个十分热衷于讲述死亡的作家，死亡事件几乎遍布于余华的小说中。对于死亡，余华基本不会用过多的、富含感情的辞藻去表述，而是用冷静、简洁的语气去表达，平静地向读者展示人在生理上趋向灭亡的经过。这种细腻、准确的描述，令读者仿佛感觉不是在阅读一篇故事，而是亲历其中。这种死亡叙述也成就了余华独特的叙事策略——零度叙事。余华的小说因此便具有了浓重的血腥味，这种血腥味也与其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暴力、本能、混乱相一致。可以说余华的小说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血淋淋的屠宰场。
《古典爱情》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历史时空，描绘了一个名为柳生的古代文人所经历的吃人年代的画面。在饥荒年代，活人被当作牲畜一样划价宰杀、现杀现卖，并应运生出所谓“菜人市场”。主人公柳生目睹了母女二人被丈夫贩卖并被屠宰的场景：“柳生看着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听得‘咔嚓’一声，骨头被砍断了，一股血四溅开来，溅得店主一脸都是。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头来看个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目瞪口呆。”［2］84第一次看到如此场景的柳生被吓得魂不附体。在埋葬心爱之人惠小姐时，他则看到：“斧子乱剁一阵的痕迹留在这里，如同乱砍之后的树桩。断腿处的皮肉七零八落地互相牵挂在一起，一片稀烂……被刀捅过的创口皮肉四翻，里面依旧通红，恰似一朵盛开的桃花。”［2］91
诸如此类的血腥气息和感官化的施暴享受，在余华前期小说中可以说几乎随处可见：《世事如烟》中接生婆的尸体腐烂得五官不清、《难逃劫数》中露珠用硝酸毁坏丈夫的面容、《死亡叙述》中司机在乱刀下慢慢死去、《一九八六年》中疯子在幻觉中麻木地自残……这种对于血腥场面与身体毁灭的纯物理性描写，也许只有学过医学的余华才能做到。
（三）回旋在无望的宿命之下
余华曾说：“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秘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1］169从写作《现实一种》之后，余华开始由对暴力与血腥的叙述走入对命运之无常的探索。在《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一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到，人如同命运之神手中牵动的木偶，不管如何挣扎，终于难逃劫数。在余华的小说里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主宰着人的命运，命运早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命中注定》里，30年前的陈雷还是一个孩子时，和好朋友刘东升闯入一座神秘的旧宅，听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声音在喊救命，而30年后，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土财主”的陈雷则在这所神秘的旧宅里被人用铁榔头砸死；30年前，陈雷的父母害怕他烧掉房子然后死掉，把他锁在屋外面，30年后，他则因为那个点火的打火机而死掉。30年前流露出来的性格、陈雷的死、这些种种诡异的偶然，作者想向读者传达的就是——人生历程中注定充满了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这些偶然是命中注定的。
《世事如烟》中，算命先生无疑就是命运的象征，他似乎能够预知每个人的命运，并替来求助于他的人驱凶避祸，但没有谁因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被算命先生逐个带入更恐怖而不可知的命运里。死亡、乱伦与吃人吸血等种种恐怖与罪恶，充斥着这个世界。
在《难逃劫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逃脱的宿命，但这些宿命有的却是本人不能自制的欲望带来的。俊男东山在原始的、丑陋的欲望驱使下与丑女露珠结合，然而由于他们的夫妻关系缺乏爱情等基础，露珠出于对东山畸形的占有欲，遂用硝酸毁掉了东山的面容，企图以此留住丈夫，结果却被东山活活打死。这对疯人一样的夫妻，其缘分，源于欲望又终于欲望，轮回在宿命之中，人性在这里也没有得到救赎。
（四）荒诞与荒谬的世界
在余华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反的世界；对于常识和理性的反叛，可以说是余华小说的又一大主题。生活真正的样子从来都是文学家探究的真相，而在余华眼中，生活的真相就是井然的秩序和合理的规则装扮下的非理性、荒诞和反常识。于是余华便在他笔下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中，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境遇中显示人类生存的荒诞性。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主人公“我”第一次外出去接触现实世界，结果发现的却是一个极为荒谬不堪的世界。“我”努力帮司机捡拾苹果，而司机却在一旁不仅袖手旁观，还给予嘲笑，最后还抢走了“我”的小红背包。《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彪形大汉把“我”随便地拉去认一个陌生的人为朋友，后来则请求“我”不仅为他买花圈，还要为他守灵，更过分的则是为死者做儿子。《死亡叙述》讲述了生活中的悖论：某个人首次开车，撞死一个孩子后逃离现场，不过只是受到内心的自我责罚，并未获得任何形式的惩处；第二次撞死另一个孩子后，他主动承担责任，却被孩子的家人砍死。《河边的错误》中，疯子不断杀人却一直逍遥法外，后来作为警察的马哲杀死凶手疯子却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了免于惩处，他唯有装疯卖傻，最后却真的精神失常了。这些故事都昭示了人类生活常识的荒谬及生活本质的非理性和荒诞。
二、细雨中温情的曙光
1991年，余华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小说表达的主题依然是令人恐惧的非理性的世界。不过相似的主题，余华却采用了新的表达方式，并赋之以新的意义。在这之前，人性恶是余华笔触关照的重点，关注的是无序、荒谬和不真实的世界。然而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更留意的却是人性的不足与缺陷，这种人性的不足与缺陷主要体现为卑劣无耻。人性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在小说中也都有着具体的、淋漓尽致的描述。此外，这部小说中还呈现出一个新的主题——体验苦难。
祖父孙有元凭借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在动乱与死亡的磨难中活了下来。但这坚强高尚的品质却并没有遗传给儿子，晚年的他为了生存，苟且度日，忍受着道德沦丧的儿子带来的侮辱。孙子孙光林的成长历程同样孤独和凄凉，童年家庭生活中的恐惧和不安、青春期成长过程中的焦虑与惶恐都构成了其成长中的苦难。在这样的成长中，他只能孤独而顽强地寻找存活的力量。不同于余华之前作品中的人物的是，这里的人物虽然同样经历苦难，但是在苦难的间隙中，他们也获得了精神之光。小小的孙光林在不堪的现实生活中有着对生活向上、向善的期待，也有着与祖父、养父之间的温存的回忆，他眷恋这人间温情。读者则在体验到悲剧的快感的同时，心中的怜悯也被默默唤起。
从这里开始，余华渐渐地产生了对人性的悲悯之心，在小说里也开始散发出一种温情的力量。人性之恶不再是苦难的唯一体现，余华把视角更多地放在了苦难面前人的艰辛与苦涩。人不再是孤立的生存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相互毁灭，而是彼此理解、彼此关爱。人性
尽管有阴暗、不足之处，却也有其珍贵的一面。没有人可以单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渴望获得温情、亲情与友谊等。
《在细雨中呼喊》可以说是余华小说创作中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对其前期小说创作的一次总结，它为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创作转型拉开了序幕，也让我们在无边的苦难深渊中看到了温情的曙光。
三、20世纪90年代的苦难与救赎主题
经过《在细雨中呼喊》的过渡后，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了最具有影响力的两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后期小说创作风格的生成与完善在这两篇小说中得以展现，其主题话语也实现了由苦难与颠覆向挫折和救赎的过渡。余华仍然沿着探索生存意义的道路前行。
（一）变与不变
暴力、死亡、宿命，这些在余华前期小说创作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话语，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仍有所展现。但转型后的余华不再是一个冷漠的叙述者，他以一种温情而平实的叙述表现出了对人物承受死亡、苦难的一种深切的同情，显示了强烈的悲悯情怀。
作品中死亡的元素仍然是存在的，但不再如从前一般带有某种游戏性质；死亡回到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目的则是要彰显生存的艰难和价值。《活着》中，福贵一家，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一个个相继死去，无论天灾人祸，都是实实在在的苦难。不过，福贵及其家人在苦难中却生出一种清澈的悲悯之心：生命尽管依旧无常，但死亡并不让人绝望，无常的生命让生者懂得珍惜并更加执着地活下去。到了《许三观卖血记》里，对死亡的描写就已经很少了。虽然书中所描写的现实的种种苦难更加深重，但余华所要表达的就是人在现实苦难和困境面前一定可以活下去。许三观便是靠一次次的卖血，帮全家在每一次的灾难中渡过难关。
作品中宿命的元素也仍旧存在，“死很容易，但活着更难”“人活着就要受苦”的悲剧论调也未产生变化。然而宿命已经并非是难以挣脱的、无助的噩梦，余华开始选择救赎之路。于是福贵最后与老牛为伴，走向黄昏；许三观最后则在饭店里悠闲地吃着炒猪肝喝着黄酒。
人性恶也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小说中一切苦难及罪恶的归结处。这种人与生俱来的残忍和暴力，从单纯身体暴力转化为了精神与情感暴力。余华放下了冷酷的手术刀，取而代之的是描述人在具体生活困境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弱点。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二）苦难——悲悯的力量
苦难是余华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但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苦难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作用。苦难不再与罪恶、暴力、杀戮、血腥等划等号，残酷的杀气和血淋淋的场景开始渐渐隐退。苦难更多地表现为一幕人生悲剧或者不得不应对的人生问题，而在各种生存困境中的人们身上则有着悲悯的力量。
《活着》上演的是一出由死亡连缀起来的生命悲剧。福贵从“富二代”沦落为败家子，命运开始出现转折。曾经有多美好，结局就有多惨烈。贤惠的家珍、善解人意的的凤霞、质朴的二喜、善良的有庆和乖巧的苦根，作者为福贵周遭的亲人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离奇、荒诞的死亡。读者与经历数次丧亲之痛的福贵也从而产生了“共情”。悲恸之余，福贵也鼓起了活下去勇气。福贵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降临中学会了坚忍，他没有撕心裂肺的叫声、没有愤怒，只有沉郁、
坚定和忍耐。小说在福贵旁白似的回忆中缓缓道来，仿佛在讲述着他人的悲伤，给整篇小说的基调增添了由时间沉淀的温馨，这也许就是对福贵苦难一生的温情关怀。
《许三观卖血记》里，苦难的元素更贴近实际生活：生存的压力、人情的冷暖、扭曲的社会……许三观就是湮没于苦难人生，并在其中奋力挣扎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为了娶妻、为了偿还方铁匠的医药费、为了度过饥荒的年代、为了请儿子的生产队长吃饭、为了给大儿子治病，他只能一次次地去卖血，以获得困境的解决办法和生存的希望。所以说《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苦难比《活着》更加真实可感。
在余华的小说里，苦难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生存境遇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在其前期小说中，和苦难共同出现的符号是极端的无奈：对生活的无奈、对宿命的无奈、对人性的无奈……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开始在余华的小说中读出了希望——对生活中苦难的拯救。无论是《活着》中福贵面对苦难时的忍耐，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对于生活困境的化解，都是这样。无疑，余华是一个持有悲剧人生观的作家，他为我们展示的生命悲剧从未落幕过，但死亡也不再是生命唯一的解脱。余华要说的是，人要活着，要去面对所有的苦难。
（三）家与父亲的重塑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和许三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从余华笔下的符号变成了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福贵和许三观身上的亮点之一体现在余华对他们“父亲”身份的塑造上。
在余华的早期小说中，父亲的形象一直是非常阴暗的，父亲的出场经常伴随着一种非理性的疯狂，这也是造成孩子生存悲剧的原因之一。如《现实一种》里的山峰和山岗、《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广才。而到了《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却看到了两个伟大的父亲形象，他们是子女最可靠的人。福贵在历尽千难万险从战场回到家乡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虽然亲人一个个离去，他却始终没有倒下。而许三观则在极度贫苦的生活之中，以出卖自己的鲜血这种极端的方式，尽到了作为父亲对于一个家庭的责任。
从福贵到许三观，“父亲”这一角色又有着一定的差别：对于福贵，余华意在表现他面对无常命运时的坚忍、对苦难毫无怨言的承受、对生活始终如一的乐观。在宿命面前，福贵只能被迫接受亲人相继死亡却无可奈何的现实，并以达观的态度活下去。许三观要做的也许更为艰难，他需要将亲人一一从困境乃至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从而维护家庭的完整。充斥在福贵生活里的主题事件是“死”，而许三观生活中的核心使命则是“生”。因此，可以说父爱在许三观身上显得更加伟大。
四、为何而变
余华的作品对死亡的叙述格外赤裸，这也使他的早期作品不免蒙上了暴力美学的色彩。不过，对于死亡这一主题的沉迷，也折射出余华对于人生的独特感悟，这也直接影响到作者后期的创作风格表现出了悲天悯人的一面。从先锋时期的暴力快感，到20世纪90年代后的苦难救赎，主题话语的演变映照出余华写作的整体转型。余华的转型，是其作为一个作家态度上的转变，同时也反映出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
（一）创作态度的转变
先锋时期的余华，笔下充斥着暴力、死亡、人性罪恶和世界的荒诞。这主要与余华在医院的童年经历、牙医生涯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作家作品的阅读经验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余华内心深处的另一部分也在逐渐成长，表现在由20世纪80年代时期对虚幻东西的探寻，转为90年代以后对现实东西的把握。他曾经说：“我觉得一个人的年龄在慢慢
增长以后，对时代的事物越来越有兴趣和越来越敏感了，而对虚幻的东西则开始慢慢丧失兴趣。年轻的时候野心勃勃，总想在一篇小说里就抓住世界的本质……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那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中一样，有屁用。”［3］
生活逐渐的安稳，使得心态也变得平和起来，余华对于现实的理解也开始趋向于单纯明朗，从对世界的仇恨转变为对生活的感激。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开始意识到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人只有在一种疲于奔命、工作中老是和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很艰难的状况下才会发出对世界的仇恨。”［3］于是，余华不再是那个愤怒的青年，重新回到了“人性善”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世界。写作取向的变迁昭示着作家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某种整合。余华放弃了前期创作中的愤怒、沉重与复杂，开始变得轻快、宽容和慈祥。作品的逐渐成熟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内在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
（二）时代精神的变迁
余华在创作上的转型是由于作家本身的内在变化，同时显然也是受到了时代大背景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理想主义、反叛等理念，到了90年代则为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休闲主义所取代，体现出时代文化精神的转换。社会发生巨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遂逐渐对先锋文学中表现荒诞、凶残、嗜血、游戏、梦幻等主题的作品失去兴趣，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普通人的具体、平凡、琐碎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理想开始逐渐远离，更多的作家开始关注物质主义和平庸的生活等理念。于是，不再有狂妄的艺术追求，不再有自我张扬，随俗、平和、浅显成为新的艺术时尚，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时代。《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就体现出余华完成了某种自我超越，由此融入了这个时代。迎合时代的文化精神，此为余华成功的核心原因。
结语
通过上述对余华小说主题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创作主题尽管不尽相同，但有一个主题则始终贯穿如一，那就是对苦难的展示。80年代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以锐利的视角与冷酷的态度，通过对罪恶、死亡、血腥的描述来凸显人类生存的困境；而90年代以后，在写作态度转变和对世界与现实重新认识与评价后，余华的小说创作转为温情而平实叙述的风格，对于苦难更多地强调了救赎和希望，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力量，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激之心。
参考文献：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余华：《河边的错误》，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3］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关于〈许三观卖血记〉及其它》，《作家》1996年第3期。
［4］余华：《余华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7］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8］余华：《世事如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9］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10］王彬彬：《余华的疯言疯语》，《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11］昌切、叶李：《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2］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13］宫佩珊：《余华的艺术转型及其困顿》，《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14］何家欢、孟繁华：《论余华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
［15］格非：《先锋文学的幸与不幸》，《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16］卢文婧、郭晓平：《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书写》，《济宁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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